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情”/“无情”：不可避免的“意见”
    有段时间我对冯梦龙《三言》中有关“无情”的故事群很有兴趣，写过一篇小论文，讨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的改写问题。“三言”成书于明代出版业日益兴盛之际，作为编纂者的冯梦龙更类似于现时的畅销书出版人，有着更商业化的运作思路。甚至大木康指出，《三言》原本就是为了印刷发表而编出来的 。所以冯梦龙着力“三言”编纂工作的改写策略，因应着普通读者的口味，而大大不同于原本文学作品所诉诸单一高级知识分子的受众面向。
    正如普通读者会以为出家人之所以向佛都是感情创伤所致，庄子的超越哲学在冯梦龙的“预设读者”看来实在有些不可理解。他冷漠孤怪，妻死鼓盆而歌，烧了屋子去成大道有悖常理，所以，冯梦龙有必要为这样一个“不可理解”的人物找寻一个合理的叙事容器，这就有了“扇坟”、有了“劈棺”、有了“戏妻”、有了“梦蝶”。
    原文本无法解释，庄子为何要逼死妻子，即使田氏在庄子诈死后急于嫁人，也是他诈欺在先。在丁乃通所著《中国民间故事類型索引》中，编号1350“多情的妻子”的故事情节是：一个人假装死了，妻子准备嫁给第 一个來他家的漂亮年轻人。说明类似的情节并不是独创，且放眼世界，“寡妇搧坟”在德国民间故事中亦有原型，伪死试妻在印度、俄国、欧洲、非洲、中南美等地民间故事中都有记载。冯梦龙借用了这一系列民间故事，使之与庄子形象杂糅。为此，他设计了两个颇具叙事功能的道具，使小说的世情意味骤然呈现了出来。
    《三言》所赋予庄子的身份，首先是个丈夫，其次是一个门外汉眼里的古怪哲学家。他的人生故事所指向的，也不是超脱的形而上追求。小说兜兜转转，终于描绘了一场哲学家的悲剧婚姻。庄子路遇寡妇扇坟时，寡妇送了他两样东西，一样是银钗，一样是纨扇。庄子没有收银钗，却收下了纨扇。通俗意义上来讲，钗有结发之喻，庄子已婚，不便收下。但回到家，庄子说起这桩偶遇，却很平静，也没有指责妇人薄情。这引起了其妻田氏不满，出于女性本能，她认为事情的真相是“拙夫就与他调戏，夺他纨扇 ”。田氏因怒而斥责庄子时道：“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死了一个，又讨一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 ”而后撕碎了纨扇。过了几日，庄周发病时，分明是要死的人，竟还不忘记说“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与你搧坟。 ”可见，在冯梦龙的设计里，庄周还真的惦记着那把纨扇。在田氏看来，庄周路遇寡妇是一件不太妙的事，两人还因此“淘了一场气 ”。“淘气”这一说法其实很有夫妻意味。纨扇像是一个信物，但又不确切直指庄周与寡妇的因缘。以至于这整件事情的因果链，变得像是庄周对于妻子撕扇行为的不满和复仇。另一方面，纨扇还有时间的象征。落实于“扇坟”，它彰示着某种神秘的尺度，即寡妇嫁人不是问题，但寡妇多快嫁人，却是民间的关切，自然也是大众阅读趣味的关切。
    总之，先夫有情，遗孀扇坟。田氏有情，庄子无情。情的对峙在此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读者能够哀其不幸，又能感其炎凉。格调上显然不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情趣，相反充满了俗世男女日常生活的“意见”（doxa） 。世情小说要表现的，正是这一类非客观理性的普通信念或流行见解。
    《金瓶梅词话》以降一批同性质的“世情书”、“人情小说”（novels of human experience ），鲁迅在＜明之人情小说＞中有解释：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士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以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反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我自己受冯梦龙启发很大。一来是《三言》中充满了混乱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些“意见”又连皮带筋沾染着人间之“情”，有悲欢离合，有发迹变泰。这些“情”背后都是价值，这便是写作者“刻露而尽相”、“幽伏而含讥”。价值与价值自然是冲突的，所以有变幻，有计量，有先后。
