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政治人物散文：岁月留痕
    近年来我写了几篇记述伟人的文章，引来多种报刊的转载，有的篇目还很快被选入高中课本。
    我原先决无一定要搞这类创作的打算，只是在工作实践中，在读经典著作时认识了这些伟人，而在目前的改革实践中、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认识他们，于是就拿起思考的笔。
    伟人所以伟大，让后人时时想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业绩、 他的思想曾经辉煌一时，对历史进步起过推动作用，这将永不会改变，人们永会怀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现实意义。对照现在发生的事情，新的矛盾、新的课题，人们又想起过去的伟人，发现许多事情在他们那里早已解决，或者深受启发，得到一把打开现实之锁的金钥匙。比如他们的思想、方法、人格、作风、经验等。有着这两个理由，伟人题材是永写不够的，并且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和作家阅历体验的不同会常写常新。每一个后来人，当他或因国事而心忧，或因琐事而心烦，或因歧路而彷徨时，回望一下伟人这座高峰、这座灯塔，就能得到一股浩然之气，一种聪明，一种智慧。
    但是伟人与我们总会有一定的距离。伟人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大了，但这主要是靠他们的伟业、理论，靠政治影响。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被舍弃了过程之后的结果，所以往往敬而远之。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要沟通情理，有血有肉，让读者觉得可亲可信。所以我写伟人时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是努力“顺瓜摸藤”去找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样子。在这个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我找到了瞿秋白同志的故居，特别是门前那座已成过去的“觅渡”桥，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落难江西时劳动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挥国共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西柏坡，还有召开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我甚至远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在德国西部找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房子。伟人的思想和业绩是一棵大树，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是它的年轮。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指出一个亮点。
    应当指出的有两点。
    一是伟人大多是政治家。虽然也有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等，但是唯有政治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政治家这个位置最容易考验出一个人的才学与品质。能对一个时代呼风唤雨的人毕竟比只对一个方面有发言权的人要影响大一点。所以我在写人物散文时首选政治人物，而且首选与我同时代或者接近一点的人物。
    二是人无完人，伟人不是没有缺点。过去我们喜欢把伟人说成十全十美、通体透明、永远正确，这不是唯物主义。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像毛泽东这样于民族有大功的伟人，仍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仍不失其伟大。作家不应回避这些，相反，如实写出他们的个性更有震撼力。
    伟人是个旧题目，旧题最难作，这是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打通，明白如话，纤毫毕现，读者已无惑可释，无知可求。但无中求有，便是大有，便是新路，会别有一番惊喜。还有，伟人已在人头脑里形成一个旧框框，不容易打破，但如果你真的有所发现，而且能自圆其说，读者也会有一阵惊喜。这就是创作。
    二谈文化散文：仰望星空
    歌德说，头顶上的天空让人敬畏。和天空一样辽阔深远的是历史。历史也让人敬畏，因为人类的全部文化积累都已退入历史。
    历史的天空也有自己的星辰，那就是文化经典。文化是什么？辞典解释是社会财富的总和，但一般特指精神财富。经典是什么，是颠扑不破的思想和范例，即经典的人、事、理。只有精神的东西才能成为经典，才能永恒。即使是物质的人或事，也只有在转化为一种精神后才可称为经典。电视台曾播过一个镜头，在大西北，记者与一个放羊娃对话：为什么放羊？为了赚钱。赚钱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长大放羊。这是最简单的人口再生产，物质生产。这个娃很可爱，但他成不了经典。同样是在西北，当年林则徐禁烟有功却被发配到新疆，又在那里筹划固边；后来左宗棠又来到这里收复新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成了经典，被沉淀为文化凝入史册。文化除政治内容外还有知识文化、思想文化、道德文化、审美（艺术）文化等，于是在历史的星空中就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星辰，它们都值得我们敬畏。如居里夫人是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文化）经典，《岳阳楼记》是一篇政治经典，李清照、柳永是文学艺术经典等。当然这些人物和作品不只是单一价值的，他（它）经常表现为综合经典，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后人只能学习、欣赏，凭借它们来解读文明的遗传密码，却无法复制，所以就弥足珍贵。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的第一大贡献是发现人类先得解决吃、喝、住、穿这些物质问题，然后才是宗教、政治、艺术等这些精神问题。事实上，社会上多数的人都是在从事物质生产，历史上最大量的活动也是物质活动。像高粱发酵蒸馏最后变成一滴酒一样，只有极少的物质活动、极少的人才能升华为精神。我在《书与人的随想》中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即使在读书这种精神生活中，也是享受者（只读书）为多数，创造者（写书）为少数。我们这些人都是些历史上的放羊娃，不可能成为经典的，于是只有仰望蓝色的星空，和那明亮的星辰做一次推心置腹的对话，那也是一种享受。
    三谈山水散文：赏不尽看不够说不完的大自然
