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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中谈论如是写道：“我们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注定要降生在不可能性的心脏。它既坐落在一切危险的中心，也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这标志着这部花费了毕生心血的作品乃是一个时代的断后之作。普鲁斯特的形象则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的鸿沟的超一流面相。这是文学为什么要乞灵于这个形象的理由。”“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的鸿沟”意味着，生活没有抛弃文学，只是，文学越是忠实于生活，就越跟生活建立起一种难解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常常不可避免地落入一种与大众日益疏离的境地。今天的小说家，大概都面临着一种这样的选择：让小说真的成为“小”说，用段子、俏皮话和奇闻轶事附和并刺激读者的快感神经；让小说在“小”的背后依然有“说”，在物质外壳的打造或形式变革的热情背后包含对世界的疑虑、审视和反思。我将前者称之为顺时针写作，将后者称之为逆时针写作。显然，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乔伊斯这些现代主义者正是逆时针写作的重要代表者，现代文学之所谓“现代”并未终止，这是何以本雅明说“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要乞灵于”普鲁斯特这个逆时针者形象的原因。本雅明的“扩大的鸿沟”也许会让人想起阿多诺所谓“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这一判断。在阿多诺那里，“否定”既是批判，也是拯救。在我看来，阿多诺的“否定”显然也是一种逆时针。小说写作在质感上当然不妨贴着生活，但在精神立场上如果高度平行于生活，很可能终将连“平行”也不得，最终是以贴近的幌子掏空、简化并消费了生活。这正是今天大量流行小说“顺时针”逻辑的内核。所以，我读小说，特别注重马舍雷所谓的“沉默”，在他看来，一部作品重要的不是它说出了什么，而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的”。这种沉默绝不仅是技法上的“留白”。它意味着写作者与实生活之间拉开了一道精神的鸿沟，作者隔着这道鸿沟，既用望远镜观察，用扩大镜描述，又摘下眼镜，长久地沉思。你必须在一道宴饮的背后读到沉默，一种没有被说出的精神哀悼，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本“沉默”。我想在这个背景下谈青年小说家皮佳佳的小说集《方生方死》，谈她小说前景中的叙事和背后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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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繁华先生认为《方死方生》是“一篇具有鲜明左翼传统倾向的小说”。诚然，它的底层关怀确与左翼小说相类，但我倒想说说它不同于左翼传统的地方。小说的题目已经提示了它的传统思想资源，“方生方死”出自《庄子·齐物论》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皮佳佳自述道：“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与非，我与万物，都是相生相待相化的。这听起来很玄，却与我们有关。只要我们生存着，就一定有着生存的烦恼，就有着对死亡的思考。”《方生方死》说出的是一个底层悲剧，“沉默”的部分则是对死亡的凝思。
    小说由一宗命案开始，中年性工作者阿娟被谋杀了，在没有任何破案线索之下，一直做内勤的女警叶灵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假扮站街女去引诱罪犯上钩。这是一个镶嵌于侦探小说外壳之中的生命追问叙事。它通过“假扮”的情节设置，强迫一个生活光鲜亮丽、波澜不惊的中产阶级女性去亲历一个底层女性的心酸破碎、粗粝得难以下咽的日子。这是侦探叙事前景背后“沉默”的第一层，正是这一层重叠于“人道主义”，也重叠于“左翼文学”。只是，左翼文学往往将底层悲剧置于相应的政经透视框架中，以推进写作的社会学深度。所谓“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必要求探究至相应的“典型环境”。可是《方生方死》显然不是。小说开始由一只老鼠的视角来观照阿娟在出租屋中的悲惨丧命，其氛围之沉闷压抑，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可是，陀翁不是革命作家，他祭起的是东正教的宗教伦理；皮佳佳也不是左翼作家，她更愿意将阿娟之死置于一种原罪式忏悔的自省伦理之中。关于写作的精神来路，作者自述：