    比如说，冯梦龙常常把知识分子写的很冷酷，却把商人写的有情有义。他把庄子与妻的夫妻之情写得极其寒凉，但他绝不是不会写恩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一例，蒋兴哥休去出轨妻尚能为其打点“十六个箱笼”的嫁妆、眼泪汪汪。这里“十六个箱笼”的计量方式，其实是一种“情”的历史知觉。如鲁迅《故事新编》中＜采薇＞一篇的“烙饼”计时：叔齐第 一次出去探听武王伐纣的消息，“约莫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后来在“恭行天罚”的伐纣队伍中准备劝谏时，见“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张大饼的功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 ”高桂惠认为，这种缺乏精准刻度的方式来交代事情的进展或停留、延迟、使事件处于时间感与非时间感的荒唐的交互作用中 。这创立了一种语境 ，一个有关读者可以理解“十六个箱笼”之情与“烙三百五十张大饼的功夫”之久的独特叙事空间。它一旦确立，即与读者达成了某种“契约”。以读者的日常经验不断地侵入越界作为故事中“情”的计量与折抵。＜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中的叙事道具“纨扇”所象征的情的厚薄，就是类似具备交际功能的语境。
    世情小说，最易遭逢“格调”的质疑。哪怕是写爱情，理论家往往也一定要添上一笔“不只是爱情小说”，以示其为严肃小说，而非滥情之作。其实大可不必。“情”与“不情”与“无情”，从来只有发生，而无所谓辩证。小说家要做的事，一方面是素描、一方面是翻译，对外观的素描，对价值的翻译。充满非理性的“意见”、或理性的“观念”无法置入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
    二、“情”与“不情”：蒙昧不明的补偿
    两年前我开始写作《细民盛宴》。
    开始是想写一部以次要人物为主的家族小说，即不以“祖父、父亲、我”为主干的故事，相反聚焦家族中一些“毛刺”人物，类似于继父、继母、继子、继女，那些家族墓碑上不会有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显然，我的最初设想并不算全部实现。
    《细民盛宴》的成稿更像是我过去十年写作“单亲”题材中短篇小说的总纲。虽然故事紧紧围绕着“我”与继父、继母、继母之子之间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写的是“我”和父亲之情。它的叙事模式是传统的，仅有增添的面向，是一个作为对象的“我”，投射于继母、继父眼中，内心所历经的千里江陵。
    我为结尾设计的，是女主人公在病床前，向“继父”表达对“继母”的评价，以及，听到继父转达继母对“我”（袁佳乔）这十几年来的评价：
    我对继父说：“我‘梅娘’是很好的，我们认识很久了，只比我和你认识少一会会。”
    我继父说：“她也说你好。说你一直以来对她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
    “乔乔”，继父突然说，“其实我和她一样，我也觉得你很好的。你真的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好，虽然你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但是我们都理解……她从大老远来，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一件事……我跟她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里的“好”来“好”去，带着上海方言的多重意蕴，极其琐碎迂回。对于继父继母来说，袁佳乔的“好”与“不好”，以及“没有什么不好”与“很好”，实在很难找到任何一种计量方式来承载，其实是“无用”的。然而这就是细民生活的原相，就是我心中的“情”与“不情”。与原生家庭的情感折磨相比，这些嫁接的伦理虽然脆弱，却是良善的。它附着于破碎婚姻的果实之上，也不可能结出没有负担的硕果，处处是分寸，处处是静默。既不是亲情，也不是友情，是一种互相观看的家庭内部关系。
    在生活中，继父和继母是不必相逢的，一旦婚姻关系解除，他们连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就解除了与本位家族全部相识的意义。即使这些人是认识的，也无法再继续认识下去。但在小说里，这些人又是可以继续相逢的。
    亨利‧詹姆斯所作《梅西的世界》，同样以孩子的天真介入成人世界伦理的合法紊乱。亨利‧詹姆斯自己也写过精彩的文论，回答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
