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靠的命名
    诸多涉及“70后”作家整体描述的文章，总不免要对“70后”这个作家代际概念进行一番检讨。以至于这种检讨也像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免责声明：
    “事实上，‘70后’作家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由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黄咏梅：《少爷威威》，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另，本文中所提及的作品，除了专门标注出处的，均来自黄咏梅的两部小说集《少爷威威》（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和《隐身登录》（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1]
    以上这段话出自黄咏梅的小说集《少爷威威》的序言，这篇序言是孟繁华、张清华为“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所作的总序。在我看来，我们亲手制造了不可靠的命名却成为钳制自己的枷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这篇序言涉及的一些事实，如此，方能走出自我预设、自我论证的批评困境，这困境多少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
    首先，“70后”这个概念除了能够囊括进一批出生于1970年到1979年的作家，迄今为止，它无法解释整合这批作家的意义何在？换而言之，这个概念除了能够充当作家的年龄标签，它无法提供“文学证据”来说明整合的必要性。预设作家的出生时间、成长经历与历史进程的同构关系，固然不能算是谬误，但是作家对这种同构关系的认同、回避、拒绝的自觉意识和无意识，以及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对兴趣、经验的选择和侧重则是更为复杂的事情。因此，强行用批评中实证、还原等思路去处理“虚构”本身的开放性、复杂性，便难免尴尬和窘迫。
    其次，一次次自我辩解后继续使用这样的概念，大概还因为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难以割舍的“文学史情结”。严格说来，历史现场批评实践所提供的信息与判断确实构成了文学史书写的第一手材料，无非是因为这种文学史思路假设历史现场的具体反应代表了某种鲜活、真实、可信赖的态度。而当下的批评实践却往往是本末倒置，不知是历史意识过于沉重，还是鬼迷心窍般以为现场的具体评价可直接取代文学史判断，于是在批评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种刻意为之的迷误，即刻意消减、抹平纷繁的现象和个体的差异性，代之以抽象、笼统的结论，以为如此就可以把具体的判断连同评论对象直接送进文学史殿堂。惯常的操作手段，无非是把物理时间及其在这些时间内发生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现象迅速历史化，完全无视文学批评的核心意义，即精细的微观研究与价值判断之间平衡。任由不恰当的历史意识泛滥，以取消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之间的距离和差别，其实是批评实践中极其短视的行为。
    再者，文学评价中的等级制。哪怕把当代文学的发生延长至1942年，所谓的当代文学史也不过七十余年的时间。抛开意识形态因素，在名目众多的文学史教材和专著中，能够取得共识性评价的大约就是一批成长、成名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的作家。无疑，这些作家便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序列”。我无意在这个经典序列中增添或移除若干名字，只是试图挑明被这个经典序列所掩盖的一些事实。这批作家被纳入经典序列的过程，伴生着另外一个过程，即与这些作家同时成长、成名的批评家（或曰历史见证者）成长为历史叙述者的过程。换而言之，如今身兼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身份的他们规定了当前文学史的叙述框架、评价标准和准入门槛，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制造了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评价机制和批评生态。所以，经典序列的形成便是知识、权力、话语相互作用、建构文化资本的过程。而维护文化资本的权威性和有效运转，最稳妥的方式便是，把异质或叛逆因素纳入评价机制，并以年龄、资历来标示他们在评价机制中的价值等级。这里充满了意味深长的收编与维稳意味。比如，另一个充满争议的代际概念“80后”就经历了从污名化到不得不正视的意义转变过程。事实上，也是稍后的时候，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才有了一个多少显得敷衍的集体性称谓，随后，原有的经典序列里的作家们也被代之以“50后”“60后”这样的称呼，由此，现有评价机制中的等级关系也逐渐明显起来，即表面上看是为了描述方便而以年龄大致圈定作家群体，内里却是以资历彻底固化文学评价机制内部的价值等级。我并非执意要把个别所谓“70后”、“80后”作家送进现有的经典序列，只是想在现有评价机制中恢复一些常识：写作固然是一项需要长期磨炼的技艺，但是优秀作品的产生却并不一定与年龄相关。与其预设作家代际的文学史价值问题，倒不如直面具体的文本进入微观研究，然后其他事情才有可能。
