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语
    近年来，因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一些海外华人女作家女学者，她们大都有国内生活经历，出国后自有谋生方式。写作之于她们，出于热情，也是孤独使然。由于地理时空和心理时空的阻隔，她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是“碎片化”的，唯其如此，少了些成见，多了些自由和独立性。今年五月，在首届欧华文学高峰论坛会议的大巴沙龙上，她们对大陆所谓名作家的批评之声仍在我耳边回响……
    ——刘川鄂
    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爱好者，因父母都是爱书人又是作家，从小耳濡目染，得以接触各门类的中国文学（早期以港台文学居多，后期则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文学）。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才刚开放，在这之前，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普通小民想要获得一本原汁原味来自中国的书籍并不容易。更早以前，在我父辈的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多是通过香港漂洋过海进口来到马来西亚；在我中小学时，想购买中国出版的书籍还需到特定的几家书店才有较多选择。那时要找中国当代文学的书也是个难题，更遑论要接触到中国作者。中国的朋友可能不了解，上世纪80-90年代在马来西亚连《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都属于禁书。
    在这种氛围下，我本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触，可说相对较为片面或碎片式的。身在一个并不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虽然在生活中中文无所不在——这是很奇特的现象——但无论再怎么努力，相比港台澳，我们始终不在以纯中文为主的氛围内。幸亏在今天上网购书、甚至到中国买书已成爱书人的风气，只是，过往培养出阅读的偏食状态已成型。
    这么一来，我的阅读习惯便产生“选择性聚焦”，这个词在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南治国的文章《“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里被诠释为：“……他们（注：中国现代作家）‘看到’了些什么，又‘不看到’些什么”。中国现代作家的这种看取和书写南洋的方式，我把它称之为“选择性聚焦”。……“聚焦”（focalization）本是摄影或电影中的一个术语，就是摄影时，使光线聚于一点或镜像的中心对准某一点，使之凸显出来，成为拍摄的主体。……米克·巴尔的表述要简单许多，他说“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里，“视觉”即观察者，或聚焦者（focalizor）。米克·巴尔认为，聚焦具有强烈的操纵效果，是“最为重要、最为透彻、最为精细的操纵方式”，因为文本中聚焦者的偏向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叙述中并不存在诸如“客观性”这样的东西。……对于这样一种固定的或松散的结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所接受到的物件的形象是由聚焦者所确定的。反过来，聚焦者所表现的物件的形象也会表达出聚焦者自身的某些资讯。
    南治国说的是中国文人在中国优势文化心态的作用下，书写南洋时会对南洋的风貌有选择性聚焦。他们会选出他们愿意“看见”或“聚焦”的物件作为写作的题材。但当我读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自己在阅读时，何尝不是选择性聚焦，只不过我并不是带着优势文化的心态，而是带着个人偏好和接触面之广度来决定自己聚焦的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阅读偏好与取向以及判断能力就只靠个人喜爱去进行。这或许是许多马来西亚华人阅读中国书籍时的态度。我们从身边所能获得的资料来源（报章、杂志、网络、电视等等），自行获取中国当代文学的流行和进展，再从中寻觅自己喜爱的或能够接受的相同频率的书刊和作者。虽然如此，对于中国文学，马来西亚华文读者有个优势，由于向来对中文这个语言并无陌生感，我们几乎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就能融入其中——相比其他不以中文为主要媒介的国家比如欧美诸国的作品，一般需要通过翻译（除非精通该语文，比如在马来西亚，英文是最通行的外文。其它比较普遍的有日、德、法、韩等语），但翻译无疑隔靴搔痒，再好的翻译还是比不上原作最原汁原味。无论如何，我只是中国文学千万个读者之一，不能代表全部，只能从我那偏执的眼中来看几个现象。
    作为海外读者，很多时候从作品的语言文字便可看出该作品是中国作者的创作。对我来说，港台文学是我在文学路上的第一个导师。习惯于一般香港作家的短小精悍、一针见血的句型；也看惯一般台湾作家较为醇厚温婉的写作方式，后来接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便很为中国作家的用词用句之精炼和文句中透露出的严谨感到有那么些微的不同。再拿马来西亚的文学作品来说，其中免不了有一些中国读者看不懂的词汇，这源自好几个历史因素，包括受到方言影响（各种不同籍贯的华人共处一个国家）、外来语影响（多元种族社会）等等。因此马来西亚中文的词汇融合了非常多地方性的色彩，形成一个独特的语言体系。有关注马华文学的读者有时会看到一些翻译的字眼：甘榜（来自马来文KAMPUNG，意为“乡下”）、罗里（来自英文LORRY，意为“卡车”）、巴刹（来自马来文“PASAR”，意为“菜市场”）等等，一些在中国读者眼中“不规范”的字眼（“驾车”对比“开车”、“脚车”对比“自行车”、“硬体和软体”对比“硬件和软件”、“计算机”对比“电脑”等等），最近我的文章里写“闻商”（知名商人）、“华团”（华人社团）等等，中国朋友看不懂还越洋发微信来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同样的，中国的作者使用的很多词汇，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不常用的，如：“闹心”、“走心”、“洋气”、“杠杠的”等等，甚至还有一大串的词，比如“具体说不上来”等。