    当被表现的这些客体本身大多如此容易让人弄到手，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去加以表现呢？看来回答会是，人总是同时怀有一种获得更多经验的强烈愿望，和一种尽可能低的代价去让自己得到经验的无比狡黠的心理。每当他们有此可能，他们就会去偷别人的经验。他们喜欢体验别人的生活，而且尤其敏感于别人生活中的那些跟自己的经验相似得叫人按耐不住的那些方面。于是那些写得活龙活现的故事就比任何其他一种文学形式能更容易地在这方面给他们已满足，能给他们丰富的、然而得自别人的经验的知识 。
    作为一个家庭伦理问题的关切者，我觉得至少是存在一种重新安排生活的幻觉，和窃取生活经验的快感支持着阅读和创作的初始动力。我一直很喜欢的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同样是书写这种类“世情书”的高手。
    “我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爱丈夫。”
    听她这么一说，杰拉蒂姊妹有点讶异和迷惑；凯瑟琳跪在地上给壁炉添加煤块，诺拉则往自己的茶中倒了一点牛奶。这两个未婚妇女怎么可能明白她的感受？艾米莉心想。对于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即使没有悲伤和哀恸之心，也还是残存有一点爱意的。——《坐对死人》
    “我很高兴，该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就哭得出。旺达‧费依。”她挥舞着手指继续说，“任何事儿都要看时间和场合。事后你再想寻求同情，人家亲朋好友都回去忙自己的事儿了，那时他们可就不欣赏你的眼泪了。眼泪只会让人不舒服。”——《乐观者的女儿》
    即使没有阅读过原作，从这两段话也能看到小说背后的“意见”，充满了生活经验的褶曲。“我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爱丈夫”，一句话就框定了复杂的“情”。既不是不爱，也不是爱，是“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不爱”，这又带入了“你们”。它显然不是任何人类情感所能抵达的“观念”，它只是一种语境。“你们”或许指的是“杰拉蒂姐妹”，也可能是读者，它在试图透过生活经验与文本以外发生交际。正如《红楼梦》解读上常见的“意见”——“焦大醉骂”，文本内的人有人听见了、有人装听不见，但读者是真切知道了，他们在猜。但它不是真理，它对读者提出了自我超越的期待。
    《细民盛宴》显然没有做到这样好的程度。但它努力实现着，让伦理褶曲尽情创造其可能。小说的最后，其实父亲母亲反而是退场的。丈夫也是退场的。拨云见日以后，匆匆赶来相逢的袁佳乔的继父继母，各自名不正言不顺地扛着一半桥梁，拼凑着架起了观看的可能，也架起了模糊的价值。
    另一方面，佛斯特（E.M. Foster, 1879-1970）认为人们喜爱读小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较不接近美学而较接近心理学的答案，因为“人类的交往，……看起来总似附着一抹鬼影”。我们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浅或泛泛之交；即使我们愿意，也无法对别人推心置腹；我们所谓的亲密关系也不过是过眼烟云；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说人物。除了阅读的一般乐趣外，我们在小说里也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补偿。 ”
    日本导演中野良太的电影《帮老爸拍张照》（チチを撮りに），拍两个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女儿，听说他重病将死，笃悠悠搭火车去看父亲第 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父亲推进去火化前，姐姐突然说：“爸爸我不感谢你也不恨你”，最后偷了一块他的骨头。她们两个在葬礼上第 一次见到父亲再婚后生的儿子，因为母亲出走他被寄养在叔叔家，叔叔家来了新嫂嫂……但过于复杂和哀痛的部分被隐去了，影片诙谐幽默，带着一种“也不是开心”、“也不是不开心”的生活滋味，引领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步入难以回避的自身“来历”。
    情不情风雨不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