关于开始写作的契机
    我以前是个银行职员，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去写小说。银行的事务比较琐碎、机械，干着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要不然写点东西吧，但是这个动力其实很微薄，自己想写就写一点。2010年，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报上的征文启事，“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第一名能获得六十万台币，合人民币大概十五万。我想着这笔钱能交房子首付了，赶紧花了二十几天写了六万字的大中篇《翅鬼》寄过去。朋友说你这像买彩票一样，结果真的中了（得了奖），拿到六十万台币。我还去台湾待了十天，上了他们的广播电台。2011年，远流出版社还为我出了单行本。我之前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突然觉得生活变得特别魔幻——没想到自己能去写小说、出书。
    在台湾待了十天之后，我回来了，继续当我的银行职员，写写汇票，整理档案。2012年，我在台北领奖时认识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一个台北文学奖，可以给作家一点资助，大概几万块钱，但是小说必须是关于台北的。那个奖像投标一样，每个人写一个标书，于是我写了一个写作方案投过去，幸运地中标了。后来我就把小说写出来了，这就是《天吾手记》。中标后我开始思考，这辈子到底要做些什么？命运给我这些启示，是不是在暗示我应该去写作？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负起写作的责任。第二天早上，我就去银行辞职了。听说我要辞职回去写小说，有同事说：“你先别着急回家写小说，你先去医院看看脑子是不是有病，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我所在的银行是个国有大银行，二十多年来从没有人辞职，我是第一个。我辞职时，整个人事处都不知道该如何办这个手续，因为从来没办过。
    银行工作对人是有消耗的，它是另一种世界观：在这个行政体系里，你要做其中一颗小螺丝钉。但写作是个人主义的事情，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国王。要像侍从一样勤劳，像国王一样思考，这就是作家干的事。你得把自己想得特别牛，在虚构的世界里你就是上帝。但在银行工作里，你只是一个特别小的螺丝钉，给别人做事，所以它对人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思维的消耗比较大，你要顾虑、平衡很多事情。在世俗的世界里，你要升职、进步，要争取成为处长、副处长、副行长、行长……我当时就是想做个抉择。
    其实当时受了村上春树很大的影响，那时很迷恋村上的书和他的处事原则，村上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有个小酒馆，后来因为写作给卖了，他说当时的心境就是别一起整两件事，想把好事儿都占了的心态，不适合写小说。我觉得大概是有道理的，人是很难成为A同时也成为B的，或者说，庸俗的人写小说总是差点意思。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俗的人，就断了一把后路，人生第一次有点鲁莽。
    关于《聋哑时代》
    《聋哑时代》其实是2011年写的，但是没有人给我出版，就一直存着。后来我把它寄到了《收获》，有个编辑叫走走就给我打电话，说写的挺有意思的，看能不能发表。当时应该有12万多字吧，《收获》的版面很紧张，后来就说能不能改成中短篇，我才把里面的《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单独改了，改了之后觉得蛮爽的，于是从2012年到2013年一下就写了十几个中短篇。
    《聋哑时代》当时是当做一部长篇小说来写的，写完之后，感觉它的结构还是有取巧的地方，因为它是按照人物一个一个出来的，像《史记》的列传……一想到那个时代，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很多人，尤其是同学。我要写的人在脑袋里都长出来了，那怎么把他们组装在一起？当时没有太细想，就先来一个序，摸一摸感觉，写完后我觉得要按照人物来做。本来写了八个人，现在发表的是七个，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物和其他人不太协调就删掉了。我作为叙述者来讲这些人的故事，相当于是我叙述别人，同时又通过别人来叙述我，是一种相对交互的方式。主要是我这个人就喜欢写人。
    其实我自己在写之前都没有强烈的感觉到，但是写的时候就清晰起来了，我对这个大背景，对所谓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的隐喻，对于个体的压制和改造，我肯定有整体的认识，然后我才能写这个，但这种认识是很杂乱的。我一边写，这些观点就一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量。
    关于《平原上的摩西》
    应该是2014年下半年，我已经休息了一阵，每天无所事事，觉得应该写点东西，就开始写。源头是讲故事的冲动吧，我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其实是从结尾讲起来的，一个青年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疤脸。当时没想好这段用在哪里，就是信手写下去，写完之后，感觉是一群人的故事，就又另起头，从庄德增开始讲起。初稿完了，发现第一部分没用了，彻底删掉。然后一点点改。这个小说另一个源头是我在北京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东北发生的罪案，我是沈阳人，我也想来写一个，跨度更大，更绕一些，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留一点虚构的记录，这是另一个源头。
    关于这个小说，我写过一篇创作谈叫《卑微的虚荣》，引一段在这里，可能能把这个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说清楚。
