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期以来，我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叙事文学，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从《太平广记》这样的传奇小说开始，到四大名著，包括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它们都有非常精彩、精妙的地方。但我们突然会发现，尤其是当西方文学大量进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缺失——我们的描写对象当中没有“自然”。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会构成两种关系：一个关系，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这是个主要关系。除了跟人发生关系以外，我们跟环境、跟大自然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能在一些山水诗里，诸如此类，才看得到大自然，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就会把大自然作为对象进行书写，一花一草，一山一水，描述一个世界。
    我们不光跟人发生关系，也跟自然发生关系，这个世界才是个完整的，这个关系才是完整的。所以想想我们的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传统，很难想起来，把自然作为对象，总是人跟人的斗争。比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三国演义》是战场里见，《红楼梦》是闺阁里见、花园里见，总归都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很难往温暖、积极的方向书写，主要写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是互相算计、互相提防，互相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三国演义》就是集这种大成的书。
    我自己很早老是想这种问题，说我们的“自然”到哪儿去了？
    大家非常喜欢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现代人，应该对我们对于环境的无知感到恐惧”。我们没有真切地认识它，所以我们说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都是一句空话。谁会在真正的关系当中，我们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陌生人？我们爱是有限的，我们爱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很难想象，我们把大把的爱挥洒在陌生人身上。所以帕慕克说得对，对于环境的无知我们应该感到恐惧。
    前年我写了一本有关历史方面的书，一写中国的历史，跟《三国演义》差不多，种种政治的角力，人与人的算计，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情境越来越不健康。这种书要求你必须把人性的黑暗一层层揭开，我自己老写这种书的话，要么变成暗黑的人，要么得抑郁症，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来使自己重新变得清新起来、开朗起来，希望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个光明的世界。
    我经常有个方法就是离开城市、离开人群，自己开上车，连司机都不带，就进山，上高原。当我进入森林，进入雪山之上，进入到一个湖水旁边时，在那儿非常深入地进入自然怀抱当中，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平静，满眼是那种美好的东西。这次上路，经常看到小孩子，在雪山上到处走，有的放羊，有些会招手让你买东西，从家里拿块奶酪要两块钱卖给你，还有从山里采的小蘑菇两百块钱卖给你。青藏高原四五月，小草刚刚发芽，是采摘虫草的季节。很多小孩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头有几只虫草，三十块钱一支问我要不要。我躺在山上，晚上睡在树林里的帐篷里。我就想回去写写这些小孩。我想写这些简单的、单纯的人，可能也像我自己深入到大自然当中一样，是使自己心灵得到调适的一种方式。果然，回去我就决定写，所以第一部书写了《三只虫草》，就是一个小孩子跟虫草的关系，我突然发现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写作的人，很多时候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我们总觉得是在帮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像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作家伏尔泰、卢梭，他们觉得我们是面对公众，我们是启蒙者。因为文化一直有这个意义。
    我在写一个单纯的小孩的时候，书写出来不是为了去教育别人，而是这个人在不断教育我。因为他在小说当中，也慢慢因为商业的关系，身上揣着这么一些虫草，不断地跟不同人发生种种关系，被别人盘算、算计、调侃、轻蔑，但是这个人用他特别天真、特别单纯的方式，都避开了这些风险。反而这样的人物慢慢在书里活起来，首先是“他”感染教育我自己。它不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也不断跟不同的人招呼，它也在依靠它自身的价值，不断地对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冲击，所以它也变成一个活的角色，参与到这个小说当中。所以这个小说不再只是一些人跟人的关系，所有人首先要跟这个事物发生关系，然后才因为这个事物作为媒介，跟别的人发生关系。我觉得，我们终于把自然、自然界的一种事物，请到了我们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叙事文学当中，不存在已经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会忘记自然。
    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奥尔多·利奥波德，他就是一个书写自然的文学家，人家问他为什么要书写自然呢？他说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如果再放弃对于自然的观察跟书写，那么我们可能面临一个风险，所有的人认为面包是从烤箱长出来，而不是从美国密西西比河两岸广袤的平原上长出来。我们也会认为，别的事物也是从一些工业化的器皿当中长出来。比如我们认为牛排是从冰箱里长出来的。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对自然进行文学书写和表达。
    可能有人读过他的一本书叫《沙乡年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不光观察和书写。美国的农业跟中国农业有段时间也是一样的，不注重环境保护，我们对土地大量的滥用，最后土地退化，土地的肥力消失了，耕作多年以后，一块土地就变成半沙漠土地，然后被人遗弃。他自己就遇到过一件事情，离他居住城市不远的地方有片农场，土地过度使用，不能再长庄稼，变成半沙漠的地方。他居然为此写了一本书。他自己一边做保护环境这种事情，同时把在这个过程中，他观察到的事情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沙乡年鉴》。他记录了这个过程，证明即便大自然被破坏，只要我们停止破坏，按照自然的规律重新来对待这个土地，这个土地还能够恢复升级。这本书非常了不起，被誉为世界自然文学三大经典之一。
    还有一本经典也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叫《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非常美，作者本身是作家，也是生物学家。她突然发现过去春天来临的时候，美国那些乡村当中是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因为那些鸟儿会回来开始歌唱，过了好多年她突然发现这些春天是如此寂静，鸟消失了，自然界变成了没有声音的自然界。她就开始追踪这件事。发现根源在于大面积使用一种叫DDT的农药。当时她受到的挑战很大，面对的是整个化学工业给她的压力。她靠个人的力量，竟然战胜了美国强大的化学工业，使美国禁止农药的使用，也几乎在全球拉开了自然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序幕。
    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中国读者大部分知道一个人，那就是梭罗。相对于利奥·波德、谬尔、卡森，我就有点不明白，你说写得好不好？写得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在中国人阅读当中，梭罗会有那么高的地位，想起梭罗我觉得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虚伪，但是他也在进行一种实验，最后写成了一本书。我在中文当中还看到他另外的书，比如讲植物传播的，叫《种子的欲望》，他是通过观察一种种植物，那本书写得很好，至少在我看来，比《瓦尔登湖》那种空洞的书好多了。
    面对自然，对今天的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中国文学当中，“自然”的长期缺失确实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我们做文学的人有责任来进行这样的书写。所以写完《三只虫草》以后，我还写了《蘑菇圈》，又写了正在濒危的柏树，叫《河上柏影》。柏树很冤枉，分布面积很小。但是很不幸，这些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钱以后，开始喜欢搜罗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就让一些过去非常寻常的东西，变成一种特别高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木头，好的木头，大的木头，我们做桌子、柜子，边角废料我们也找到一个发明——做珠子戴在手上。你没事老戴一串木头珠子在身上什么意思？据说可以涨价，我们有这种需求，五迷三道做这种事情，好吧，木头就遭殃了。
    只有我们学会了非常尊重自然界以后，才能学会尊重人。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种，按照进化论，是自然界、生物界不断演化、进步，造成的一个伟大奇迹，因此我们不能够毁掉把我们进化而来的那些最基本的、最早期的物体。守护了自然，我们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美丽温暖，世界美丽温暖，对人会有好的熏陶。
    （本文由青年报见习记者李金哲根据阿来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