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翻译家们如果能够坚持基于人，基于文学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与中国的文学，会在人类交流史上做出贡献
    ●在我看来，一个中国作家，也只有书写了真正基于中国人感受的文学，基于汉语这种语言，并对这种语言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的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就我个人而言，对翻译的感情可能更复杂。
    在每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电影电视剧中，几乎都会出现一个翻译。他们穿着中国的便服，戴着日本的军帽，传达的也总是来自侵略者不祥的消息。我从刚刚看得懂故事的时候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关于翻译的漫画式形象。这自然是创造性疲软、思维习惯性懒惰造成的后果，众所周知，翻译不都是这样的。早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就已经熟悉另外一种翻译。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以嘉绒语为日常语言的村庄。人们用这种语言谈论气候、地理、生产、生活，以及各式各样简单或复杂的情感。当然我们还用这种语言谈论远方——那些我的大部分族人从未涉足过的，却又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远方。我所讲的这种嘉绒语，今天被视为一种藏语方言，而很多远方的人群却讲着另外的语言。近一些是藏语里各种方言，远一些是不同的汉语。在我的家乡，人们的确把汉语分为不同种类。前些年，一个老人对我谈起我的爷爷时说，那是个有本事的人，他会讲两种汉语，甘肃的汉语和四川的汉语。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和收音机里时时响起的普通话。那时，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就有着不同程度地“操持”别种语言的人，有他们在，两个或更多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货物，交流想法。这些会别种语言的人，往往还能带来远方世界更确实的消息。在我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中，这些会翻译的人形象高大，他们聪明、能干、见多识广。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但我已经有了最初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乡村的口语翻译家。
    后来，村子里有了小学校。我开始学习今天用于写作的这种语言。我小小的脑袋里一下塞进来那么多陌生的字、词，还有这些字词陌生的声音。我呆滞的小脑袋整天嗡嗡作响，因为在那里面，吃力的翻译工作时刻在进行。有些字词是可以直译的，比如“鸟”，比如“树”。但更多的字与词代表着陌生的事物，比如“飞机”。还有那么多抽象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那建立在上千年狭隘乡村经验的嘉绒语中，根本不可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表达，这是我最初操持的母语延续至今的困境。即便这样，我也骄傲地认为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可能比以前那些乡村翻译更出色的翻译家。
    是的，当我在年轻时代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这使得我的汉语写作，自然有一种翻译腔。我常常会把嘉绒语经验世界中的一些特别感受与表达带到我的汉语写作中。当小说中人物出场、开口说话时，我脑子里首先响起的不是汉语，而是我的母语嘉绒语，我那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语言，然后，我再把这些话译写成汉语。当我倾听故土人物的内心，甚至故乡大地上的一棵树、一丝风，它们还是用古老的嘉绒语发出声音。自然，我又在做着一边翻译一边记录的工作。刚刚从事这种工作的那些年，有时，我会忍不住站到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电视剧里那些猥琐的日军翻译官。还好，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我在镜子中表情严肃，目光坚定，有点像一个政治家即将上台发表演讲前的那种模样。
    上世纪80年代，我和这一代作家一样，开始了贪婪的阅读，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文学。从乔叟到爱伦·坡，从托尔斯泰到马尔克斯，从惠特曼到聂鲁达，从庞德到里尔克。一度，他们的经验显得比杜甫和苏东坡还要重要。我们记得那些作家诗人名字的同时，也记下了一些翻译家的名字。他们把整个世界带到了一代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面前，使我们得以从一开始，就以歌德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文学的标准书写自己的故事与经验。虽然，这些年有一个来自歌德故乡的汉学家总在说，不懂外语的中国作家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引起了作家的愤怒。但这对我没有影响。因为从我写作的那一天起，我就只想尽力成为一个好作家，而不是某一民族的、某一国度的作家。自然，也没有想过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的作家。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最具价值的工作之一，就是大规模的翻译。通过翻译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表达而全面刷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汉语这种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嬗变，新的词汇、新的语法、新的修辞，也是借翻译之功才得以完全。
    更早一些，从东汉到唐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也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面貌，丰富了汉语的内涵与表达。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表达中，中国文化总被描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正是大规模的翻译突破了这个一度高度闭合的系统。今天，随便走进中国任何一家书店，一座图书馆，翻译外来图书之多，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肩。翻译图书的数量与在图书总量中的比例，也不妨看成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开放程度的可靠指标。
