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梁永琳（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书画家）
    对话人：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书画家）
    吴悦石（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书画家）
    王明明（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书画家）
    张晓凌（美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画家）
    核心阅读
    ●中国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技法丰富。它深厚的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见画如见人，观画如观心，它强调人天同参，物我两忘，熔结于心，形之于笔，气象超迈，格高品逸为上
    ●历史上虽有过视绘画为小道，“艺不须过精”之论，但最终绘画传神论确立，绘画“以形媚道”“画者，文之极也”观点也获得认同。今天，中国画更成为寻找中华文明路径的一把钥匙，如何保存好这把钥匙，兹事体大，事关家国，事关时代，事关未来
    ●中国画为表，在形；传统文化为里，在气。修养有了，气质变化，形亦在变，故而说传统文化与中国画乃一体两面
    ●对于中国画画家来说，对客观对象的描绘并不是绘画的目的，传达思想感情，寄托理想情怀，才是绘画的旨要
    ●“艺无古今”大致可以表述为：中国画既是一种讲究传承的艺术，又是一种追求时代精神而不断自我优化的艺术。中国画不啻为一种打通古今、自洽自足的独特画种，这种特性落实于笔墨语言，就是强调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中国画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民族自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画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言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人民有着独特的民族命运，家国一体的情怀，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特殊的内质，这在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绘画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人们常讲，学习中国画一定要以传统文化为本，画家的传统文化修养与画面的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梁永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使命、牢记职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党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高峰是目标，而路径何在？今天为了更好地前行，我们需要认清来路。美术天地欧风东渐之后，一代代中国画家都在艰难中寻觅路径，提出各种主张：变法、革命、改良、守旧、调和。在多种声音中，画家黄宾虹强调，中国画家必须深入传统，不可“求脱过早”。最终，他以浑厚华滋的作品向历史交出一份漂亮答卷，引发同道深思。在经历了时代风潮的涤荡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也更加关注、思考和反思中国画的传统与继承问题。您如何理解中国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吴悦石：中国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技法丰富。它深厚的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见画如见人，观画如观心。它强调人天同参，物我两忘。熔结于心，形之于笔，气象超迈，格高品逸为上。作画时能够紧跟时代，成教化，助人伦，至于气使笔运，取象不惑，气韵生动，生机勃发，才能成为鸣于时传于世之名作。
    吴昌硕（别号有苦铁、老缶等）题画云：“苦铁画气不画形。”何为气，如何画气？其实缶翁非不画形，观其所作俱为形神兼妙，水墨酣畅。然动人之处，却是真气弥漫，天机灿烂，呼之欲出，令人叫绝。缶翁之气即缶翁之人，缶翁之学养。此则缶翁敢直言画气，是胆气豪迈之处，也是百年后尤为后人尊崇之处。吴昌硕青年时入晚清大儒俞樾门下，精研经学、训诂、古文辞，达七年之久。想吴昌硕之学方成就其人，尔后之游学与历练乃成其气，用之于书画遂成一代大家。后之学子不究其由，徒事模拟，舍本逐末，故而难以望其项背。成就大家，谈何容易。
    梁永琳：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历史上虽有过视绘画为小道，“艺不须过精”之论，但最终绘画传神论确立，绘画“以形媚道”“画者，文之极也”观点也获得认同。今天，中国画更成为寻找中华文明路径的一把钥匙，如何保存好这把钥匙，兹事体大，事关家国，事关时代，事关未来。
    吴悦石：诚然，前人云：“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学习中国画应以传统文化为本，躬身耕心，努力不辍。体用之间，反复证道。比如作画时磨墨，非磨墨也，乃磨人也，磨性也，磨心也。懂得千磨万转之境界，才可以渐入佳境，体用之道方能有得。所以中国画之难在务本，学之难亦在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下常有本末倒置之人，此虽可以速成，但亦可以速灭。此处之成，非成功之成，乃急于求成之成。由此则百病丛生，道路多歧，不一而足。诸多有道之人莫不痛心疾首，世风如此，皆因传统文化缺失之过。
    传统文化修养是中国画之根。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倘若我们能据此修为，志存高远，务本厚德，在学习传统文化中深有体悟，如此生生不已，气象自会不同。据此，画可佳，神可聚，气可舒，道可通，何患大家不出？
    中国画为表，在形；传统文化为里，在气。修养有了，气质变化，形亦在变，故而说传统文化与中国画乃一体两面。长期修养，由内而外，笃行敏求，融会贯通，通达之际归于一画，此乃一化为万，万归于一，法备气至，敦品润德，即成体用之成。
    创新性继承才能获得巨大发展
    梁永琳：中国人物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最早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逐渐发展而形成自己写意的风格。事实上，文人画中的人物画并非一种写实存真，而是画家自我情感的表达。20世纪以来，随着徐悲鸿、蒋兆和一代画家的探索与努力，中国人物画进行了写意与写实的探索，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刘大为：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人物画最为久远。从史前的阴山岩画到彩陶纹样，从商周的青铜纹饰到先秦两汉殿堂、墓室壁画帛画，从魏晋的佛画、线描到隋唐的卷轴重彩，中国人物画至此已形成完备的表现形态。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工笔重彩的人物画受文人画影响而变为水墨写意人物画，形成了与西方再现写实人物画截然不同的，重神韵、重笔情墨趣的东方艺术风采。