    《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占据了我2014年上半年几乎全部的时间，和下半年几乎一半的时间。在拿给《收获》前，我自己已写了三稿，且都变动颇大，交出去之后又改了几稿，已无法记清。核查稿子的日期，最后一稿应该是2014年11月18日，也许是第七稿或者第八稿……我本是个性急之人，有时候喝水都能呛着，写小说时是我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但是在这篇小说里，多次感觉耐心已经耗尽，好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因为吵闹而烦躁并且越陷越深。后来我改变了方式，搬到岳母家，每天早晨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到家里去写，写到离精疲力尽还差一点时，赶快收手。可惜每天回去，想起白天的工作，还是觉得不太完美。那个故事独自躺在空房间的电脑里，那里一片漆黑，门窗紧闭，那个故事充满瑕疵，满脸粉刺，唯一支撑我坚持下去的理由，可能是感觉到这段恋爱最重要的时刻还没有来临，有些值得铭记一生的话语还没有说出。我听见那空间里的心跳声，怦怦怦怦，不太规则，有些力量，就像我从小生长的这座城市，永远在脚手架和挖掘机的包围之中，但是她还活着。
    关于小说和电影
    电影对我的创作有影响，我听一首听不懂词的外国摇滚乐，也对我有影响。电影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活跃了思维，长了见识，对写作本身几乎没什么气味混淆的地方。关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点，无论现如今电影和小说的关系多么密切，或者说，很多时候很多人希望通过让这两种艺术形式共谋，从而产生某种集合他们优点的产品，这两样东西总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反的两种艺术形式。
    首先一点，载体，文学的载体是语言，文学语言，文字叙述，电影的载体是声光。载体不同决定了思考方式完全不同，文学有时候从一个词语开始的，这个词语很多时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外化，比如像《追忆似水年华》中很多迷人的段落，是从一个触觉，某块味蕾的觉醒开始的，这是不可能外化的，只能通过描述完成。而电影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思考的，比如在电影初始的时代，一辆火车在大屏幕上呼啸而来，观众惊呼着四散而逃，这种直接的冲击是文学不可能完成的。比如在《辛德勒的名单》里，通篇黑白，突然一个穿着裙子的小女孩出现，画质变为彩色，女孩的红裙如血般鲜艳，这种手法给人的艺术感受也是文学不能完成的。
    概而言之，阅读文学需要教养，因为文学是含蓄的，语焉不详的，支离破碎的，潜移默化的，指东打西的，天凉好个秋的。观看电影需要的东西少些，当然高级的电影也需要艺术素养和知识的准备，不过绝大部分电影只需要你准备好你的眼睛和与人物共呼吸的情绪，加上一点的联想和思考能力。因为电影与文学比起来，是直观的，动物性的，短暂的，工业化的，因集体创作的原因而略显折中的。
    关于类型小说与纯文学
    我是个写小说的，偶尔也写评论，但是现在我回答问题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话，我不能给小说分类。可能我天然比较惧怕无聊，所以我并没有刻意要融合啥，只是写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要是非得沿着这个分类说，如果纯文学指的是无聊的文学，类型文学指的是好看的文学，那我觉得类型文学好；如果纯文学指的是深刻的文学，类型文学指的是浅薄的文学，那我觉得纯文学好。
    现在很多作品没什么意思，自称是纯文学，其实是很乏味的东西，他们告诉我有些乏味的东西很深刻，我是不怎么相信的，小说从诞生伊始就不应该是乏味的东西。或者说严肃文学其实是类型文学的儿子，现在骑到类型文学的头上去了。我有个狭隘的想法，你给我一个小说，包含了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的东西，但是很难看，礼貌地说也许这东西对小说这个学科，或者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有贡献，但对小说的本身贡献极为有限，甚至是有害的。从另一个层面说，真正好的东西是拒绝被分类的，她独占一个类别：好东西。
    关于故事
    我也写过简单的故事，或者说不怎么有故事的故事，比如《跛人》，比如《走出格勒》。《平原上的摩西》是我小说中故事性比较强的，首先是它的篇幅，在中篇小说我愿意营造故事，营造也许不准确，我愿意把故事放置进去，但是其实我在写之前并没有怎么构思故事，我还是跟短篇小说一样从一个感觉开始，有个大概的模糊的方向，然后被叙述带动，去捕捉故事。《平原上的摩西》这部小说因为我想说的事情有一定的跨度，也因为里面镶嵌了案件，所以故事性和通俗性强一些，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写的这些人物本身有故事，这是一群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可能还是在写人，在叙述一个东西，故事是随之而来的，如果细读了这个小说会发现，它的故事并没有明确的结局，中间也缺失很多东西，也许正是这些东西，使它成为了一篇小说。
    关于语言
    语言这个东西，我的追求是写我自己看着舒服的语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直白的语言，但是我认为我在使用书面语工作，这种书面语我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在一些短篇小说里使用过，从2015年开始，稳定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在语言上追求新奇和怪诞，好像一栋有太多弯角的房子，我也不太喜欢不把语言当回事儿，美其名曰语言要透明，语言要是透明了，那小说本身可能也就不剩什么东西了。我习惯于一种自然但是其实推敲过的语言，一种从作家的本性和创作实践里生长出的语言。写作本身就是写语言，信手拈来，这种信手拈来的基础是，本身你已经具备抓住语言的能力。