    仅就文学来讲，没有翻译，世界文学的版图就难以完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如果没有翻译的推动，也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所以，我对翻译这个事业，以及翻译家这个职业，是信任与尊敬的。
    但我又不得不说，这种对翻译的依赖与期许是在阅读各种汉译作品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推进汉语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一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翻译的反向翻译，一种文化输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一件向世界敞开，与世界对话的努力，是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发生的。之前，通过持续不断的翻译，我们知道了整个世界；现在，这个翻译要扭转一下方向，把汉语译成各国语言，也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了解一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中国的事情，中国人的情感与心思。这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努力。这十几年间，我也有少数作品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我随着这些书出国，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好奇的游客，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过程。但当最初的兴奋过去，我也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翻译可能并不像自己最初所期待的那样，一路都是友善的鲜花与掌声。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汉学，也有各式各样的翻译，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我的情形更特殊，我还会遇到藏学。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说藏学不是汉学，所以用汉语写出的藏族社会，也不是真正的这一民族的文学。记得我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翻译和出版方都抱着很美好的希望，但书刚上市，就遇到了认为旧时的藏人社会是人间天堂的藏学家。他反对写出这个社会的残酷与蒙昧，人们痛苦的挣扎。这样的人在西方社会很有能量，令翻译和出版方感到担心与忧虑。也是在一个西方国家，我被一个翻译带去参观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其实，这位翻译是要带我去看一个关于中国藏区的展览。展览的是青藏高原上比较简陋的乡村学校的照片。那位翻译这么做当然有他的用意。他还特意问我有什么感觉。我问他：这些学校的面貌确实让人感到汗颜，但青藏高原上还有很多像样的学校为何没有展出？另外，这些把寺庙盖到外国来的人，他们统治青藏高原的时候，竟连这样简陋的学校也没办过，那么他们基于什么样的道德感来办这个揭露性的展览？最后，我告诉这位翻译，我今天之所以能从事写作，并因为写下这些文字而来到他的国家，正是拜我的小村庄开天辟地出现的那所简陋的小学校所赐，让我可以在两种不同语言间不断往返穿梭，重新建设我们精神的世界。那样的小学校培养了我对语言魔力的最初体验，如此这般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我看来，不仅不是起码的尊重与理解，更是一种挑衅。
    翻译不只是一件匠人般的技术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天然地包含了巨大的技术含量。翻译也跟意识形态、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而被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被衡量、被挑选的过程。尤其是发生有关中国文学的权衡与挑选时，尤其是有关藏人这个族群的文学表达时，可能也并不完全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考量。虽然我依然愿意自己的文字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条道路上我们遭遇的并不都是同情之理解，还会充满艰辛。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年也看到被翻译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面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初衷，而去扮演某种角色。翻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图景与中国文学本身并不真正吻合。我当然对那些翻译过我作品的朋友们充满感激，但我也不打算试图因为应对翻译的挑选而改变自己写作的初心与路径。其实，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都是有关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语言间的相互的理解与沟通，按佛教观点讲，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善业。但中国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还得准备好接受种种非文学的挑战与考验。在我的嘉绒母语中，把翻译叫作有两条或两条以上舌头的人，在更遥远的古代，一个把大量佛经翻译为汉语的外国翻译家鸠摩罗什，也说翻译就是用舌头积累功德。今天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地方，还筑有一个高塔，人们相信，塔下就藏着鸠摩罗什的舌头舍利。
    今天，在这个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上，一方面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走向世界，但也要警惕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文学可能造成的伤害。而翻译家们如果能够坚持基于人，基于文学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与中国的文学，也会在人类交流史上造成一个巨大的善业。
    而在我看来，一个中国作家，也只有书写了真正基于中国人感受的文学，基于汉语这种语言，并对这种语言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的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