    中国人物画传统的形成，既和毛笔作为书画工具，帛绢宣纸和水墨作为绘画媒材密切相关，也是儒道所崇尚的“绘事后素”“道法自然”和“人与天一”等哲学理念的审美表现。然而，中国人物画艺术特征的形成，也是在不断汲取外来艺术养分基础上逐步创新性发展的结果。譬如，奠定中国人物画理论基础的顾恺之，提出了“传神写照”“以形写神”“迁想妙得”这些传之千古的美学命题。“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文化语义，实际上是其时盛行的玄远之学和佛学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国人物画形成一个拐点，向着重神轻形的路子发展。可见，中国人物画基本形态也是在融会各种文化观念中逐步形成的。
    长期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成就了中国中庸包容的文化精神。通过对自然事物荣枯生息和四季变化的观察体悟，中国画画家对自然对象识于目，记于心，观于面，他们的画笔不是简单描摹对象，而是试图以主观的方式进行由表及里的把握。对于中国画画家来说，对客观对象的描绘并不是绘画的目的，传达思想感情，寄托理想情怀，才是绘画的旨要。在此基础上，程式化、类型化、平面化等表现形式，高度概括的线描，成为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手段；追求神似，忽略形似，则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特征。
    明清以来，文人画大兴，书画成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雅好。他们把笔墨逸趣奉为上品正宗，卑视写实、精工。与此期寄兴抒怀的山水、花鸟画获得极大发展相反，人物画在此世风中遭至抑制，仿古与摹古使人物画题材局限于文人高士、道释、仕女等闲情逸致的形象表现上，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直面时代的能力。可以说，传统人物画至清末已绝少生气，日渐颓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向西方先进学习，美术界一批有识之士赴欧考察留学，徐悲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徐悲鸿对中国画的改良，建立在他对中国画发展的清醒认识上：清晚期中国画的守旧，使其失去了汉唐时期的开放情怀和气魄。而固守其艺，则使清晚期中国画割裂了与其所生存的大的文化的纽带，从而失去了中国画原有的精神内涵。对于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弊端，徐悲鸿则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写实绘画予以改良。所以，徐悲鸿对中国画变革，既有“垂绝者继之”，也有“不佳者改之”和“未足者增之”，更有“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融合性与创新性继承。徐悲鸿、蒋兆和借用西学对中国画的创新性继承，将人物画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是中国古代人物画走向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表现时代、关注生活成为人物画现实性拓展的强大动力，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物画家，如黄胄、刘文西、杨之光、方增先等为中国人物画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有创作实力的优秀人物画家。改革开放以来，人物画创作在当代世界艺术潮流中得到更加多样的碰撞与启发，在创作理念、形式表现和材料运用等方面，广泛借鉴吸纳，锐意创新开拓，使当代中国人物画异彩纷呈。可以说，中国当代人物画在面向生活、讴歌时代、吸纳外来艺术养分中获得创新性继承，从而较之古代获得了极大的超越式发展。
    艺无古今——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
    梁永琳：谈到中国画发展这一论题时，我们往往会遇到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事实上，创新与传承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您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发展”与“艺无古今”两个论题是怎样理解的？
    张晓凌：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画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一直是画界聚讼纷纭的焦点。而在实践层面，中国画的发展大致形成了中西融合与借古开今两条路径。尽管中国画家在两者的实践上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消解问题的症结。相反，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传入，中国画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愈益加剧了画界的精神纷乱。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依我看，对于传统中国画艺术精神的误读与曲解，庶几近之。而这种误读与曲解，又与画界疏于对中国画文化哲理渊源的追溯密切相关。
    早在南朝时，谢赫即已提出“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论断。但直至今天，愿意提及这一画学观念的人似乎并不多。人们更多是在西方进化论、现代性话语的影响下，将“革命”“创新”奉为中国画的不二追求，画界充满过量的激情，以致中国画的发展日益偏离画学真义。“艺无古今”的内涵大致可以表述为：中国画既是一种讲究传承的艺术，又是一种追求时代精神而不断自我优化的艺术。换言之，中国画不啻为一种打通古今、自洽自足的独特画种。这种特性落实于笔墨语言，就是强调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中国古人在文明萌生之初，即已确立“效天法地”的文化创生传统，先民们一方面在对四时轮转、五行相生相克等现象的观察与诠解中，形成了最初的宇宙观与循环性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创造中确立了重“法”的精神原型。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既重“法”之传承，又重“法”之创变的精神传统，这也正是“艺无古今”观念的文化思想根源。重“法”的观念强调传统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不但不会随时代的嬗变消磨、淡化，相反，它愈益强化并逐渐形成了传承有序的文化谱系，以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画有画谱、拳有拳谱、棋有棋谱这一独特现象。形之于画谱的中国画画法体系，因此成为后世习画者之津逮与法门。
