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肖像 小枝 绘
    一
    小说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离生活太近，它几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无病呻吟，故意放大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个倾向就是离生活太远，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即使他说的是所谓的心里话，那也是来自心脏。
    毋庸置疑，对于专业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尤其重要，也许这就是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但是，这种理念造成一种现象：对前人作品的回顾，还没怎么说到内容，总是先说到什么什么手法，什么什么派。就像是江湖上的武术派别，门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当然，不管怎样，写作的确是另一种说话的方法——诚如周作人所言，是“风干的谈话”。既然是谈话，就要有谈话的艺术，或者叫“说功”，其实它的艺术旨趣恰恰也在这里。像相声一样，我们喜欢老派人说的相声，如侯宝林，马三立，他们完全是靠“说”来解决问题的，不动声色，暗藏玄机，包袱抖开让你喜不自禁。不像现在那些说相声的，什么都整到舞台上去。现在有的写作者也是如此，功夫都用在写作之外，怪力乱神、乌烟瘴气，生生把一件高尚的事情做成焚琴煮鹤的下作勾当。
    也许无可厚非，也许不解风情，也许见惯不惊。极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和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正在勾肩搭背、相互调情，这是我们所驱使的现代化迈进的一个新门槛。文学在物质化的世界里正在渐渐失宠，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虽然文学已经沦落到如此，但它绝对不会消失到无，更不能忽略不计。所以，作家的道义和责任感，有时候也反映在说话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态度在作品里显影。
    二
    我们现在很少说起曾经影响中国几代人的俄罗斯作家，其实，像19世纪以来俄罗斯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尽管大多数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崇高的悲剧美、对人性不竭地追寻、对苦难宽容的态度，是俄罗斯文学最伟大之处。他们没有对个人的磨难置之不理，也绝对没有狭隘的谩骂和咬牙切齿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个人的苦难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悲愤，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刮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苍凉而又博大，有凛然的尊严，又有深长的意味。而不像我们的一些作家，对于苦难，我们理解成就是悲哀。
    我们的姿态比苦难本身还低，我们被苦难压迫着，根本无法超越它。我们靠描摹苦难的细节煽情。这不能显示我们的悲悯，充其量只是可怜，因为真正的悲悯是要有足够的尊严的——不管是悲悯者本人还是被关注的人，它是通过微笑来表达的，而不是咬牙切齿——而我们只会躺在自己的伤口上呻吟，把个人的痛苦看得高于一切，哪怕是隐私，也被戴上艺术的光环，靠自己的痛苦赚取市场和同情。如果是写社会的不平，肯定是“洪洞县里没好人”，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律该斩，生活在底层的全是圣洁的天使，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象征。人性在作品里被泯灭了，只有欲望、痛苦、邪恶和呻吟在那里脱窍而出，像一片片飘浮的磷火，模糊而又遥不可及。
    好在中国作家群中也有坚守创作高地的作者，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孤独。比如石舒清，他的短篇小说不管是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性，在中国作家群里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尤其是《清水里的刀子》，这部小说我曾经应一家刊物之约做过全方位点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怀和清贫、善良、尊严的马子善一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极大的艺术冲击力，将会长久地引起我们心灵的震颤。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我后期的作品中切入社会的视角，受其影响很大。俄罗斯的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一生所探索的都是如何解脱人类的苦难，孜孜追寻人生的真谛，他被尊奉为“人类的良心”。他像基督一样的献身精神，其实也是广布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血液里的弥赛亚情结。100多年来时间的沉淀更说明了他的伟大——因为他热爱的，永远是劳动者和弱者，是善良的人。
    他述说的总是普遍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但是除了设身处地的怜悯和同情，没有置身事外的怨怼和骂街式的暴跳如雷。饱经磨难、忧心忡忡的俄罗斯，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在他的笔下，被浇灌成了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森林和一株株傲岸的白桦树，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惟其热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会进而热爱整个世界。也因为对整个世界的爱，才赢得了世界对他的尊崇。他倡导的“勿以暴力抗恶”，虽然为那些所谓的革命家所不齿，但是历史和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饱经战乱，民不聊生，一个动荡的国度，遭殃的永远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另外一个被指责为不懂自己手艺的“天才的外行”是与托尔斯泰齐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哲般的思想、夸张的热情和手术刀式的分析，让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提心吊胆，就像穿行在阴森森的地狱里，几乎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是敏感的、偏执的、透着热情和悲愤的道德审判官。“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他用另一种方式爱着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为他们打开道义忏悔室的门，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只有看到自己的丑恶，才会是善行的开始。他喷涌的热情和冷静的思索，形成了作品跌宕的旋律，让我们因沉淀得太久而已经麻木的情感得到彻底的清洗。他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叙述好像是直奔着黑暗、愚昧和压迫而来，而蕴涵的却是无尽的悲悯和热爱，也许还有忍从。他把俄罗斯民族的善良和残酷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个矛盾的民族，是个矛盾的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好像都不会被改变。