    我承认，哥特式教堂里的音乐很神圣，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那飞升的教堂尖顶上，我却没有看到我灵魂的栖息。那时我想，我一直努力追求那种哲学上、灵魂上的超越到底在哪里？
    直到我读到《维摩诘经》里的一句话“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把众生的病当成我的病，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我突然明白，我必须在另一个维度追求人生的意义，向上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体味每一种人生。关心每一种人生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我小说写作的原点。
    显然，作者将佛的“众生平等”跟近代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了，“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人道宣言恰有着某种重叠映照之处。可是，照我看来，众生平等与人道主义毕竟是不同的。在后者那里，我们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金贵或卑微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而在前者那里，众生所以平等，是因为金贵或卑微的生命内在的“病”是相似的。人道主义很容易便成为一种姿态甚至于施舍，而众生平等的佛觉则源于对生命内在的省思。这种生命内在的互通，在皮佳佳那里又接通于庄子“方死方生”的万物互通。我以为，在思想资源上，将佛、道跟人道主义予以汇通，使之成为小说叙事“沉默”着呼吸的精神根系，大概是皮佳佳小说相当大的看点。因此，你看叶灵之扮演阿娟，从开始的抵触、抗拒，到继之的同情、共鸣，并非一种简单俯就与施舍，而是领悟生命脆弱性之后的心有戚戚焉。在阅读阿娟的日记过程中，叶灵不仅同情阿娟，也开始同情自己，自己的生命也是脆弱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的。小说最后，凶手并没有并抓到，叶灵的任务撤销了，她重新当回那个不再跟现实短兵相接的内勤女警。有一天她路过阿娟家居住的城中村，一股莫名的力量让她去到她家里探访。当然，她看到的是粗粝而普遍的底层生活。她问自己，“我来这里干什么？”“她没有答案。仅仅为了同情？她觉得这同情带着卑鄙的旁观，这让她觉得耻辱。”“但她忍不住对自己说，应该有些不一样吧！应该有些不一样吧！”这不一样，大概就是“众病我病”的生命自觉与施舍式同情的区别。这种区别，又构成了皮佳佳小说跟一般底层叙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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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愆》同样由一宗命案写起，依旧是一个侦探的叙事外壳，只是观物主体换为了一个有些职业枯竭的中年男警察郑维平。在叙事经营上，皮佳佳确乎借鉴了侦探小说探寻谜底所常用的“意外性”。小说一开始，郑维平就面对了一个案件：某台湾商人失踪，他包养的情人小兔具有不小嫌疑。寻找失踪的台商，以及后来的寻找凶手构成了叙事推进的动力。可是，这同样仅仅是小说“说出”的部分，小说“沉默”的部分才是真正看点。皮佳佳说她“想用‘愆’上面那个‘衍’字来暗示罪恶的衍生”，“这是一个关于罪恶蔓延的故事。”在小说层层剥开的情节内部，台湾人之死并未导向人们耳熟能详的“三角情杀”，而被作者处理为“意外”。幼年受过性侵犯的小兔有着不为人知的心理阴影，一次熟睡中的可爱面容引发了台湾商人玩虐恋的冲动。她从巨大的惊恐中醒来，像患了羊癫疯般战栗抽搐。在此刺激下，她用大量安眠药报复了台湾商人，或者说报复了幼年时遭受的“罪”。罪而生罪，便是更大的“罪愆”。如此看来，小说似乎勾连起一条长长的罪之因果链：台商之死，罪在小兔；小兔之罪，源于童年家庭空巢时受到的侵犯；而无数内地家庭的空巢，似乎正始于台湾商人所代表的资本之“罪”。如此，罪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可是，罪链仅是前景，背后的“沉默”才更重要。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罪链背后矗立的不是左翼的资本批判；更非一般性的因果业报之佛家罪孽发生学。毋宁说，这篇小说告诉我们：罪链背后是阴影，它揭示的是一种生命的阴影状态。