    但是，传承性只是中国画艺术精神的一方面，中国画还强调破除“法”障和谱系结构。明末清初画家石涛一方面以“一画”论建构起“法”的本体图式，一方面又强调“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他“佛心道骨画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奇肆，意境雄浑，似古人又胜似古人。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的创变性，实乃寓含了变与不变合一的深刻易理观。“笔墨当随时代”论正是对“艺无古今”观的隔世回应。
    然而，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画因受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和影响，过多地强调“变”与“创新”的一面，疏离乃至摒弃了“不变”与“传承”的一面，并方枘圆凿地将中国画以“艺无古今”为内核的“创新性”比附于西方所谓的“现代性”。人们在热衷于这种比附的时候，恰恰忽略了现代美术史上一个巨大的文化悖论：当西方现代美术从中国古典文人写意画中努力寻绎并发掘“现代性”的时候，现代中国画却以背道而驰的方式接引西方的古典写实主义。在文化、学理的层面上，其偏向性是不言而喻的。比照中西现代美术的发生与发展，所谓古与今、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
    梁永琳：唐代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明末清初的石涛则有“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之语，郑板桥更明确提出“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齐白石也有“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之诫。结合您的艺术创作和美学实践，您怎样理解这些书画家对艺术家主体意识的强调？如何理解、认识中国绘画的发展之路？
    王明明：无论什么时代，中国画的发展必须要在传统脉络之下延续与传承，传统是通往中国画的必经之途。有传统才有根基，在此基础上的传承才有普遍意义，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突破，才能明辨这种突破是否有意义。
    李可染所说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传统）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就是要学习前人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艺术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定要有唯一性、原创性，任何一种经验一旦在画史确立，此路便将自动“关门”，不再接受同样的“经验”，这其实是逼着画家在此脉络下“创新”。换个角度看，这个“机制”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画其实就是画家心性的载体，时代不同，学养不同，经历不同，兴趣不同，当然就产生不同的“经验”，若按照前人的“经验”去简单描摹，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借鉴传统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时代精神及自我境界上。
    画家在传统的脉络之下，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画出当下真实的心境（我们是“现代人”），便是创新，新的东西经历时间的淘洗若留了下来，便是传统，如此往复。中国画发展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依托中国文化，有强健的“心脏”“肌体”及“造血机制”作为保证。中国画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以此制约“气血”在一个无形的“管道”里运行，涵养出一幅幅经典佳构。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中国画发展的最大特色。
    我本人在吸纳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吸收现代审美元素，以探索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山水、花鸟、人物，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语境，不能用一种技法来表现，笔墨可以千变万化，但要表现的核心是中国的意境。
    自信自觉走向世界
    梁永琳：无论是用笔的勾皴点染擦，还是笔墨结构、笔墨关系，甚至空间结构上的“以大观小”带来的神思驰骋，章法上的乾旋坤转、收放开合呼应，中国绘画艺术已然形成体系并不断完善，成为中国美学精神的独特表达，可视为中国文化深厚积淀的外化，是画家胸襟怀抱和笔墨精神的对接。怎样理解中国绘画的本土意义与世界价值？
    王明明：古人把欣赏绘画放到“悟道”和“天地精神”的层面上去考量。圣人含道映物，“道”是万物之始，是万物的规律。中国绘画不仅是美学的范畴，实质上一直立于哲学和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从谢赫的“明劝戒，著升沉”，到张彦远的“成教化，助人伦”，中国画有着与生俱来的社会担当。中国画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民族自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言。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的话或许可以作为提示：“大约125年以前，当蒸汽引擎和铁路出现的时刻，有些作家说，我们将变成使用单一语言——英语——的世界。这件事当时没有实现，现在也不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在今天都在热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语境中，互相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形象”“中国气派”已经逐渐成为现今中国最为重要的词汇，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显得更加宝贵。
    自信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有众多的分支系统，中国画作为其中极为特殊的体系，值得全世界的学习和尊重。好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齐白石绘画作品在国外多个博物馆的展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外国观众为他的艺术而感动，因为齐白石用简明的艺术语言表现了世界人民的所见所感，朴实而亲切地表现了中国画的独特魅力。把中国经典绘画自信自觉地推向世界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中国画有着更加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