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出发,抵达文化中国——纵论文学文本与影视阐释
主持人:董 阳 张珊珊(本报编辑) 对话人:汪守德(文艺评论家) 王丽萍(编剧) 孔 笙(导演) 申 捷(编剧) 一部部文学经典通过影视改编,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大众,实践证明,这种跨文本的二度创作是经典传播的有效方式。从传统文学到网络小说,各类文学作品的影视阐释是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在此,我们邀请评论家与活跃在一线的影视编创者一同探讨,分享他们的经验与思考。 ——编 者 核心阅读 ●影视改编是一种艺术创造,必须把小说特有的文学结构打散,按照影像叙事的思维进行拆解和重组,确保观众能够通过影像来理解人物、进入故事 ●对于名著的改编,哆哆嗦嗦地“跪着改”是出不来好作品的,只会束缚创造力;另一方面,改编要忠于原著的精神和思想,而不是借改编之名歪曲、解构甚至糟踏原著 ●改编和原创都必须要从创作者的身体里生长出来。改编时,要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原创时,同样也要把一个外在的题材转化为牵动自己心灵的故事 ●情感的真实能够让观众有所感动、有所共鸣,观众就是创作者的老师,创作者的真诚和努力,观众是看得到的 在今天谈论文化中国,不能忽视影像的力量。影像以其直观特性、丰富形态和多元渠道,点燃了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蕴藏了深厚的人类文化积淀。近6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改编自文学文本的作品层出不穷。1958年,中国电视剧的开山之作、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以文学作品为母本的做法,为日后电视剧创作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近几年,《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等由当代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相继亮相,依然是电视荧屏的重磅大戏。从四大名著到当代经典再到网络小说,文学作品的影视阐释对文化传承乃至文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其道理也常谈常新。 改编是另一种燃情的创造 主持人:最近几年,中国影视市场迅速扩容,优质内容在行业中的核心作用更为凸显。资本高价囤积IP(知识财产),尤其是热门网络小说,就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征。但很多所谓“大IP”电视剧改编败走麦城,并未取得和原作量级相称的收视和口碑。再次印证了这样一条规律:文学改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热门文学跟优秀剧作之间似乎有着一条不能忽视的、需要跨越的鸿沟。你怎样认识改编剧作与原作之间的这条鸿沟? 申捷(代表作《重案六组》《鸡毛飞上天》):确实存在这样一条鸿沟。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难以改编成大众喜爱的电视连续剧,其原因在于小说特有的文学属性和内在结构。影视改编,必须把这些文学结构打散,按照影像叙事的思维进行拆解和重组,确保观众能够通过影像来理解人物、进入故事。 写人性,写人物,离不开宏大的历史背景,怎能抛却那片土地、那个时代去写干巴巴的人?每个人物的生命都是从厚重的历史中结结实实地生长出来的,这样人物才能立得住。创作者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功课,才能身临故事的情境,才会觉着头脑充盈起来,手中的笔不再哆嗦。 孔笙(代表作《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从小说到剧本再到影像,是一个累加的创作过程。导演的关键工作是影像化,用影像来讲故事。当然,音乐、表演、服化、造型肯定都很重要,但最终是要靠画面,这是电视剧区别于小说、话剧和广播剧的地方。如果关掉画面,只靠听就能理解整个故事,受到同样程度的感动,那影像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电视剧是用画面讲故事的,画面本身就是有内容的,涵盖了许多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氛围和意义。通过什么来传达这些无法言传的氛围和意义呢?除了表演以外,在道具选择和场景营造上也应该做到细节真实。如果细节不真实,画面就会失去支撑而缺乏说服力。除了要经营细节,还要有一个正能量的故事,要传达情怀,讲故事的方法还要讲究……总之,既不能和观众有太大的距离,又要能够提升观众审美,这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 汪守德:从本质上讲,影视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甚至可以说,两者的差异性是相当大的。对于名著的改编不能完全拘泥于照搬原著,将原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简单地、机械地加以影像化和画面化,仅仅成为原著的绘本。这种缺乏想象力、捆住了手脚的改编,必然不会取得成功,也不会得到观众的真正认可。 改编实质上是适合于影视特点与规律的另一种燃情的艺术创造,要求改编者必须对原著进行富于高度智慧和艺术匠心的提取,甚至将其掰开揉碎,经历和完成极其艰辛的重新镕铸的过程。原著的内容不可能统统纳入影视之中,同时改编又可能会遇到情节和人物“不够”的问题,因而因影视构剧需要而时常出现增减人物与情节的情形,都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影视与原著在某些情节与场景上存在着的不同,甚至是作出幅度较大的改变与处理,常常是改编者以影视手段在更高层面把原著的面貌展现出来,使之更符合当下观众口味所进行的努力。 