    二、历史去哪儿了？
    在谈论黄咏梅的小说之前，貌似说了许多与她无关的话，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在罗列所谓“70后”作家名单时，黄咏梅是必不可少的一位。与她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优秀作家的遭遇一样，在具体谈论她的作品之前，我们已经被“70后”这个概念所携带的价值误区干扰的太多。所以，不澄清一些事实，更为具体的讨论将难以继续。
    严格说来，当下的文学批评与创作是两套不同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两者在沟通和理解上难免错位。但是，有效的评论往往于错位中呈现洞见，而有些错位成为谬误却是因为“细察”的缺失。在诸多的错位中，两个行当在文学公共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自从文学批评从“审美”转向“审美意识形态”，便开始偏爱在文本中寻找政治、经济、文化等大历史因素在文本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文学批评作为对文本的再阐释、再创作，这种思路和倾向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大历史痕迹的有无并不是判断创作优劣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重要标准。设若批评与创作在大历史的关切上还有沟通的必要和可能，那么，文学批评就需要设立必要的前提：一是，“虚构”面对大历史时所呈现复杂性，必须成为文学批评首先要考量的因素；二是，把任何与历史虚无主义相关的定论和定性，都视为反思批评自身是否失责的一面镜子。例如，前述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精神和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黄咏梅的部分小说恰恰让类似的结论显得无比窘迫。
    《小姨》是黄咏梅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家长里短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便是未嫁大龄女青年，黄咏梅正是这样开始讲述一个与庸常生活相关的故事。随着叙述的展开，烟火气逐渐退去，小姨日常生活场景纹理中的一道道历史的伤痕才逐渐被辨识出来。它们若隐若现，不动声色，直到小姨组织小区业主维权时，它们才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的小姨，正裸露着上身，举手向天空，两只干瘦的乳房挂在两排明显的肋骨之间，如同刚刚焊接般纹丝不动。在这寂静中，她满眼望去，看到的，都是那些绝望的记忆，那些如同失恋般绝望的伤痛，几秒钟就到来了，如高潮一般，战栗地从每一个毛孔绽放！
    我站在人群中，跟那些抬头仰望的人一起。我被这个滑稽的小丑一般的小姨吓哭了。”
    小姨在小区花坛上的振臂一呼，无疑是一个历史囚徒在现实困境中的自我崇高、自我想象，这是真真切切的历史招魂，只不过在旁观者的眼中，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失败者的疯狂表演。于是，癫狂与沉重、滑稽与庄严、惊悚和悲悯等种种意味，在一具衰老的肉体和一个夸张的姿势中相互碰撞、彼此消解。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张力的反讽时刻：两个时代的类似的历史景象重叠，记忆中的“广场”与小区里的“花坛”及其各自承载的意义在这个场景中并置、错位、彼此成全而又相互排斥：年轻时代的理想主义与人到中年时的维权一脉相承，公权的溃败与私权的丧失相互应证，激情年代与和谐社会又在彼此嘲讽……此刻，价值判断和历史态度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世俗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纵深感被呈现出来。或许，我们习惯于“虚构”中看到被大历史碾压、操控的悲欢离合，却不曾细察历史如何不懂声色地形塑日常生活的状态、情感和细节。用这个时代及其常见的庸常场景捕捉历史的蛛丝马迹，正是黄咏梅的深刻之处。
    如果说《小姨》讨论的是历史对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的规训关系，那么《达人》则是直接定义了日常状态的历史境遇，这亦是传到历史意识的一种方式。整体说来，这是一个——在各种话语缺失、精神资源破产的时代里，普罗大众进行自我拯救——的故事。黄咏梅的叙述语调诙谐而克制，但却在细节的步步铺陈中定义、隐喻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和历史境遇。
