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2014年，麦家长篇小说《解密》的英译本Decoded在英语世界出版。随即，小说的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33种语言的译本也陆续出版，在西方形成了一股强势的“《解密》旋风”。《解密》的英文本在美国亚马逊的榜单上，一度达到了世界文学排行榜的第17位，在阿根廷雅典人书店文学类作品的排行版上，西班牙语版的《解密》也曾攀升到第二位，短短几天内销售了上千册。一夜之间，《解密》成了国际性的畅销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在海外难以商业化出版的困境。这个描写天才式的红色间谍最终被国家安全所异化的传奇故事在西方世界一夜蹿红，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0年代初即创办了《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几经改版、先后经历了增设法文版、改为月刊等不断翻新，最终于本世纪初悄然停刊；相关的“熊猫丛书”等，尽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其反响寥寥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解密》的成功似乎让始终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看到了希望，创作界、评论界和出版业将其上升为“麦家现象”，希望能因循规律，带动中国文学的国际梦。
    事实上，在《解密》受到西方读者欢迎之前，麦家在本土即是一位成功的畅销书作家。自2002年以来，包括《暗算》、《解密》、《风声》在内的各种麦家作品，累计销量早已达到惊人的数字。毫无疑问，麦家小说不同于主流创作的可读性是其赢得读者的关键因素，但其在畅销排行榜上的长盛不衰主要还是得益于作品被改变成影视作品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有研究统计显示，《暗算》在2003年最初上市后表现平平，随着柳云龙执导的电视剧《暗算》在2005、2006年火爆荧屏后，小说的销售量呈现出井喷的态势。[1]此后，随着谍战小说、谍战剧的不断升温，借助《风声》（改编自麦家《风声》，2009年）与《听风者》（改编自麦家《暗算》中的“听风者”一章，2012年）的上映，麦家作品在图书产业板块中的收益也一路上涨，达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
    但是，《解密》在西方世界的火爆与本土的情形大不相同，《暗算》、《风声》等影视剧火则火矣，却还远未达到走向世界的地步。在西方市场“畅销性”这一维度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主要是包括译者、出版商、媒体等在内的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场运作。正如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所指出，文学场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作家、文学研究者、评论家、文学译者等等，都在利用自己的力量、即文化资本制定策略，其在场域斗争中的最终结果决定了艺术作品的面貌。
    《解密》在世界文学界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英语版译者米欧敏（Olivia Miburn）。麦家自称，《解密》在国际市场的亮相与成功“是机缘巧合，或是运气”，是“自己在合适的时候遇到的合适的人”。[2]米欧敏是一名专攻古代汉语的英国学者，2010年，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任教的她赴上海参观世博会，在返韩的机场书店里，她买了麦家的两本小说《暗算》和《解密》，大为欣赏，于是出于“奇文共欣赏”的初衷，她逐步将小说翻译给她的爷爷——一位曾在二战期间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情报专家来读。尔后，她将陆续译成的8万字交给了她的大学同学、新生代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得到了后者积极的反馈并被推荐给了英国企鹅出版公司，一举奠定了《解密》在海外出版界的地位。
    在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里，米欧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作为一名译者，米欧敏的翻译是相当成功的，几乎所有的海外评论都注意到了高水平译文对《解密》走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古典韵味给了“给英语读者带来了中国文学的宝藏”[3]。英国《独立报》就曾以具体语句和段落为例，剖析了其是如何“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韵味”，并进而称赞“米欧敏的翻译堪称中英对接的最高典范”[4]，《中国日报》（美国版）也指出译者“创造了流利而优雅的翻译”，鼓励其进一步翻译麦家的其他作品[5]。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欧美汉学界的学者，米欧敏间接促成了《解密》的入选“企鹅经典丛书”，这也是继曹雪芹《红楼梦》、鲁迅《阿Q正传》、钱钟书《围城》、张爱玲《色戒》以后入选的首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正是由于“企鹅经典丛书”的名牌效应，《解密》很快被有着“诺贝尔文学奖御用出版社”之名的美国FSG出版公司签下美国版权，其西班牙语版本也被挂靠在行星出版集团名下进行出版，其所被纳入的“命运”丛书（Destino）囊括了一大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其起点不可谓不高。
    也正是由于重要出版机构的介入，《解密》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小说在海外难以商业化出版的困境，正如蓝诗玲曾指出，“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属于学术出版，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始终被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6]，而《解密》从一开始以就已进入了以“畅销”为目标的市场化运作。例如，FSG出版公司在2013年签下美国版权后，曾派了一支摄影团队从纽约飞到杭州，和麦家一起用了整整一个星期，花费数十万为《解密》的发行量身定制了一部预告片[7]，并为其制定了长达8个月的推广计划。行星出版集团在西班牙语版《解密》上市之际，在马德里的18条公交线路连续投放了40天的车身广告，极为耸动地打出了“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的推荐语[8]，更邀请著名作家哈维尔·希耶拉 (Javier Sierra) 参与《解密》的发布会，并将容金珍比作西班牙人所熟知的堂吉诃德，还安排另一位知名家阿尔瓦罗·科洛梅 (Álvaro Colomer) 在巴塞罗那的亚洲之家（Casa Asia）与麦家展开对话[9]。随着《解密》的全球走红，国内的出版机构迅速与国外出版商联手，自2014年6月开始，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依托麦家作品的海外出版机构，在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巡回推广，组织各种文学沙龙、文学之夜、媒体和读者见面会[10]，其投入人力物力之巨、时间地理跨度之大，开创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的新纪录。
