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从多位朋友的微信中，读到这样一则信息：有位网友，在微信上将唐代诗人韦应物一首诗中的“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句，发到网上，求征续文（诗）。出乎意料，引发了全民的续诗热潮。短短三天时间，转发量近10万，评论者超3.2万，阅读量更超过300万。有续写者，有转发者，有评论者。
    中国新诗已经百年。近年来诗坛和文艺界正在从不同视角回顾、总结新诗百年的经验教训。值此时刻，这个“热续韦应物两句诗”事件，正好为我们总结百年诗歌的专家、诗人、评论家提供几点重要的思考。
    之一：诗歌的大众化和“小众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也是新诗的现实问题，其实质是新诗如何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新诗一直存在“小众化”的状况，可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诗歌就是少数人的“专利”，大众不懂诗，不读诗。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这个“热续”事件充分证明，国人并不乏爱诗、懂诗的人。我读这些“热续”诗作，比读许多新诗舒服。这些诗固然有游戏笔墨的成分，其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有意境、有思想的诗作也不少。例如：“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尽顷江海里，赠饮天下人”。“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百盏千杯尽，缘何不见君”。这说明，不是人们不爱诗歌、不懂诗，是不喜欢当代的新诗。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当代诗歌脱离群众！这也是百年诗歌的最大弊病。中国本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有广泛的受众和沃土。我们诗歌的老祖宗《诗经》，就是从周代流传于民间的无数诗歌中选出的，经孔子整理而成。中国诗歌后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曲艺等形式的变化，但以《诗经》为基础的诗歌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新诗现在的“小众化”的现实应该引起重视和反思。遗憾的是有许多写诗的、评诗的，面对这种情况不以为羞，反而以“小众”自得其乐，以“高雅”自居。这次网上的“热续”事件，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次诗歌的回归，是长期以来表达底层民众的民歌借助微信平台的一种喷发式的表现。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前所未有地喷发出来，诗坛长期存在的那种“写诗者比看诗者众”的清冷尴尬局面正受到冲击。
    之二：关于新诗的民族化和“洋化”问题。有人哀叹：百年新诗似乎仍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自身传统”、“共识机制”和“权威法度”，“对于一百年的新诗而言，无论专业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评价如何肯定，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惯性或刻板印象并不乐观。”这些总结性的认识听起来有些拗口，其意思不过是说这样一个事实：新诗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传统。如果探源，则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的新诗运动，其发起人，多有外国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推倒和抛弃了中国古典诗词这座牢牢根植于中华大地文学肥沃土壤上的丰碑，生硬地仿照外国诗歌去构建新诗的蓝图。这样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也带来重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这就是让中国诗歌完全割掉了“自身传统”，从而失去了根基。其结果是新诗基本离开了民族传统、脱离了广大群众，基本在知识界传播。100多年来，这中间虽然有多次强调诗歌要大众化、民族化，中间也有几次短暂的向传统靠近，但总体上看，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背后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即在文艺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为了“文艺要走向世界”，机械地所谓“向世界文艺学习”，同世界文艺“接轨”，他们把外国的文艺理论、文艺评价标准、文艺表达方法方式作为中国文艺的“标杆”和“圭臬”。诗歌亦是如此。受此理论影响，一些人刻意模仿和引进一些外国的不同流派诗歌和诗歌理论，他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求“什么是诗”和“诗的要素”，在泰戈尔那里找灵感，把中国传统的优秀诗歌创作的实践和丰富的诗歌创作理论，完全忘在了脑后。其实，这是一个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误区。这些人似乎不知道，任何文艺作品，包括诗歌，都是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而“生”，靠本民族空气和水而“长”。也就是说，古今中外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受一定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语言、文字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决定。文艺的各种要素，无不浸透本民族的乳汁和血液。诗歌亦然。“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强调诗歌的“根”同走向世界不矛盾。文艺作品靠机械地“仿（外）造”，是无法“走出去”的，即使勉强“走出去”了，也必然是“墙内开花墙外红”。中国古语有言“文无第一，武有第二”。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诗经》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要早于但丁的《神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曲艺文艺的花园中，其诗人、诗作、诗论都绝不亚于但丁的《神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歌德、普希金等 “诗歌明星”。 中国传统诗词内在意境的丰富和含蓄，词意的精练多意、音韵的和谐优美，因受汉字的独特性的限制，有时是无法精准翻译的。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世界文化界并不能真正理解、认识和认同中国灿烂文化深刻内涵和意蕴，尤其是不懂中国诗歌。这不能证明中国古典诗歌不好。国人喜欢自己国家的诗歌是自然的。“热续”的发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韦应物的这首诗，在唐诗中和在他自己的诗作中虽非上乘，但却是地地道道民族的传统诗歌，言浅意深，洗炼简洁，人们读了自然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因此才爆发了“热续”。
    之三：诗歌应该回归诗歌。何为诗歌？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对诗歌都有自己的解读，因此不能为诗歌设立“统一”的标准。不能用亚里士多德等外国的诗歌理论来框架中国的诗歌，并为中国的新诗找出路。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和文化的沉淀，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特质和规范。既有流传千古的经典诗作，也有相对完整的理论。古人言：能吟者为诗，能唱者为歌。题材上分风、雅、颂；表达上强调赋、比、兴；写作上讲炼意、炼句、炼字（词）。强调诗意美、诗韵美和节奏感，提倡言浅意深，含蓄蕴藉、简洁明快，等等。构成中国传统诗歌基本要素的这些特点和特质是由中国民族的诸多因素决定的。尤其是由中国汉字的双音词、单音词、一词多意、一意多词等等诸多特点决定的。这是世界文学大厦里惟一的和特有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珍惜这些特点，既不能枉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遗憾的是我们诗歌的这些基本要素，在现在的诗歌中已不多见。现在的新诗严重的“西化”和散文化，既不可歌，也不能吟（吟，不是现在的朗诵）。而“热续”中的“续诗”，虽然没有惊人警世的名言警句，但没有离开传统诗歌的基本要素，是传统诗歌的回归。故其中并不乏可读者。前文所举二诗，可见一斑。走笔至此，让我想起当年的“天安门诗抄”，其中的许许多多优秀诗歌也多是采取这种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同今天的“热续”中的诗，何其相似？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有内在联系的。
    总之，这次“热续”事件告诉我们，新诗应该“寻根”，回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上来。
    附录：韦应物的原诗：“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栖遑戎旅下，磋跎淮海滨。涧树含朝雨，山鸟哢余音。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