已改编为影视的文学名著数量之多,使人们每每将视线对准那些早已有口皆碑、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原创力暂显不足的情况下,改编成为一条值得肯定的艺术之路。名著本身的丰富、厚重与成熟,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改编,可以使过去各个不同时代里产生的原著,借助新的艺术样式焕发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久远的影响,因此改编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必定会在今后持续进行下去。 重在激活原著的精神意蕴 主持人: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被观众戏称为“神剧”,因为许多年来它不断在各个电视台重播,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其实,老版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在很多观众那里都是有口皆碑的。近年来,有不少当代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其中有不少出自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推拿》《红高粱》。对于这类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制作的电视剧,观众常常拿是否忠于原著来评价其优劣,但有时一些中规中矩的改编又会引发观众不满,观众仿佛在看原著的插图版,寻找不到光影的独特魅力。忠实原著究竟是不是衡量影视改编的必要标准?对于文学经典的影视阐释,有哪些决定其成败的因素? 申捷:对于名著的改编,哆哆嗦嗦地“跪着改”是改不出好作品的,瞻前顾后只会束缚编剧的创造力,完全脱离原作、按当代的眼光任性改动,原著的意蕴和价值则会被埋没。改编要忠于原著的精神和思想,但是转化为影视语言,必须要有所取舍。我在改编小说时,会去故事的发生地体验生活,感受当地的风土和气息,也会阅读大量资料,借此投入到与故事相关的情境中。 王丽萍(代表作《错爱一生》《媳妇的美好时代》):当然,影视作品中不乏成功的改编之作,有的甚至扩大了原作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早年的《围城》、四大名著,这几年的《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等。那些创作者们是怀着敬畏之心在从事一项事业、一项新的创造,我敬佩他们。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改编者不能为商业化潮流所裹挟,今天改小说,明天改网络IP,后天再回到四大名著,更不能悬空时代、乱写人物、乱加故事、乱造噱头,否则,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伤害和歪曲原作,同时也伤及自己的创作水准。如果我们的创作不知不觉地脱离了现实,游离在现实生活和时代情感之外,或许可以满足小部分观众快餐式文化消费的心理需求,但对于长远的中国影视创作来说,决不是长久之计。 汪守德:最重要的是忠于原著的精神,达到其所固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而不是借改编之名歪曲、解构甚至糟踏原著,与原著的主题和意旨相去甚远。任何一部文学著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无不反映着作家的情感、审美和艺术创造力,积淀着作家对于时代与生活的深刻认识与思考,携带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信息单元,其价值和吸引力并不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而是持续受到读者的关注、好评和欢迎。文学名著正因其所保有的持久的思想与艺术魅力,才可能在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时,依然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如果曲解、背离了原著的精神与主旨,改编即使再炫人眼目,也可能是失败的和不被接受的。 因此,影视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是一件严肃而有颇高难度的事情。既不能把原著等同于赚钱生财的盂钵,也不能为了片面实现所谓的出新,把原著搞得千疮百孔、非驴非马,更要拒绝那种随意、匆忙、低劣的改编,以及其他各种对原著不负责任的胡涂乱抹。改编不仅要尊重原著,也要尊重观众,要警醒观众严苛锐利的鉴赏眼光。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借名著的光芒为自己遮丑,而是要让改编为原著增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改编者务须具备对原著的敬畏之心和揽瓷器活儿的金刚钻,通过在原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使之在现代精神的观照之下,不仅原有的思想艺术魅力依然,更使其得以通过新的艺术样式在新的时代和环境里大放异彩。 改编与原创都要从心出发 主持人:相比于诞生不过100多年的影视,文学的历史更为悠久,故事的积累更为丰富,文化的积淀更为丰厚,因此对文学进行改编成了影视剧本创作的重要部分:从中国古典名著到现当代小说经典,再到今天数量庞大的网络文学,文学的影视改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和影视毕竟是建立在两种不同媒介基础上各自独立的艺术形态,随着影像文化自身的积累和影视产业的迅速成长,直接服务于影像的原创剧本也在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您认为原创和改编有何区别,又有何共通之处? 