    在《解密》的一系列市场推广过程中，出版机构不但趁着“斯诺登事件”的东风，更有意利用了其所引发的社会恐惧心理与反思心态。2013年6月，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互联网时代，谁可以逃脱监控的天罗地网、所谓隐私是否有可能只是人们的幻想等等都触动着人们的神经。《解密》此时亮相世界文坛，恰似卡勒德·胡塞尼在美国“911事件”后推出《追风筝的人》，用文学的想象满足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好奇与担忧，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所指出的：“斯诺登事件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对全世界大规模实施监听、侦听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众，人们对麦家的作品顿时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并暗示容金珍的故事很可能来自于作者本人的经历，“这位作家今年50岁，已是知天命之年，在他17年的戎马生涯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在不为人知的秘密情报部门度过，与军队掌握最高机密的密码专家打过交道。”[11]无独有偶，在西班牙语版《解密》的作者介绍中，出版商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法，“他当过军人，但在十七年的从军生涯中只放过六枪”，“他曾长时间钻研数学，创制了自己的密码，还研制出一种数学牌戏”，[12]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对于这一历史契机，麦家并没有回避、而是作出了积极回应，在面对王德威“如何看待‘斯诺登后’的全世界这个现象”的问题时，他直接将容金珍与斯诺登进行比较，指出“他们都是为国家安全这份至高神职修行的，异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在两个心向背的世界里扮演者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13]麦家将来信与回信一并公开，作为小说的新版前言公之于众，本身就表明他自己的立场。
    可以说，《解密》在西方世界的畅销是作者、译者、出版机构、评论界等各方面合力的结果，而这种合力的机缘，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经由现代出版机制的操作，一部小说可以迅速进入尽可能多的读者的视野，成为一部“畅销书”，但读者对它的接受与小说最终走向经典化仍有赖于文本自身的因素。在《解密》登陆英语文学界之初，众多媒体都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英国《每日电讯报》、《卫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等主流媒体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华尔街日报》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报道麦家，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在封面写出“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纽约时报》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认为麦家对革命故事叙述的擅长和对红色间谍英雄的塑造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新的紧张感”（a new sense of urgency）[14]。
    这种紧张感对西方读者而言并不陌生，可以直接与其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的文学传统相对接。在类型文学发达的英语文学界，侦探小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始于爱伦·坡（Edgar Allen Poe）于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经由近200年的发展，成为了一直备受欢迎的类型文学，从柯南道尔（A.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探案》，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到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的《三口棺材》，侦探小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开头是某一件神秘罪案的发生，经过侦探的几番侦查、与罪犯斗智斗勇之后，最终以案件侦破而告终。侦探小说常用的一条原则是，表面上看来令人信服的证据，其实是毫不相干的。同时，通常的套数是，那些可推导出问题的符合逻辑的答案的线索，在侦探得到它们并通过对这些线索的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推断出问题的答案的同时，也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冷战后，随着人们对间谍和阴谋题材的兴趣增加，传统的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衍生出间谍小说、警察小说等等，形成了西方流行文学中一支强大的谱系。究其根源，小说中的悬念构成了吸引读者的一大元素，并随着商品化的发展固定为可读性的重要来源。
