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曾经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然而，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既有当代性，更有历史性。比如，当下有些学者倡导“文学的”批评，既可以看作是向20世纪上半叶兴起于英美的“新批评派”的致敬，又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于中国的“审美的批评”的重返。对“文学是什么？”的理解，应该是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出发点，因此，韦勒克强调了“文学的本质”，以完成他对“文学批评”概念的界定。文学本质论既可以看作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就盛行至今的“逻各斯”的颠倒，又可以看作是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功利”观念的再现。然而，文学本质论对理性与感性的彻底分割，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物。或许是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王国维曾经希望感性分割能够促进文学纯粹性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审美的解放和主体的解放。然而，鲁迅的告诫也是犹言在耳：文学作为“纯粹之美术”根本不可能实现解放目标。从鲁迅的反“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对萧红小说的批评就不只是一种“文学的”批评，更是一种“社会的”批评。贝林特在《艺术与介入》中指出，审美经验是一个“统一体”，任何一种审美经验或者审美活动，都不是纯粹的、绝对的感性实践，也都不能完全排除理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对笛卡尔的“理性论”的批判一样，伊格尔顿深刻指出了韦勒克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概念的种种矛盾。实际上，韦勒克对“批评”概念的历史追溯，就已经暴露了“批评”概念原本就包含了悖论。伊格尔顿指出，无论过去还是当下，任何一种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概念的理解和界定都不是绝对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批评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体机制，它包含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等多种多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
    任何关于“批评是什么？”的讨论，都有可能堕入玄学的陷阱，马克思认为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为重要，因此，“怎样进行批评？”才是文学批评真正的立足之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或者后现代时代，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知识分子发现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以德里达、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希望在批评实践中重建个体的主体性精神，他们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文学行动”，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实践，他们以文本为基础，注重社会和文化实践。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批评家的任务是揭开文本的面纱，使文本恢复“充分的言语”，批评家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更要关注文本背后的“未说出的东西”。杰姆逊意识到了当代批评的弊端，他通过对“叙事是社会的象征行为”的揭示，充分说明了“批评作为社会的象征行为”的合理性。德里达在《文学行动》中通过对卡夫卡、乔伊斯和马拉美的批评，实现了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德里达指出主体的消失与死亡是形而上学的罪恶。杰姆逊和德里达分别在《政治无意识》和《文学行动》中，以明确的个人化立场实现了文学批评的介入意识和主体性精神。所谓个人化立场，一方面，指的是在批评活动中，批评家不人云亦云，重视对文本的独特性发现，能够揭示文本的内涵与价值；另一方面，指的是批评家要有明确的介入意识，能够揭示文本的缺陷和不足，从而真正实现作为批评家存在的主体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和思想活动。依据吉登斯的构成理论来看，批评共同体是个人化与整体性的统一，个人化创造了共同体，共同体也创造了个人化，在批评共同体中，个人化的批评立场是批评共同体避免千篇一律的必备条件。
    个人化的批评立场要求批评家具有明确的介入意识和主体性精神，使批评家避免沦为作家和理论家的附庸。在现象学、阐释学和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中，批评家与作家并非处于对等的地位，“文本中心论”排除了批评家的主观能动性，批评家甚至有可能成为作家作品的传声筒。然而，过度抬高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曲解”。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批评家与作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关系，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应该是一种对话的态度。在批评活动中，对话态度呈现出来的直观形式就是问题意识。德里达在分析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前面》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在德里达连续的追问下，“文学的本质”和“法的文学性”呈现出非常紧密的联系，在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德里达拆解了西方传统中关于“文学本质论”的讨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德里达不仅与卡夫卡进行对话，而且把康德和弗洛伊德拉入了对话中，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因此，德里达试图对话的对象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各斯”传统。正是这种对话态度和问题意识，使德里达对西方传统的解构更显出针对性和批判性。朗西埃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对话态度和问题意识的典型文本，朗西埃开篇就追问“为什么必须杀死艾玛·包法利？”他认为问题之答案给出的因果关系呈现了文学与现实的差距，福楼拜是因为“纯粹的文学”原因而把艾玛处死，然而朗西埃认为艾玛之死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民主和疾病，在这种对话过程中，朗西埃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批评共同体是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统一，批评共同体要求批评家具备跨学科的理论素养，并最终能达到通向哲学的高度。一般来说，批评实践关注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也就是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但是批评实践仍然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因为批评实践绝对不能脱离对文本和世界的整体性思考。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操作方式和运作过程，也包括对批评实践本身的关注，批评理论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文学批评是思想和知识构成的大厦，批评家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思想家。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认为，文学批评往往包括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他强调批评家应该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粉碎文学、语言、哲学和历史所形成的围墙和障碍，使文学批评成为种种声音和交响的合唱。德里达在《文学行动》中指出，一切语言行为和阐释行为都受哲学范畴和哲学观念的支配，批评行为也直接涉及到哲学，并与批评家对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各种文本的理解密切相关。许多哲学家也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比如本雅明、德里达和朗西埃，他们分别对波德莱尔、卡夫卡和巴尔扎克的批评，可以说都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本雅明批评波德莱尔其实也是在解剖自我，也是在批判一个混乱和疯狂的时代。德里达批评《在法的面前》是为了剖析西方法律制度的虚构性和欺骗性。朗西埃批评福楼拜和巴尔扎克是为了剖析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罪恶性。这些哲学家的批评文本其实包含了深刻的哲学观，包含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度思考，也包含了他们对真理的思辨和追求。可以看出，哲学家的文学批评，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认识能力，而不仅仅使人们局限在获得对文本的理解或者审美的愉悦。哲学家的批评文本给我们很多启示，尤其是对如何告别“批评的平面化”和“为批评而批评”的弊病，应该是大有裨益的。从语言方面来说，哲学语言的浓缩性、思辨性和张力也是文学批评应该借鉴的。
    批评共同体强调以文本为基础，批评应该立足于文学性文本，但又要超越文学性文本，批评应该是包含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思辨和追求。批评家应该要有清晰的对话态度和高深的理论素养，所谓对话态度，就是批评家要有与文本对话的能力，要有与理论对话的能力，要有与历史对话的能力，要有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对话能力和理论素养是文学批评必备的要素，批评家绝对不能成为作家的传声筒，更不能成为理论家的附庸。批评家应该力求避免丧失个人化立场和主体性精神，最终使批评活动成为个人的精神活动，成为个人探索奥秘、追求真理的思维活动。在当今时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坚持个人化立场，运用跨学科理论和哲学思维进行文学批评应该值得我们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