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是我最早结识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也是最早从美国回来访问的一位作家。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拨乱反正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返美后，她很快出版了一本写大陆之行的初始印象的散文集《三十年后》。从她1949年离开大陆直到重踏故土，相距整整三十年。归国期间，她重返家乡和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并结识了一些当时文学界的风云人物。无论是写景色，还是人物，她的笔下都满溢着兴奋和感慨。可以说她是以作家之笔向海外介绍与外界隔绝了三十年的故国家园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还配置了不少照片(这在当时大陆出版物中是少见的)，图文并茂地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神秘的世界。
    她第一次回国时没有来上海。我是在她1980年第二次和安格尔回来时，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型座谈会上见到她的。当时我已读过她在台湾、香港出版的一些作品，如短篇集《台湾轶事》、长篇《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以及刚刚问世的《三十年后》。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觉得都散发着一种沧桑感，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沉重的人生感悟。然而，相见之下，却看到在高大魁梧的安格尔身旁依偎着的是一位娇小玲珑，笑容灿烂的美丽女子。这大出我意料之外。
    作品的风格与作者的外貌之间反差之大，在我所接触到的海外作家中，聂华苓是第一人。她(他)们到底是在外面无拘无束惯了，用不着压抑自己、掩饰自己什么，可以任凭本性自然流露，因而从他们的作品中大抵可以了解作者的某些性格特点，比如於梨华、陈若曦的快人快语，龙应台的尖锐泼辣，施叔青的浪漫，李昂的强悍，白先勇的温雅蕴藉，陈映真的执着无畏，李黎的力求完美……而聂华苓则耐人寻思。
    了解聂华苓的这一反差，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整个八十年代，她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回来一次。她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她和安格尔共同创办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作家。在国际上她首先提供给中国作家到美国进行较长时间交流访问的机会。公务之余，她当然也进行参观游览。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次回来时，无论是参观上海新面貌，还是去云南，走丝绸之路，她都兴致勃勃。但是她更爱会友聊天。老同学、老朋友自不必说，她还愿意结识新起的年轻作家。这大概是作家天性，她首先关注的是人。每次她来，我们更多的时间大概都花在聊天上，天南海北，远事近闻，从国外到国内，从童年到目前，随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于是，我逐渐了解了她的经历。
    原来我从她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还是不错的。她的人生道路确是大起大落崎岖多变，她的前半生堪称坎坷曲折。幼时她就没享受到受宠娇女的快乐。其原因倒不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贫困——从她那雍容的气度就可看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家世背景的滋养，那是造就不出来的，而是出于精神上的压抑。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而且有两房妻子，虽然他曾受过新式教育，却似乎还是秉承了某些旧军人作风，尽管她的母亲是他所爱，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远不苟言笑，徒有威严而少温情。特别是在她们这一房回归大家庭之后，上有重男轻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亲的另一位缠足又不识字的妻子，同辈又有异母的恃宠而骄的“长子长孙”。尽管屋宇阔大，仆从众多，生活优裕，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她从小就得忍受重重约束。只有混迹于仆人群中，她的活泼天性才能得到释放。即使如此，她的父亲也没等到她长大成人就在内战中死去。和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后所遭遇的种种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读大学，恋爱结婚，据熟悉她的朋友说，她的如意郎君是位学问既佳(同校政治系的高材生)、又风度翩翩的大家子弟。原该是柳暗花明，幸福到来。不想这位公子却是个经不起风雨的大少爷。当他们拖老带小全家迁往台湾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从未遭受过的生活压力，他很快就颓唐沉沦精神崩溃了。他承担不起家庭的责任，整个担子落到聂华苓的肩上。她在承受这副沉重的担子的同时，还得承受对于丈夫的失望的精神打击。这还不算，她又卷入了台湾有名的《自由中国》事件，她所安身立命的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杂志被查封了。这不仅在精神上再次给她几乎致命的一击，而且经济上也几乎将她推入绝境。……每听她回忆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风霜雨雪，望着她明媚的脸上所布满的阳光一点点黯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觉得命运对她够残酷的。命运是不是有意地在励其心志?没有这些曲折的经历，她怎么能够对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有那么深的了解?她怎么能够对旧家子弟出身的某些软弱的知识分子有那么深的认识?怎么能对1949年的国事变动，对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低层公务人员、老兵、平民百姓的心情有那么深的体会?有了这些经历，才会有《台湾轶事》、《失去的金铃子》，才会有《桑青与桃红》，才会有对桃红的鼹鼠般潜伏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中、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状态的深刻描写。她从小的生活就与整个社会相关联，她的前半生始终与社会变动相关联。这就是她这些作品的来历。
    六十年代安格尔的出现是她生活的一大转折。苦尽甘来，她和安格尔的相爱、相知、终于得以相守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种族的差异，婚姻的状况——当时安格尔还没有了结他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离婚在美国也需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都形成一道道屏障。而她，携带幼女跋山涉水来到他乡，不仅是他乡，还是异国，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生活毕竟出现了希望。她先是进了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文学，1967年她与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直到1971年两人才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尽管一波三折，凭着两个人不渝的真情，凭着聂华苓的聪颖的资质和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走出了阴影。对于聂华苓来说，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事业的双重阴影，她找到了终身的归宿。不但获得了完满的家庭的幸福，而且和安格尔创办了共同的事业。她终于摆脱了那块是非之地。从旁看来，这项工作有意思得多了，活动的空间也宽广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陆作家到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流访问，首先是由“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聂华苓沉睡多年的本性得以复，被压抑多年的才干得以发挥。快乐、幸福、成就感使她精神和容颜同时焕发。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笑语不断神采飞扬的聂华苓。1991年安格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聂华苓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用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在对于安格尔的爱的支持之下，她终于慢慢地恢复了过来。她用笔承续他们未了的情缘。于是有了《鹿园情事》。
    1997年出版的《鹿园情事》，以充满感情而又摇曳多姿的笔调回忆了她与安格尔共度的三十年的幸福时光。从这本书中人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聂华苓如何从压抑的前半生转到截然不同的后半世。但这本书仅止于写她和安格尔的共同生活。她的读者对她的曲折的前半生也饶有兴趣。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聂华苓。今春伊始，得知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开始陆续发表。我还未及窥及全豹。但我已看到这本回忆录是从写她眼中的祖父开始的。想来这三生三世指的并不是聂家的祖孙三代，虽然其中写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而是她个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三次“转世”。本期《收获》刊登的是她在武汉的一段童年生活。由此不仅可以约略地看到她童年的家庭环境，还可了解她后来成为作家的条件：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又十分敏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生活中的快乐与不快乐都成为她后来写作的资源。童年记忆，童年的丰富经历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些坎坷日子的记忆，在经历过时间的过滤，特别是经历过人生幸福的今天再重新处理，就都化成了丰富多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