    在这个意义上说，《解密》恰到好处地契合了西方侦探小说的传统。此前，麦家因其作品在本土的走红而被冠以“谍战小说之王”、“特情文学之父”的称号。前者虽然将背景设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构成要素基本与侦探小说如出一辙，只是不同于其对侦探个人形象的突出，谍战小说往往以群像人物出现，从而彰显民族内涵与历史意义；后者则聚焦我国195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事件，侧重人物的政治立场，往往以共产党地下组织突破美苏情报机构或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特务间谍为结局。然而，不论《解密》究竟更靠近哪一个类型，小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悬念的运用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开篇以“1983年乘乌篷船离开铜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容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中的最小……”开场，待读者渐渐进入老黎黎和小黎黎的世界后，作者笔锋一转，将故事转移到了N大学，开始讲述一个数学天才和他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洋老师希伊斯的故事，直至小说用近半篇幅完成了“起”和“承”的部分后，故事才徐徐拉开帷幕：“从那以后，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犹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觉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15]读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容金珍干的事是破译密码”，而所谓“解密”方才正式登场。
    如果细细分析，可以看到《解密》蕴含了不少独到的元素，契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首先，对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运用吻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小说《解密》融合了包括密码编译术与破译术、数学公式的推导、计算机编程的方法、天文历法、无线电等诸多内容，这类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创作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让国内读者耳目一新，但英语读者对此却并不陌生，他们对具有智力挑战因素文本的热衷与丹·布朗（Dan Brown）、007系列等阅读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解密》中对于中国传统民间奇人异事的渲染也极大地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兴趣，比如小说一开篇就谈及的“释梦术”，由玄而又玄的容家奶奶的故事奠定了小说诡秘的色彩，又比如希伊斯与容金珍在棋道上的较量，两人在不动声色中你来我往、见招拆招，提前演习了密码斗争场上的“化敌为友”和“互为出入”，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使得文本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英语读者的东方想象。此外，《解密》所涉及的国家安全、秘密单位、文革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冷战以后的国际形势等问题恰恰是此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盲点，拓展了西方读者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当下社会问题等中国文学题材。
    除了这些独到元素外，小说的叙事手法也功不可没。小说运用了大量游戏性和迷宫性的叙事方式，而这正是师承自对中西文学都具有重要影响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麦家坦言，博尔赫斯的创作于他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初遇其作品时，“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情像漂泊者刚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16]麦家的情况并不特别，正如马原的小说总是以“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人”开头，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可谓是一代中国作家共同的精神母亲。一方面，正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麦家小说与游戏性的关联深得博尔赫斯作品的精髓[17]，文本通过中国化的情节设置与故事内核极好地消化了这一舶来品，展现出对缜密叙事逻辑的无尽追求和对诡秘氛围的精心营造。另一方面，这种游戏性与迷宫式的叙事手法正是与文本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紧密相关的。从类型上说，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其之所以为经典，是小说中余琛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以及祖孙两人跨越时空的对人生意义的哲思，麦家的《解密》也不外如是。小说的高潮出现在容金珍阴差阳错地遗失了最为重要的笔记本，在高度紧张与极度疲惫的冒雨寻找中，他似乎得到了神谕：
    “因为只有神，才具有这种复杂性，也是完整性，既有美好的一面，又有罪恶的一面；既是善良的又是可怕的。似乎也只有神，才有这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使你永远围绕着她转，转啊转，并且向你显示一切：一切欢乐，一切苦难，一切希望，一些绝望，一切天堂，一切地狱，一切辉煌，一切毁灭，一切大荣，一切大辱，一切大喜，一切大悲，一切大善，一切大恶，一切白天，一切黑夜，一切光明，一切黑暗，一切正面，一切反面，一切阴面，一切阳面，一切上面，一切下面，一切里面，一切外面，一切这些，一切那些，一切所有，所有一切……”[18]
    而当笔记本最终被寻回的时候，读者发现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而只是一些对人生奥义的感悟，将其与这段呓语相对照，才发现所谓的“发疯”恰恰是他开悟了久久叩问的问题，那是关于人生、关于宇宙、关于人性的终极意义。
    由此可见，《解密》从涉猎范围、背景设置到叙事手法上都可谓正中西方读者下怀，其总体的风格也可以被概括为“神秘”。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具有主人公光环的天才少年容金珍，还是昙花一现的配角希伊斯、小黎黎，都是令人捉摸不透的缥缈形象，似乎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而对神秘力量的顺应或挑战也推动着他们卷入命运的漩涡。正是在对这些“神秘”的探索中，小说触碰到了勇气与恐惧、孤独与充实、大义与私欲，而读者对这些人性矛盾面的共鸣恰恰是不分国界、无关中西的。