    如果说“罪”是说出的，那么“阴影”便是小说中更重要的沉默部分。你会发现，阴影不但属于小兔，同样属于似乎被阳光照耀着的郑维平。小说一开始用了不小的篇幅铺陈了警察郑维平内心那种无以言说又无从摆脱的厌倦感和枯竭感。他的“那双眼睛疲惫地睁着，散发淤泥塘里腐朽昏臭的气息”，这个精彩的句子道出了郑维平内心浓重的阴影。郑维平不是那种一身正气、一心辑凶的国字脸警察，他的破案既夹杂着对小兔隐蔽的情欲，又充满着阴差阳错。甚至于，当探知凶手并非小兔男友林军，而是小兔时，他并没有多少真相与私情之间的挣扎。他在内心中演绎了一出英雄救美，越狱潜逃的大戏。可是，他波澜起伏的心理大戏却被小兔愿意为林军而死的表白击得粉碎，“张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因为破案，郑维平受嘉奖，获得了求之未得的假期。在旁人眼里，他是被阳光眷顾的，正因此，他的阴影才更有力而内在。罪与阴影的关系在于，罪是破土而出的阴影，而阴影是隐而未发的罪愆。罪是阴影的发声，而阴影是罪的沉默。尤为有趣的是，郑林平这样的警察，正是与罪短兵相接的群体，如果他不变得冷漠，就终将变得深深的厌倦，没有什么可以将他拯救。他原是代表正义的一束强光，却在罪的映照下成为一道浓厚的阴影。正是这阴影，增加了小说精神的纵深和批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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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上面两个短篇，《彼岸天堂》是篇幅更长、内容覆盖面更广的中篇。如孟繁华先生所言，“它大概可归入留学生小说题材”，但又有着区别于此题材小说的独特内涵。如果概括说，大概可称为悲悯与世相。
    从写实的层面看，“彼岸天堂”对应的正是当代中国人的某种崇洋心理，既然“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自然也就“彼岸是天堂”了。因此，小说裸呈的部分便是“天堂”的残酷现实：那些中国高校里的才俊精英，多少场考试竞争的胜出者，在美国使馆官员冷峻的审视下，在中国同胞羡慕的目光下，只有凤毛麟角的人能登上大洋彼岸，可是在“天堂”里他们必须和肖恩一样紧盯超市里的打折食物，连一小块不打折的西瓜都舍不得买。残酷的不仅是物质现实，还有社会现实：为了获得绿卡，林雅狠下心嫁给了留学生肖恩，无疑她先利用了肖恩；为了在美国读上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她先后跟肖恩的导师李博士以及大人物霍华德先生发生关系。这些并不体面的交易才能够支撑起外人眼中体面的生命轨迹。就写实层面而言，《彼岸天堂》具有相当广阔的及物性和覆盖面：这里有林雅母亲的知青命运及其创伤；有李博士这种早年坎坷，中年混进美国中产阶层者的傲慢与偏见；有肖恩这种从贫困山村走进清华大学、走进美国的勤奋压抑自卑理科技术宅的命运；有林雅这种从小地方走向北京城，通过婚姻出国，通过一个个男人一步步走向更高的生活，想回头而不能回头的女性命运；有将信仰作为一种融入美国社会的表演的吉娜；也有早年放纵，如今虔诚地办着家庭教会的美国妇女琳达；有窘迫留学生合租房里的尴尬；也有霍华德金碧辉煌客厅里的上层沙龙；有老满系主任家里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家庭派对；也有琳达感人至深的家庭教会。一个中篇小说在叙事内容上如此强的涵纳性并不多见，然而这些都是显在的层面，更重要的依然是那些沉默的部分。
    如果说《彼岸天堂》裸呈的部分叫做世相的话，那么它沉默的部分其实就是悲悯。它之所以杂陈了如此多不同的人生，就在于作者不想对这些人生进行浅薄的道德判断。小说大部分情况下从林雅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便使得这个不无功利的女人得到了被读者理解、同情的机会。皮佳佳显然不讨厌林雅，可是她也没有讨厌肖恩。毋宁说，她对于笔下的人物都尽量持着一份理解之同情。她自然是知道肖恩一路走来的艰难，肖恩的性无能已经是生活加诸于他的重压，作者对他也有一份不忍之心。即使是面对李博士这样傲慢和偏见的代表，作者也尽量好恶不形于色，至多是叙述语调上不经意的讥讽。这篇小说写了那么多冰冷的现实，这些世相由林雅的遭际所串起，所以林雅自然是小说的主角；可是小说其实有另一个主角，不是肖恩，不是其他人，而是琳达，因为正是她代表了悲悯。小说中，当林雅身心如浮萍般在异国无以附着的时候，正是琳达在家庭教会上给了她一个长长的拥抱，“她的身体柔软而舒服，还带着一点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的味道，是那种在太阳下晾晒后熏入的阳光和花香的味道”，令林雅想起母亲，涌起乡愁又有所皈依。我们知道，《悲惨世界》的主角是冉阿让，可是另一个处于沉默部分的主角却是米里哀神父。琳达正是《彼岸天堂》里的那个米里哀神父。没有这个女性，这篇小说就没有魂。她之存在，使小说在写实的层面上有了一重灵魂的根系。她真的没有看穿吉娜的虔诚的表演吗？也许在她那里，看穿跟信赖，其实是一致的。琳达的存在，使“彼岸天堂”不仅是一种写实和批判，更是一种存在上的反思和寄托。在现实秩序的等级上不断向天堂攀登者，如林雅，该自问：天堂何在呢？天堂在等级阶梯的最上方吗？自然不是，天堂也许在琳达的信仰里。可是琳达的信仰不可能现成地变为林雅的信仰，所以，我们该如何去抵达自己真正的天堂呢？这个生命的难题是皮佳佳用一个看似写实的故事向我们发出的疑问。
    自然，皮佳佳的小说并非完美，比如，她的叙事视角转换有时不免生硬。可是她有很强的写实功力；也有自己独具的精神底座，这使她的写作获得辨析度和生长性。皮佳佳小说让我想到：小说家如何拥有自己的精神根系；写实的小说如何打造纵深的精神底座；小说说出的部分如何由坚实的“沉默”支撑着。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体的，它是有逆时针倾向的小说家都必须郑重以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