    “达人”是印刷厂工人，下岗后在菜市场做搬运工，因迷恋《射雕英雄传》，执意把户口上名字改为丘处机。这样的描述像是一则坊间奇闻异事的开头，极其适合充当装点庸常生活的谈资。但实际的情形有些寡淡，丘处机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奇怪的言行举止，一天的劳累之后，最大的享受便是一遍遍翻阅那些武侠小说。很显然，这是一个在武侠世界获得精神自洽的人。这种精神状态倒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在兴趣和日常之间的完美平衡，事实上却是关于普罗大众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的隐喻。清晰地理解这个隐喻，需要设立两个前提。首先，有必要回避一下精英视角下的大众文化批判。“白日梦”也好，“虚假的意识形态”也罢，这些文化批判的论调至今停留在学术话语系统中运转，介入现实语境的能力极其微弱。其次，还要辨识出文本中一处非常关键的细节。政府大楼盖在居民区旁边：“石井街上连着盖起来了几幢气派的小矮楼，牌子一掀开，人们惊叫起来，喔哟，原来政府就在我们身边哪！”这样的反应充满反讽之意，人们大概只有在神秘之物变得触手可及的时候，才会如此。接下来的事情却是，街区的秩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美好：“自从政府部门落脚到石井街之后，这条街就没那么太平了……”我不认为，黄咏梅是想通过这个细节去批判或暴露什么。但是这样的细节确实呈现了一种历史真实：在学术批判话语或者说精英话语介入现实无力的同时，政治话语或者说意识形态在整合现实秩序、形塑集体意识等层面亦显得孱弱。
    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重新审视流行文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就能理解前述提及的隐喻的含义。就当前的历史语境而言，在精英文化干预能力和政治实践皆难以有效地整合现实秩序的时候，与其老调重弹地谈论大众文化如何迎合、蒙蔽世俗社会进而隐藏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或者痛心疾首地说些重申启蒙的行话、套话，倒不如直面真实的历史困境：在其他精神资源和话语权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世俗社会拥抱大众文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塑造的道路，毕竟流行文化还能以易接受的方式提供公正、公平的价值观及其实现路径，甚至是个体的价值感和荣誉感。问题不在于，这些虚幻的海市蜃楼如何成为缓解世俗社会焦虑的渠道，而在于它们可能会成为干预现实的力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丘处机的行为果然证实了这一点。他决定出手帮助那几个在社保局门口静坐的老人了。不得不说，此时再冷静克制的叙述、再诙谐的调侃和自我解嘲，也难以掩藏这样的救助/自救行为所散发的历史讽喻感和时代的疼痛感，这些感受突破文本边界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写下了定义的开头。
    很显然，黄咏梅并没有让这个故事滑入现代绿林好汉的故事模式。丘处机为民请命的社会正义感和使命感很快耗散在官僚体系的迷宫中，而当他的个人生活陷入困顿时，他又遭遇了现实世界运转的核心秘密，即潜规则。官僚体系的失效与潜规则的制度化互为表里，黄咏梅对这个时代的定义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不难想象，在接下的故事进展中，丘处机除了彻底服膺潜规则的威权，将别无选择。所以当丘处机重新奔走在大街上时，他的幸福生活里再也没有出现“武侠”二字。当这个时代彻底地排除了流行文化中微弱的干预现实的可能性时，也便意味着这个时代中无依无靠的普罗大众仅存的精神栖息之地和微乎其微的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也烟消云散了。伴随着绝望的是巨大的嘲讽，当精英话语还在纸上谈兵、自我崇高的时候，当政治话语干涉现实无力同时还在警觉流行文化中所谓的不安全因素时候，现实世界已经以其自身的运转逻辑宣布了流行文化的破产，哪里还轮得到精英话语和政治话语杞人忧天？
    此外，有一个细节还需要被提及。当我们谈论精英话语缺席的时候，其实还是对精英话语介入现实抱有微茫的希望的。但是黄咏梅却用一个细节提醒我们，精英文化一直在场，只不过在以另一种方式在参与这个时代的建构，即成为润滑潜规则的养料：
    “赞助出这本书的人，是越城的支柱产业的——越城制药集团的老总，他找到越城大学研究古典文学的叶教授要求编这本书……
    ……叶教授接下这一笔大生意，如临大敌，比做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还费心思，他从《金瓶梅》、《如意君传》、《肉蒲团》、《痴婆子传》等明清著名的禁书中，精选了艳情刺激的情节……叶教授给这本‘奇书’起了个很庄重的名字《明清传奇》。那制药集团老总说了纸张要用最好的，开本不要太大，最好是便携型的……因为这本书并不是要拿到市场上出售，而是小范围赠阅……
    ……叶教授一听，顿感责任重大……恐防别人看不懂，还需叶教授在每一节后，用今人口语进行逐节翻译、解释。