    大自然给人的赐予有两种。一是物质，空气水分，粮食蔬果，给人生存的条件；二是精神，花好月圆，明山秀水，给人享受的环境。自有人类以来，我们就向自然索取物质，创造了无穷的物质财富，从茹毛饮血到现在的电气化、原子能。和这个物质开发相同步的是向自然进行的精神索取和艺术开掘。一棵树、一片石、一竿竹、一株兰，千百年来硬是那样地看不够、品不尽、说不完、画不厌。人类在还没有文字之前就懂得欣赏自然的美。原始人就知道用彩石、贝壳制成项链、耳坠。从那时起，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一遍一遍、一代一代地观察自然，汲取自然，就有了山水文章、山水画卷，有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有了姚鼐的《登泰山记》。人们向自然索取物质与精神是两个相同步的过程，正是这两个永无休止的过程支撑着两个文明的创造，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在云南看到过一块平光如镜的大理石，白色的底面上有黑色的图案，是一只猫，正伸出前爪去扑一只翻飞的蝴蝶，线条之清晰、神态之逼真，简直就是一幅人工的素描。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你想地层深处的岩浆在昼夜永无休止地滚动，里面有多少个点、多少条线、多少种色块，它们在运动中排列组合，一朝喷出地面凝为岩石就千姿百态，应有尽有。再加上那地面上的水、空中的风，对着山石一下一下地切割、一遍一遍地打磨，这石头又会再变出多少图案、现出多少花纹。只这一块小小的石头就有如此多的文章，其他还有水，有树，有云雾、虹霓，有高山、大漠，有林海、雪原，所有这一切的组合搭配又将会有多少无穷的变化呢？就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本来任取一件乐器来独奏便够迷人的，更何况再把它们组合起来，那将创作出多少伟大的乐章！一位科学家说：把一只猫放在打字机上，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也能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式作品。无穷的组合总会出现最佳的选择。自然的伟大在于它所包藏的因子无穷多，它每日每时不停地变，而且又拥有无尽的时间。这是任何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生命所无法企及的。且不要说单个的人，就是整个人类加起来也不过是它怀里的一个小宝宝。所以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又终于明白，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人类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是一面索取，一面研究—研究这个神秘体是怎样不断地释放物质、释放美感，然后借此指导人工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从与自然的相似中得益不浅。飞机与鸟相似，埃菲尔铁塔的结构与人的小腿骨相似，核裂变聚变与太阳这个大火球相似……在艺术创造中，人类也是在苦苦地向自然求着相似。刘海粟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文与可胸有成竹，苏州园林浓缩山水，都是师法自然。我们经常把最好的东西称为“天然”“天工”“天衣无缝”。自然中永远有我们难以企及的作品，谁能向自然求得一点相似，谁能摸住一点自然之脉，得到一点自然之灵，谁就是那个突然撞开了藏有维纳斯的山洞的顽皮牧童，他的作品，包括诗、词、文、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便有新意、有创造，就会突然跃上一个新的高峰。如李白、苏东坡、辛弃疾，当局把他们推出政界，推入山水，终日行无定所，穿行奔波，终于有机会叫他们撞开了某一个机关，文章就有了雄健之气。而王维、陶渊明隐居山中，终日与青松、黄菊相悟禅，文章便得了恬淡之神。大自然总是将它的艺术之灵传给那些最亲近它、最想和它求相通的人。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当艺术家，大多数人对自然只是想求得一点精神的抚慰、一点艺术的享受，这时大自然也表现得一样慷慨。大自然塑造了人，就像画家画好了一幅画。不管这幅画是冷调还是热调，是单色还是多色，画家的胸中却是储着所有的调子、所有的颜色。如果你不满意这一幅，还可以求他修改调整。人是一团不稳定的矛盾：我们的性格有内向、外向；情绪有欢乐、忧伤；工作有紧张、松弛；事业有时春风得意，有时沉沙折戟；理想忽如旭日东升，忽又日暮途穷。幸亏人不是一张凝固的油画，老黑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人的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辩证关系。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感觉到有什么不满意时，就可以跳到大自然中去打一个滚。就像山坡上的一头牛犊，在微风中撒一阵欢，跑到泉边喝几口水，再斜着身子到石头上蹭几下痒。细想，我们这一生要在大自然中作多少次的调整、多少次的治疗，要作多少次环境的转换与心灵的补给呢？泰山之雄可使懦夫顿生豪勇，武夷之秀可使宦臣顿生归心。大江东去让人不由追慕英雄伟业，杨柳依依却叫你享受幸福人生。唐太宗说处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其实他还少说了一面，以自然为镜可调身心。
    近年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不但已经上升到国策，而且已经成了全球的话题。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遗产保护，逐渐成了人类的共识。旅游已成了各国的一大产业，也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大内容。我自己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得与山水为伍，磨鬟厮鬓，深深感受到这种天赐之福与天教之悟。多少次我登上高山，见层林尽染，波起涛涌，真想化作一块石头永立于斯；多少次在海边看大潮起落，万马奔腾，真想化作一朵浪花随波而去。这时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杜牧要“停车坐爱枫林晚”，陆游欲“一树梅花一放翁”，其与自然相通相融之心多么急切。我变不成石，也变不成浪，但我可以采一块石，撷一朵浪，借此来完成与自然的交流，同时也想把这份美感传达给如我一样热爱自然的人。我生怕自己不能理解它的真谛，所以这种文字总是想得多，写得少；笔记多，成品少。有时一个地方去多次而不敢著一字，一篇文章改一年、两年也不敢送出去，所以产品极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山水文字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摸准了自然的脉搏。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