    《解密》的成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丹穆若什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哈佛大学的丹穆若什教授在其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提出：“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 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19]在丹穆若什的定义中，“世界文学”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它甚至不是各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下会最终交汇并走向的“美丽新世界”或者说“终极体系”，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中介，以相当个人化的阅读来理解他者的文化。这种对文学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所做的解构，一方面证实了所谓的“文学”可能是一些散点化的存在，它并没有一以贯之、起承转合的宏大历史，更遑论世界史；另一方面也说明所谓的“世界文学”不过是一个长时段的建制过程，而非目标。为此，他在结语中启用了“如果有足够大的世界和足够长的时间”这个标题。
    《解密》所彰显的与西方文学传统和西方读者想象相吻合的面向，使得它在西方的翻译、传播、接受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丹穆若什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文本，它通过翻译，让西方读者进入到了遥远中国的历史时空，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独特光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观念之下，依然存在非常多元化的区域、国别经验，《解密》中的中国元素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些多元元素，才使得“世界文学”不至于成为平面化的混杂身份、混杂历史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学者提出“华语语系”的观察，试图通过不同的“声音”（phone）来辨识纷繁的主体，《解密》中的中国声音成为海外读者定位麦家的重要依据。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关键是优秀的翻译，而很多时候，翻译恰恰最容易摧毁多音部的建制，当《解密》和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人的小说，一起被标准化的现代英语或法语推向世界之际，往往伴随着时空距离、中国色彩的损失。如何在翻译实践中，最大限度地转换和传达小说的内容、措辞、风格，甚至意义，《解密》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解密》的成功启示我们，“世界文学”概念不是霸权层面的，更多只是技术层面的。一方面文学既不是不可译的，它可以拥有本雅明所说的“来世”，作家作品的传播，也十分有助于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互动，文化壁垒的消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无需把中国文学地位的抬升，乃至跻身世界文学之列的期望，仅仅寄托在翻译上，没有被翻译或者在翻译中失利的作品未必就不具备“世界性”。真正能够推动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也许应该还是文学程式、阅读习惯、地方经验、翻译实践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使然。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臧晴，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教师）
    [1] 熊芳：《“麦氏繁华”：麦家小说及其改编作品畅销原因探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3年。
    [2] 陈梦溪：《麦家谈作品受西方青睐：这其中有巨大的偶然性》，《中国日报》2014年3月24日。
    [3] Christensen, Bryce. “Decoded” The Booklist 110.8(2013):22.
    [4] The Independent, October 28, 2014.
    [5] Davis, Chris. “Cipher this: Chinese novel explores cryptography’s labyrinth.” China Daily USA 2014-5-8:2.
    [6] 胡燕春：《提升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光明日报·文化评论周刊》，2014年12月8日。
    [7] 陈谋：《解密麦家笔下的“斯诺登”为何被西方青睐》，《成都商报》2014年2月25日。
    [8] 高宇飞：《麦家：西方不够了解中国作家》，《京华时报》2014年6月25日。
    [9] 张伟劼：《<解密>的“解密”之旅——麦家作品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
    [10] 沈利娜：《在偶然与必然之间：麦家作品缘何走红全球》，《出版广角》2014年8月下期。
    [11] Tatlow, Didi Kristen. “A Chinese Novelist’s World of Dark Secrets.”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sia 2014-2-21:12.
    [12] 转引自张伟劼：《<解密>的“解密”之旅——麦家作品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小说评论》2015年第2期。
    [13] 麦家：《前言：答王德威教授问》，《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4] Tatlow, Didi Kristen. “A Chinese Novelist’s World of Dark Secrets.”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sia 2014-2-21:12.
    [15] 麦家：《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16] 麦家：《博尔赫斯与我》，《青年作家》2007年第1期。
    [17] 张光芒：《麦家小说的游戏精神与抽象冲动》，《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8] 麦家：《解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至212页。
    [19] [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