    ……《明清传奇》最终选定用高级蒙肯纸。每一页轻如蝉翼，色泽柔和，与木浆原色相近，手感软润，字符印在上边，犹如印在绢布上，朴素雅致。而那一幅幅彩色《春宫图》，镶嵌在文字中……
    ……叶教授从包里掏出两本书，指着其中的一本黑皮书说，要做成这样的开本，这样的封面……而另外一本是《论语》，毛边书。那老总的意思是，外包装要像《圣经》，内页要像《论语》……”
    我不厌其烦地摘抄，只是为了表明，精英文化的破产在这个时代已经普通得像是日常琐事。只是当《明清传奇》被丘处机用来疏通潜规则造成障碍时，精英文化竟以这样一种方式帮助了普罗大众时，其中的荒诞性才爆发出来。
    所以，表面上看，《达人》看是一个冷静、诙谐的庸常故事，却以种种日常细节完成了对时代景观的整体描摹和定义，骨子里布满黑暗和绝望，以至于到了结尾，作者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故事：
    “如今丘处机开着他的‘长春子号’，在石井街上跑运输，政府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睁只眼闭只眼让他过去了……
    ……（丘处机）两只手从把手把上一松，平摊向两侧，做成两只翅膀状，拖斗后那红白兰三色顶棚随着速度加快，在风中一起一伏。孩子们从后面看去，丘处机和他的‘长春子号’像在模仿那个披着风衣的超人，似乎随时都有离开地面飞起来的可能。”
    “超人”，又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凌驾于物理规律和现实秩序之上的“神”，是现代社会期待“奇迹”降临的幻想产物。他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哪怕与“长春子”（丘处机的道号）联手，又能怎样……
    三、日常生活的合法性
    批评“70后”作家历史意识淡薄，无疑会涉及另一个问题，即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角度。前文中，我已经不断地强调了两个问题：日常生活与历史景观并不总是相互排斥，出色的日常描绘往往会让历史显形；有些日常景观的描摹，其实就是在对时代的精神状态进行定义、赋形，其行为本身就携带着深刻的历史意识。但是日常生活与历史关系，需要在阅读与批评中进行仔细辨认。黄咏梅已经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依然要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如她一样优秀的许多作家的头上，那么批评本身需要进一步被反思和检讨。
    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便是，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是否一定要依凭历史这个庞然大物才能获得？新世纪的前十年，是所谓“70后”作家们逐步成长为文坛中坚力量的十年。对于有十年情结的中国文坛来说，难免会在这样的物理时间的节点上做些“历史总结”类文章。张莉的《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出生小说家的创作》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她对与她同处一个年龄段的代表性作家在整体上的“历史背景的模糊，热衷书写日常生活”[ 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出生小说家的创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2]，提出了批评。黄咏梅亦在这份名单上。恰巧这一年，黄咏梅出版了她的另一部小说集《隐身登录》。
    张莉的批评颇具代表性，据中国知网的统计，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篇文章至少被引用了18次[3][ 这个数据由中国知网提供，是2017年3月19日的搜索结果。]。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60年代小说家是以个人主义的姿态成功使中国文学逃脱了一种政治意义形态严重的生存状况，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的个人姿态便显得暧昧不清，毕竟，因为在他们的创作语境里，“个人”与自我并没有先前新生代小说家所面对的场域。当年，我们的个人化面对的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金钱意识形态。从那一张意识形态的大网成功逃出的小说家们，不期然落进了这一张网——无边无际的金钱意识形态的网，这张网鼓励我们每个人成为消费的个体，互无关系的个体，它钝化、平庸化我们的触觉与感受力，影响我们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深度与广度的认识，这样的文学，正是无所不在的金钱社会意识形态所欢迎的。这个意识形态鼓励你成为消费自由的个人，并用一种生活的安逸目标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作为个人的那部分公共意识。那么，当我们在书写中迷恋物质生活，强调作为物质个人的那部分自由和安逸时，是不是有可能忽略或遗忘了对精神性的追求？而这种忽略和遗忘是不是已然如这个金钱意识形态所愿，逐渐成为它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张莉认为这代作家安于“美好日常生活的建构与‘合时宜’的书写”，所以，在她看来，“一代作家遇到了问题”。无疑，张莉的批评角度是延续了王德威所言的“感时忧国”的传统。面对这个传统，包括黄咏梅在内的“70后”作家所侧重的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有必要在张莉的批评所涉及的文学史时段内，重新讨论一些问题。