申捷:对我来说,原创和改编虽是不同的创作方式,但相通大于差异。因为两者都是创作,都必须要从创作者自己的身体里生长出来。改编时,要理解原著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原创时,同样也要把一个外在的题材转化为牵动自己身心的故事。写《鸡毛飞上天》时,我采访了上百位企业家,跟着小商贩进货,看他们砍价,当看到亿万富翁崩溃的泪水时,我也终于触摸到了他们的内心。情感上亲近了,才能与创作对象融为一体。无论是改编还是新创剧本,首先都要从心底生根发芽,长成自己的树,只有由心而发的创作才有可能感动观众。 王丽萍:在影视创作中,原创与改编孰高孰低的争论由来已久。其实,这和每一位编剧的学习经历、创作习惯有关。我个人在影视创作中没有进行过改编工作,这不是说我反对改编,而是因为我是新闻记者出身,长期的新闻工作养成了我观察生活和人物、呼吸时代气息的习惯。对我而言,火热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有写不完的丰富素材。不同的题材,展现不同的生活面,每一个生活面,又有不同的色彩,这是我热爱原创的动力。 在我眼里,改编一点也不比原创容易。原创大可以天马行空、平地起楼,但是改编有原作珠玉在前,需要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从原作中发掘深意和新意,把文学的影响力用影视的方式放大,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感受到影像的魅力,因此难度非常大。这不仅需要编创真诚的态度,还需要吃透挖尽原作的苦功夫,需要举一反三的创造力,需要打破框架重新再造的想象力,这是非常考验编创功力的。如果把一部文学著作放在我面前,我首先要把原著完全消化了,然后追随原著作者寻找他为什么这样写的思想和情感,如此,才能培养出息息相通的感情,才能进行人物的再创造。这个过程并不比原创简单,反而因为有了原作的声名,会给写作者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如保留原著的美好。 创作,是对生活和艺术别具一格的感受、发现和创造,是对人生的感悟,对鲜活的人物和故事的再现。当一部剧作完成之后,你会发现生活再现了,美好的事物在荧屏上绽放出华丽的光彩。用自己的叙事方式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新的天地,让自己的艺术构思自由地表达和展现,这大概是所有创作者的喜悦,无论是原创者还是改编者。 真诚是跟观众最好的交流 主持人:印象中,创作者总是青灯黄卷、冥思苦吟。但实际上,在大众传播时代,电视剧的编创者要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必须对此刻的观众心理有所了解,既要身居幕后,运筹帷幄,也要走进观众内心,号准观众脉搏。很多文学改编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有一些故事甚至与当代观众有一定的隔膜。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观众的心理诉求,让那些时代背景迥异、题材领域繁多的改编故事跟当下“网生代”的年轻观众对接,并让他们产生共鸣? 申捷:《鸡毛飞上天》播出时,我打开弹幕,观众们犀利的吐槽常常让我无地自容,然而当看到一些年轻的包括90后的观众喜欢这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时,我又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观众的同呼吸共命运,改变了我对年轻观众的偏见,原来年轻观众不是只喜欢虚无缥缈的爱情故事和无厘头的插科打诨,他们也希望看到能引发对历史和现实深沉思考的厚重作品。通过这样的交流,我愈发认识到观众就是我的老师,也更加确信作为一名创作者,你的真诚和努力,观众是看得到的。 孔笙:我相信情感的真实能够让观众有所感动,有所共鸣。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当代题材,人物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举止做派,都要有他们的范儿。通俗地讲,就是拍什么像什么。比如拍《钢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想拍出上世纪50年代的感觉。50年代什么样呢?新中国刚成立,人们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对新生活的向往,要拍出这种劲儿。每一部戏都有每一部戏的那股劲儿,抓住了这股劲儿,就能够触动观众。 我们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我也会为了创作直接跟年轻观众交流。在拍《欢乐颂》的时候,我们组织了几次跟年轻观众的研讨会,听取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了解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诉求,以此来确保作品的故事真实和情感真实。但我们也不会把这些意见一股脑地全都呈现到作品中,要有所选择,底线是一定要符合主流价值观。欣赏什么,提倡什么,创作者应有坚定的信念,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来说,那就是坚持呈现真善美,呈现这个世界让人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自己是“温暖现实主义”。我相信坚持温暖的调性,坚持细节的真实,坚持真情实感,是跟观众最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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