    关于风格
    我不太注意自己的风格，也不太会想到我要完成某种风格，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小说。我是个东北人，那儿老下雪，小时候住在平房，有时会大雪封门，用铁锹挖开，这些东西是天然在我脑海的，也天然地影响了我的思维，无论我将来生活在哪里，这些东西也会一直跟着我。记忆决定了一个人的写作方向，这话是没错的。另一方面，我本身不是一个容忍度很高的人，性格里多少有些锋刃，这些不是地域的问题，是人的成长经历和性格使然，这些东西也是抹不掉的。我同情很多人，很多事，但是也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所以注定不会太温存，但是也不会太冷酷。
    关于青春
    首先我觉得我并没有长大，我也觉得没有几个人长大了，后半句可能有点武断，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成年人其实并不怎么存在，这是一个人类自己对自己的误会。还有一点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无声无息地长大了，而且很多人会非常轻易地遗忘自己的苦难，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跟上一代人比，我们的苦难是挺渺小的，甚至是挺可笑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我一直认为我们损坏过，有的人后来好了，有的人一直没好。我没有那么自负，想要代言别人，我只能代言我自己，而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不想遗忘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事，那也许是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甚至对我的未来而言，都极为重要。所以我可能不算是书写青春记忆，我现在还在这青春之中。
    关于父辈
    我们的父辈成长于疯狂的年代，当然他们成人后的年代也一直挺疯狂，所以他们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魔幻的一生，他们可能在少年时被发配到村庄去种地，现在则热衷于同学聚会洗温泉。只要动脑想一下，就觉得他们的生命体验是非常跌宕的，猝不及防的。他们有兄弟姐妹，我是没有的，他们也许也有过信仰，我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们更真实，当然这个“他们”是我对于我所认识的有限的“他们”的概括。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真的关心这个世界吗？关心周围的人吗？我们的爱与恨，成色充足吗？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脚是站在地上的，而我们是漂浮的，笑嘻嘻的，轻便的。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在我父母那一代，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勤勤恳恳的努力，但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就是会变成一个失败者。因为有时候命运是一只大手，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那代人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脑筋不是那么灵活，说的好听一点就是，非常本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非常的僵化。这个东西就导致，越努力工作，有的时候会越失败。
    关于东北
    东北是繁荣或者破败，其实就一个概念，这是我的家。沈阳是一个移民很多的城市，我爷爷是北京人，我姥爷是山东人，我自己的家是两个移民家庭组成的，我父母都是在沈阳长大，我是第三代。真正有几个纯正东北人呢？我觉得很难讲，我个人不算是一个三代以上的东北人，但是我在这儿长大，大学去了长春待了几年，基本上没有离开东北。但是2015年以后，我出来了，包括明年和后年都要在北京待着，因为有距离，我可能能比以前更好地感知东北。
    我的感觉是，我认识那些东北人没有被好好的讲出去，包括这两本小说里出现这些东北人，我觉得是以前没有被书写的，所以我愿意去写一下，我觉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尊严，这种东西是独特的，他们到底是好人、坏人、落魄者、成功者，这个对我不重要。
    我刚刚在地铁上看纪德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我觉得好，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去比较，狄更斯脑子里有个价值序列的，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没有这个序列，他对人物的看法就是你是行善多一点还是作恶多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当然，狄更斯也会去打破他的序列，比如坏人成功好人落魄，然后又翻转过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在另一个维度去想问题善，善恶、尊严、谦卑……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是我会去考虑东北人的角度，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还是一个卑贱的人，是一个恶人还是义人，这都是很难定义的，不要给他分序列。比如说，其实很多工人很有那种威严正义的感觉，但我们一直以来对工人劳动者形象固化了，已经丧失去写这个人的动力了，其实他们有一种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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