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
    此时，窗外的大雪群鸟般翩然，亦如钢刃般凛冽。书桌上有一杯热茶，可端茶的手已经冻僵，我就这样在呼伦贝尔久居。
    我曾经有几次机会能离开这片寒冷的土地，但都在犹豫之后选择了留下。究其原因，除了自己惧怕名利场中的你争我夺，更是怀着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风景的壮阔，不止于空气的洁净，不止于难舍的故乡情，更是因呼伦贝尔的天地浑然、流水不腐、遍地芳菲，这里的树木与花草，飞禽与走兽，甚至是人，皆如吸吮母乳的孩子，无不依偎在自然之母的怀中繁衍生息。
    历史悠久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让我懂得了人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主人，每一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某个物种的消亡都可能引发其他物种的消亡。“长生天”——这里的人们对大自然使用如此敬语，他们听不得“改天换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之类的豪言壮语。逐水草而游牧者，岂能竭泽而渔？牧民不开垦原初的草地，猎民不扼杀怀孕的动物，这里良好的生态告诉了世界，什么是质朴而又先进的文明——呼伦贝尔，这是个天人合一的地方。
    近年来，我在草原和森林中行走，寻找那些远去的人，寻找那些远去了的故事，也寻找那些本该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那些远去的人，能够站在天地之间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秘密；那些远去的故事，是万类生灵同生死共命运的诗篇；那些远去的动物，需要我用文字为它们唤回失去的家园。
    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画面令我思绪万千：一只小狍子箭镞一般射入林丛，回眸之际我看到了它极度惊恐的眼神；四只引吭高歌的黑嘴松鸡在空旷的林地徘徊，直到漫天的星星被朝霞淹没，也没能演绎浪漫的爱情；一群黄羊从燃起荒火的草原上逃出，它们中的男儿，把自己的身躯挂在边境的铁丝网上，从而让怀孕的母黄羊安全通过；一匹骏马在暴风雨中岔开四蹄，用身躯保护摔倒的主人；四只毛皮褴褛的丹顶鹤，绝望地伫立在大兴安岭的大雪中，最终竟然起死回生，神话一般地回到了它们位于俄罗斯兴安斯基的家园；在额尔古纳河畔，一只红狐狸跟在护林人的身后，雪地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一位牧民将最后一枚雁蛋孵化成雏鸟，一位阿妈用马头琴的鸣响提醒喜鹊逃命，一位老猎手用一壶老白干灌入驼鹿耳洞使之忘却恐惧。我见过一位威风凛凛的老阿爸，他坐在马鞍上一发出口令，草原上的马儿立刻像武士般严阵以待，他挥一挥手里的套马杆，红云般的马群随即在草原上漂移。还有一个老哥哥，他每年夏天都要到乌拉山下仰望苍天，为的是寻找他年轻时遇见的那只鹰。
    我也曾一次次问自己，作为一位写作者，你为这些生灵所作的诗意表达，可有三五知音？在霓虹闪烁的年代，这样的文字是否不合时宜？一本不肯俯首趋媚的小书出版了，是不是反而会带来孤独？然而，明知乃是巨鸟翅上可有可无的一根小羽毛，也充溢着直上九霄的激情，明知不过为茫茫草原的一株无名草，也满怀一碧千里的梦想，这，或许就是文学带给我的信念。
    曾经的文学训练让我认为人理应是文学的主人公，即使你举万事于笔端，也还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也不知道在何时，动物们来了，悄然成了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它们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我的文学观。我发现，在我们的写作中，人和自然的位置不是那么恰当，人诚然是大千世界的中心，然而森林、荒野、星空、百草以及走兽飞禽，难道只是我们身边的陪衬？难道它们不曾悄悄改变我们？难道它们没有自身的领土诉求或者文明习性？难道它们没有温情和诗意的内心活动？从1983年阅读齐奥诺的《人世之歌》到现在，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学可能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发现还远远不够。
    于是，我竟这般乐此不疲，在呼伦贝尔经年累月地游走。我常常怅然若失，也常常渐入佳境。我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这片绿色净土上最后的守望者，那些身上沾满泥土的自然之子，那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有识之士，就在我身旁，因为有他们，我不会因世事的跌宕而改变初心。我愿意用散文去探寻这片土地上的奥秘，去记录那些草原生灵的踪影，并以一个呼伦贝尔人的情怀尊重它们。
    （作者系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作家协会主席，此文为《草原生灵笔记》一书自序，该书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