    屠格涅夫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罗斯最懂得小说“经济和建造术”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既没有托尔斯泰那样恢弘，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邃。他是沉着的、冷静的和隐忍的。他用思想取代了情绪，用描写取代了陈述。他和被叙述者拉开了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他们，然后对他们的作为画龙点睛地做一些概括。他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甚至多说一个字，那是贵族式的简洁和果断。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并不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人。但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使他失去爱和思想。他的悲哀既浸染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也沉淀着一个善良作家的艺术良知。他好像比任何人都关注普罗大众，但他的作品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是写给他们以外的人看的，比如贵族，但一定是和他一样具有良知的贵族；比如那些闲适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然后让他们慢慢地感动，让他们知道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和不做什么。有一个时期，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这既因为他说了什么，也因为他什么都没说。
    我所熟悉的中国作家里，对土地和人民爱得最深的当属陈忠实和李佩甫，他们的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接近——虽然都是多年生活在城市，但是作品几乎都埋在乡土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用生命奏响的一曲中国乡土文化挽歌，那种乡绅自恋自爱式的尊严的破灭，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而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的《生命册》，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延续，是农民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嬗变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蜕变。他们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的城市，寻求出路、寻找价值。而在那里，农耕时代的道德，迎头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资本社会的摧残。在失措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
    三
    有时候，文学比哲学的啰唆事还多，它至少比哲学更不规范，所以这激起了很多人的发言欲望。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可真正对文学发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学、不爱文学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学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某种优越感，而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常常听人说，“某某的层次太低，我从来不看他的作品”。没道理可讲，既然从来不看人家的作品，怎么知道层次低？这虽然并不是光鲜的武器，但杀伤力却极大，往往成了这些人结束战斗的利器。
    当然，世界是平的，而且写作这种很通俗的手艺，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网络各种平台和因话语权扩大化而造成的冲击，文学真的被熬成一锅“坚硬的稀粥”了。甚至有些“做文学”的人，市场意识很强，他们知道怎样跑马圈地，也知道靠传统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在他们的作品里，生活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刚刚泊来的口号）所堆砌，他们用后现代的东西演绎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了对人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到何时，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在目前急遽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些作家选择了沉默。我理解并尊重这一点，同时也觉得非常遗憾，既然选择了做一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原则和担当。
    好在中国还有一大批作家，以极大的诚意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守望在文学的高原上，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实力，维护着文学的尊严。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
    很少有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经济发展异常迅猛，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而公众认知却混乱不堪。也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像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么艰难。在波涛汹涌的生活面前，渐渐平复的心灵，虽然不会再有盲目的激情——理性使我们在生活里更真实了——但仍然有人会刻苦地写作。有人是为了生活，有人是为了爱生活，有人是为了诅咒生活。写作成了最便捷的话语方式，也成了最世俗的方式。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伟大经典的人，怎么可以妄称是受过教育呢？”这句来自上个世纪的文化箴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墓志铭呢？所以，对于每一个作者和读者而言，弄懂这句话，很重要，也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