    “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副产品。理想主义的挫败，迫使作家视线向下，发现了“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意义，史称新写实小说。而孕育其中的灰色语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回声，或者说反抗历史的一种方式。我无意赞扬这场失败，但是历史的溃败，确实迫包括作家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重新反省自身的立场和观念，而日常生活的力量和日常经验的重要性恰恰构成了必要的参照系。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市民社会的形成、阶层分化及其诉求的多元性，无一不在提醒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和总体性描述的失效。由此，肇始于新写实的个人化视角的观察和日常经验的具体描摹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经验的庞杂、繁复意味着多种诉求和生存状态的存在。对具体经验的尊重、辨识，看到不同经验间的区别和冲突，是认识当前时代复杂性的开始，由此，重申文学的公共性才有可能。
    张莉用“金钱意识形态”来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其实也是对当前市场经济的一种判断，其中的偏颇需要得到纠正。就市场的本义和程序来说，它是允许不同的事物在其中对峙和竞争的。在隐喻意义上来描述市场与个体的关系时，更应该注意到，它在程序上从来不会剥夺个体经验及其诉求的权力。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谈及“市场”的中国特色。事实上，在国家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市场秩序中，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一些个体和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挤压。由此，在公共领域的交锋中，国家意志也势必要挤压、排斥带有差异性色彩的个体、群体的意见的表达空间。在这样的语境中，个体言说的权力将何处安放？答案是，在以“虚构”为名的文学中。坦率地说，个人化的经验、表达和日常生活的呈现并不只是为了抵抗历史同质化，而在于为我们栖息的时代保存一些丰富的信息，是为无数鲜活的个体在时代生活过留下证据。
    黄咏梅的《负一层》便呈现了这样的企图。阿甘在一家公司的负一层停车场做了十几年，几乎没有人觉察到她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她跳楼自杀，公司的人才知道她存在。黄咏梅记录、赋形了这个没人在意的生命个体：还给她性别和姓名，赋予她心思、欲望、快乐和痛苦。至于黄咏梅是否是要讲述一个底层与控诉的故事，我不得而知。我看到的是，她通过日常生活的描摹把个体从“匿名”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生命鲜活、诉求明确。
    《隐身登录》亦是黄咏梅的代表作。主人公患有癫痫疯，所以每次发病之后，她都要记录被“偷停的时间”。这就像社交软件里的“隐身登录”，“隐身登录”状态在他者的眼中意味着消失，意味着不存在。所以，正如小说里主人公做的那样，她喜欢想象、探寻每个ID背后的故事，因为这些ID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而这些个体又连着自身的生命、疼痛和欲望。这里面的隐喻意味深长，社交媒体改变了这个时代的交往方式，“隐身登录”既是隐藏自我、保护自身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意味着退出交流、断绝联系，极端情况下便是身份和肉体的消失。而当我们的写作不再关心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的时候，便会发现大历史轰轰隆隆碾压过这个时代之后，每个人都将被迫“隐身”，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同质化的数字，冰冷的基数。
    多年之后，我们重新翻阅这些作品时，便会愈发清楚地看到，黄咏梅和他的同代人一直在用写作抵制意识形态之网的诱捕和编码，让日常生活的光辉映照出周边世界的阴影，用灰烬的化石提醒历史车轮的颠簸。
    初稿完成于2017年3月19日晚上八点半 中潭路
    定稿完成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四点 梦都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