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数十来年，一个乡村少年的出路大抵上只有两条：念好书；当兵。条件好一点的也许会有第三条，比如，我姑父是司机，如果我既念不好书又当不上兵，可能会去学开车。整个初中阶段我都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念好书”就是学习好，将来考个学校端上铁饭碗。这个鲜明的目的论其实是跳过了“书”，跳板而已。我见过太多的人，借助书获得了体面的生活，之后便再也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所以，很多年后我发现自己正从事一项与“书”密切相关的生活时，多少还是吃了一惊：我的任务竟然是看书和写书。
    我怎么就过上了这样一种纸上生活？
    再往前数，我是个更小的乡村少年。有好几年时间，一到假期和放学之后，我就抓着本书去野地里放牛。乡村野地阔大，我放散牛。牛自己找草吃，我就找个地方坐下，开始看书。多半是小人书和《故事会》。偶尔也会念念有词，那是因为父亲强迫我必须把某首诗或某篇文章背会。“文革”中我父亲高中毕业，适值祖父被批斗，没办法继续念下去，后来祖父平反，又因为种种原因父亲没赶上恢复后的高考，先做了乡村教师，又当了赤脚医生。直到现在。我被强迫背诵的东西很杂，现在还记得的，有《岳阳楼记》，有《中国老年》杂志上的一首格律诗，还有一些医书上的口诀，比如出血热的症状。
    如果非要牵强附会找个纸上生活的源头，这大约是最远的唐古拉山。
    我没当上兵，也没能成为大卡车司机，而是一直把书念下来。这个“书”只是功课。真正意义上的书，是从念大学开始。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中学时也曾读过很多文学书，古今中外拿到手就看，但那只是兴趣，是无为而治。到了大学里不同，我对考上的学校不满，犯了小心眼，一肚子孤愤无处驱遣，就钻进图书馆自虐式地看书。看多了就开始写小说。要写就得学，继续看。另一种意义的目的论出现了。读书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之二是写作，之三才是应付平常的考试。我念的是中文系，我所做的这三件事在专业里最为正大，这虚荣也进一步鼓舞了我。我开始有意识地把书的概念紧紧地抱在怀里，正步走进纸上生活。
    但小图书馆存书究竟有限，我想看的书很多都找不到。狂热的阅读大师的欲望折磨着我，急得抓耳挠腮团团转。到了大二，系里有个专升本名额，大几百号人争这一个可以到省城高校念书的机会。我从没去过这个大学，但我知道它藏书甚丰。去看那里的书成了我争取这个名额的巨大动力。那段时间我没完没了地复习备考科目，从未有过的勤奋，一边想象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的图书馆。唯一的名额拿到了。第一次进那个新的图书馆我觉得内心里有雄浑悲壮的沉默，一排排书看过去，我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我终于和这些书站在一起了，像见到了亲人。
    因为是插班生，老师的花名册上没我名字，考勤从来考不到我。我也乐得不上课，整天往图书馆跑。外国文学那部分书架我熟悉得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我曾按顺序一排排借出来读过。现在我依然怀念那时狂热的阅读激情，一个人，和同学们也不是很熟，跟社会没有联系，偶尔去上节课，更多时候是条灰暗的鱼，潜在水底，从图书馆游到宿舍，再从宿舍游到图书馆。冬天冷，我坐在被窝里度过了大半个学期，看完一本接着看另一本。我只过一种生活，读，然后写，我感到从来没有的满足。
    然后是教书、读研究生，更兼不曾中断的写作，书成了我的职业。出版和通讯在今天如此发达，任何一本书都可能出现在书店里，我不会再像多年前那样，为了寻找一本书上蹿下跳。要新书可以进图书大厦，要旧书可以去孔夫子旧书网淘，即使孤本，只要你舍得敞开钱袋，应有就有。当年放牛的时候，认真复习要拿那唯一的名额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天我的书会像到了共产主义一样极大丰富？现在我开始闹书灾，一书架子满了，另一个书架也满了，一个个书架都跟着满了。每一回搬家，书都是最大的问题。去年夏天搬家，搬家的师傅累得浑身大汗，拍着码整齐的书说：这么多，能卖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一分卖不着我也留着。师傅说：上次给一个教授搬家，教授跟他说，藏书是种病。
    我说：也是药。
    如果没有这些书，我难以想象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为了能健康地过下去，我的书肯定还会越来越多。
    选自徐则臣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