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法）达尼埃尔·阿拉斯著，何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观看”，其含义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而另一方面，观看又承载着深厚的哲学与文化内涵。
    自古希腊时期，观看即被视为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柏拉图认为，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是哲学家。因此，他将视觉称之为“理论感官”，与触觉、嗅觉、味觉相比，视觉是直接诉诸心灵与灵魂的高级感官，它能够触及最高的“理式”，从而窥见永恒不灭的美。正如希庇阿斯所说：“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
    西方的审美意识从一开始就将视觉作为其发生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透视法是为了帮助人类将世界更好地囊括在自己的视觉秩序之中；古典主义学院派力求描绘出最为完美而和谐的视觉形象；直至20世纪的现代主义亦是对于视觉结构形式的不断探索。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视觉与视觉性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何观看”“谁在观看”“看到了什么”均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以说，从古至今，有关“观看”的争论从未停止。
    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亦是一本有关观看的书。作者达尼埃尔·阿拉斯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艺术史中心的支柱性人物，同时也是法国新一代艺术批评家的代表。然而，在本书中，他并没有正襟危坐地探讨视觉文化的理论观念，亦无意突显自己专业的学术背景，而是以平实幽默的语言、对话式的文体引导我们关注艺术史研究之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什么。”
    阿拉斯从细节出发，发现作品背后的重大奥秘。他分析镜子里伏尔甘的背影，观察抹大拉胸前的长发，抓住画框上的一只不起眼的蜗牛不放，揣摩《乌尔宾诺的维纳斯》背景中把头埋入衣服箱子的女仆，思考《宫娥》中侏儒手上原本戴着的戒指有何暗示。这些长期以来被“视而不见”的细节，统统成为他推翻艺术史既定结论、剥去历史面纱的突破口。
    对于细节的关注，在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中并不鲜见，莫雷利医生就曾经尝试将耳朵、手等解剖学的细节作为鉴定美术作品的基础；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卢斯也曾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即使一个绝种的民族除了一颗纽扣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我也能从这颗纽扣的形状上推断出这个民族的人们是如何穿戴、如何建房、如何生活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艺术和精神状态。”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图像学创始人瓦尔堡的那句话：“上帝在于细节。”
    说到图像志和图像学，阿拉斯在书中不止一次对贡布里希、帕诺夫斯基等图像学家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因为，虽然图像学家同样是将细节作为研究的起点，却往往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不能自拔。例如，博闻强识的帕诺夫斯基在探讨每一处细节时，其注释所占篇幅几乎等同于正文。他将读者从作品引向深远而广阔的历史文化之中，却常常迷失了对于作品的最初直觉。阿拉斯所反对的正是被丰富文献遮蔽“双眼”的研究行为，他直截了当地抛出一句“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仿佛一句点醒梦中人，使学者与读者都旋即回到了艺术史研究的起点。
    然而，在关注细节的过程中，阿拉斯也并不止步于“看见”，而是旁征博引、触类旁通，文化史、人类学、符号学与艺术史的知识在谈笑间信手拈来，但一切外围知识最终都是服务于对作品本身的阐释。因此，可以说，阿拉斯所秉持的是一种“反图像学的图像学”，他以作品作为研究基点，却绝不远离图像。
    本书的最新版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阿拉斯的这种“观看之道”：
    首先，与第一版相比，所有的黑白插图都换成了彩图，并且根据文字内容放大某些作品的局部，使读者更加便于跟随着作者的指引来观看细节；
    其次，每一篇的开头都插入了本篇所主要探讨的作品的彩图，不仅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之前对作品进行自己的预先判断，更体现了阿拉斯“回归作品本身”的学术精神；
    第三，灵活多变的排版，和谐的色彩搭配，都与全书诙谐自由的文风相得益彰，使读者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触及“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一看似简单实则深刻而复杂的艺术史问题，领略阿拉斯卓尔不群的观看之道。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