    我喜欢看微型小说，从中发觉有几种题材是很多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作者喜欢涉猎的，比如中国官场、社会怪象，一些中国最新政策之不公等等，这一切所造成的可笑、可歌可泣、或可叹的现象，我姑且在此称它们为“中国现象”。正如胡德才在《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所说，微型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充溢着喜剧精神，也就是讽刺和幽默。那么，为了小中见大就需要巧思，而这些巧思带出的讽刺和幽默就是微型小说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微型小说里，常可看到很多作者喜欢运用这种独特的“中国现象”来诠释“讽刺和幽默”这种艺术特色，这些文章里还充满了中国当代流行的各种字眼，包括各种官职、官场的各种暗涌、社会上各种通用的名称等等，对我这种不熟悉中国各种省市县区等所存在的官职名称，以及不长期居住在中国因此并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的读者而言，有时读起来有点吃力。比如，“书记”这个词，在中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高职，在我所成长的环境里，书记却是每一个工作职场都有的普通员工，主要负责记录资料或缮写文件。我很难忘记自己第一次从中国文学里学习到书记这词汇真正意义时所带来的震撼。再比如，“师傅”对我来说就是“老师”、“师父”，在中国文学里“师傅”往往成了计程车司机的称谓。还有“公安”这个词，大概全世界就只有中国文学作品在使用吧。
    此外，一些很中国风味的题材例如黄土高坡、延安窑洞、西藏风情等，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独有的风景线。这对我们认识中国风土人情有所帮助，莫言小说里那种怀乡、怨乡的情感，加上他写的那些山东高密东北地区的传奇故事，有时候难免让我们这些常住热带地区的读者目眩神驰。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迟子建的散文常写中国北部的景象，文字大气，文风疏朗，我很喜欢；又如车前子的有关江南园林的散文，也让我这海外读者看得向往。有时我爱看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见解以及焦虑。这种类别的书籍有别于我向来所认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观点和形式，而且更让我认识当代的中国，让我对时下中国的现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中国作者的优势就是自小就将中文作为第一语言，因此比起我们来说，文字能力肯定特别强，也因此容易打动人。要是再加上强烈的故事性，更是让读者抢读为快。有句话说，在互联网时代，写作时的字斟句酌是如此奢侈。不可否认有些中国当代的作者喜欢“新瓶装旧酒”，重新包装历史迎合那些奉行“从文学看历史”的读者；或重新包装传统，为了吸引更多自诩为文青的海内外读者。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何其多，我很幸运生长在这个时代，如果细做选择，还是会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作者。如，我一向喜爱的汪曾祺，无论散文或小说文字中透出的诗意，让我为之着迷，被誉为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不是没理由。余华那种冷峻的笔调，加上奇思妙想，用以描写社会上的丑恶、怪诞等等，往往读后特别意犹未尽。王小波的一些散文，则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写中国的苦难和荒谬，那种黑色幽默和反讽刺的语气，跟我喜爱的卡夫卡有共同点。刘震云的《手机》题材是当时（上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新事物，《手机》，说的是从手机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和看似如此生活化却极有可能发生在你我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他叙述故事的能力极强，这本小说证明中国作家对时新题材的敏锐性。毕飞宇阐述女性心理的那些文字，又缠绵又丰润，往往说到我心坎里去。再年轻些的作者比如蔡崇达的《皮囊》，这是一本让我惊喜的小说。此书乃是从网上看到评论并带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网购，没想到作者虽然年轻，但他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用一种客观和冷静的方式写作，把包含一些福建乡下景色、风情的内容，加上细致的文笔，甚至加入一些闽地的方言和习俗，写得精彩，读起来欲罢不能。也许刚好合我胃口吧，总之我作为海外的读者（因妈妈祖籍福建惠安故身上又流着一半闽南的血！）读起此书格外有感觉。
    文学的心灵无界限。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会为自己喜爱的文学里的感情而感动。但阅读也跟世上每件事情一样，讲求机缘。对于喜爱阅读的人来说，我庆幸的是能够比先辈们更轻易接触到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仅靠自己杂七杂八的阅读，碎片化的印象只能贻笑大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曾经偷偷藏起中国书的上上一代、买不到中国书的上一代，今天随手可得中国当代文学书籍的我，是有福气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