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北方大部分城市已经穿上棉袄，暖气里的水小声地流，宣告冬天的渐近。但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正午时分，人们还需要穿着短袖，点一碗老友粉，再从冰柜里拿出一瓶饮料。
    在这里，文学的热度和天气一样。上周六，位于南宁的广西民族大学，“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代原创文学出版中心——广西创作基地”正式揭牌，广西作家东西以及“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中广西文学界的生力军与上海文艺社播下创作的种子，希冀创作出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学力量。民大文学院的同学们眼神里闪过激动，一位女生告诉青阅读记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闭塞偏远的山区，属于自己家乡的民族故事写成一本书。
    偏远，是一座城市在地理上的描述，但不仅限于此，广西作家东西去年出版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讲述了一位贫寒农村出身的青年令人唏嘘扼腕的遭遇，主人公从偏远的地方走到大城市，最终命运被淹没在时代浪潮里；而另一厢，“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中的壮族作家黄佩华，多年来从事并研究民族文学创作，他向记者讲述了隐藏在这片喀斯特地貌里的民族文学今天的失落。
    这两者也都是关于“偏远”另外的维度。今天，让我们走近偏远，走进那些看似有原生态的美好之下，细微的残酷。
    书写乡村
    要带着更高的全球化视角
    作家东西去年写就了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故事里农村青年汪长尺的命数坎坷。汪长尺受过基础教育，高考时被冒名顶替，大学梦碎的命运以及家庭的重担，加之父亲汪槐对“城市可以改变命运”的深信，推逼着他从穷困的村庄走向省城，之后，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在城乡贫富的落差里，他的命运不但被改变，生下儿子汪大志之后，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更大的困境，但他依然保持着让儿子成为“富二代”的畸形渴望，最终做了意想不到的选择。
    偏远和穷困，是主人公故乡小村庄的关键词，也是作家东西的出生地——广西天峨县一个小村庄的状态。东西从未回避过自己的农村出身，相反的，城市与乡村的生活经验更让他思考当下这些远离故土打工寻找出路的青年所面对的境况，“出来打工的青年都抱着可以挣钱反哺家乡贫困的愿望，习惯城市生活以后他无法再回到凋敝的农村，而城市却缺少一把能让他们安稳坐下来的椅子。”
    无可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的经济情况普遍有了好转，但城市的更快速发展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更大的都市舞台意味着更残酷的考验以及复杂的命运转折。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东西说自己的内心里很不愿意说“城乡二元结构”，他更愿意把城与乡称之为“这边”和“那边”，“人在这边，都会觉得那边是天堂，羡慕和追求是人性的困境。”
    现居南宁，曾因写作改变命运的东西明白，对于今天的社会而言，单靠文学或者知识来改变命运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很多草根奋斗者或者北漂，都经历过汪长尺的某一段或者说某一部分经历，小说里所表达的阶层固化的困境，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环境下，大家都想到改变，但改变则意味着更大的折腾。”对网络流行语持拥抱态度的东西称主人公为“屌丝”，他“狠心”一步步把希望改变命运的主人公逼到死角，最终，不知何以让儿子过上好生活的汪长尺把孩子定点投放给富人家庭，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影子父亲”，真正篡改了家族的命运。“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人投胎投得好。这种极端的篡改对于一个聪明的农村人来说是讨巧的，但是这必须牺牲到家族血脉的延续。对于尊重传统讲究孝道的农民而言，这样的举动何其难也。但是这个影子父亲，为了下一代，甚至愿意献出生命。这不正是今天大部分中国父母们正在做的事情吗？”
    东西说，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之下的乡村，不仅仅是劳动力离开所带来的空旷和凋零，“包括精神，本来我们乡村有一种口口相传的仁义礼智信，因为商业大潮的冲击，城市的作态和心理都会影响到他们，这是全球化时代每一个角落都无法逃避的。‘采菊东篱下’和沈从文小说中书写的桃花源式的乡村已经没有了。”在东西看来，书写乡村，要带着更高的全球化视角，才更能明了偏远的地区和其中的人的命运。
    讲民族性的故事
    要用外面的读者能接受的语言
    全球化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对个体命运的考验，审慎地思考时代环境给所处的文化带来的改变，也成为作家的使命。对于广西这个融合多民族的地区，民族文学以及本地区文学中的民族性则成为文化中无法被绕开的部分。广西文学的创作团队，“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有极富地域特性的名字，也有极高的创作产量，在五年内这里诞生七部长篇小说、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多数作品有无法剥离开的地域文化。
    尽管在今天，作家的民族身份并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兴起时那么火热，但依然有人坚持写好这些沉睡在深山里的带有民族性的故事。青年作家朱山坡的长篇《懦夫传》是一部历史小说，写的是征战时期少数民族将领所特有的骁勇与怯懦；壮族作家李约热《我是恶人》则书写了特殊的政治时期广西乡野中的人际关系。
    对于出生在百色的壮族作家黄佩华而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他想要写下来的东西，更是他作为作家想要保护的东西。新长篇小说《河之上》以生养他的壮族为土壤，以呈现桂西北大地上原汁原味的壮族世界。小说以百色起义为切入口，描写了一个付出沉重代价的见证者，两个红黑颠倒的诡异家庭，三代人纠缠不清的世纪故事。大量在民间采访，从民族历史和传说中求索，让写作的过程并不轻松，但对于黄佩华而言，费力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广西壮族、苗族、瑶族等等少数民族的人对外族，对外地人有极强的包容性，大家可以接受其他民族人身上的文化。但今天时代的环境不一样了，暴露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很多东西在变化。”他向青阅读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家乡从木头房子变成钢筋水泥，村落里啤酒和香烟成为商品，年轻人穿着商品化的衣服，盯着手机，村寨变成旅游景点迎来送往候鸟般的游客。“这当然会带来经济上的效益，但对于原住民而言，语言、服饰、生活习惯都慢慢消失，民族精神的力量也在消失，如果民族的故事没有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种遗忘可能是灾难性的。”他讲到一些村子出于本能的保护：“一些为了方便旅游的修路计划被村民阻止了，这种事情作为外人来看有一点可笑吧，但它确实是一种被迫的自卫。”但大潮岂能靠阻止一条路的修建而抵挡呢。
    采访间，黄佩华总是能信手拈来色彩丰富的民族故事，讲起这些传说和历史时语速很快，底气很足。从壮族祖先无所不能的布洛陀壮士，到明代抗倭巾帼英雄瓦氏夫人，整个采访很有“桂气”，“但很多本地人现在已经不知道这样的故事了，心态是已经来不及拥抱民族的文化就和全球化的消费速配起来。”
    黄佩华觉得，写下这些故事格外重要，当然，他深知不能像村民一样在文学上武断地被迫自卫，深山里的民族的故事对于世界舞台的读者有语言上的拒绝，所以在语言上，他也在摸索一条路，把这些民族本性的故事用更广阔地区读者能接受的表达讲给更多人。“我们无法预计几百年之后什么东西会彻底消失，但是书写可以让今天的人记住过去，也可以让未来的人知道，在今天，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