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只眼珠在转动”。作家袁凌曾经用这两句诗形容土地与人的关系，最近他的新书出版，即以“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命名，呈现广阔乡土上各色人物难以脱离的“土”的命运。
    日前，袁凌来到思南文学之家，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青年评论家黄德海对谈，分享了回乡创作小说的心路历程，探讨乡土与人们的关系，以及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界限问题。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大部分是2005年袁凌辞职回到家乡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一年中陆续写就的。这一年，他在一家门户网站做新闻中心副总监兼主编，作为第一批转型去网站的媒体人，那是他职业生涯薪水最高、前景最光明的时期。但他时时萌生一种焦虑，城镇化过程中乡土的断裂正在发生，最终选择了回乡写作。也正因为此，小说集表现出强烈的非虚构色彩，以现实元素作为基石和背景，正如黄德海所说：“袁凌用自己的笔重建了自己的故乡。”在黄德海看来，袁凌重建了一个乡土世界，“他的故事是拼贴在一个大背景上的，我们通过这些小故事看到背后的广阔背景，他把这个更加广阔的世界直接连根带起来给我们看，这个重建的世界是文学中的世界，取消了虚构与非虚构、城市与乡村的差别。”
    郜元宝以书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世界》为例剖析了这种断裂后的重建：一个因矿难眼瞎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在黑暗中重建了自己跟失而复得的乡土生活。郜元宝把这个故事理解为一个走出乡土又重回来处的作家的隐喻，闭上眼代表着屏蔽在城市中习得的生活习惯，用心去重新了解自己的家乡。“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隐喻再扩大一点，其实不仅适合于一个农民跟他失而复得的故乡的关系，也是我们每个人跟自己珍贵的、可贵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生活有的时候你眼睛睁着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好，等到你失去了，你的眼睛或者耳朵聋了，一下子觉得特别需要重新发现。”
    
    因为致力于展现乡土中国的真实世界与关系，袁凌采用了似乎是非虚构的方式。“小说根本就没有虚构，只是说你的经验够不够写小说。生活经验多到可以让我们写小说，如果生活经验少一点，积淀不够那么深，可能只够我们写非虚构。”
    比起文学技巧，袁凌更注重小说所展现出的作者经验的真实性和饱满度：“我的小说不会很曲折充满了故事性和情节性，但却能打开一个世界，读者进入后会不停地看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各种小事，更主要的是他跟他周边环境的互动、互生性，在交换呼吸。”
    坚持高度反映真实让袁凌拒绝了宏大叙事，把小说的首要任务定为写农民和农民工怎么劳动。他坦承自己与其说是写情节不如说是写状态：“我是在写一个慢悠悠的状况，或者是变动的状态。”在袁凌看来，小说的故事不必要有过强的延展性和圆熟的技法：“我们不需要一个人提供那么长的完整的故事，他的人生价值在他对事物的想法，在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中，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必要发展成一个完整的、那么长的人性序列。”黄德海将这个问题深入为小说的时间结构问题：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的小说，如《白鹿原》，人物被动地跟着历史进程走，没有找到自身的时间结构，他认为袁凌小说“写出了一个人的特殊的生命节奏”，这是一种自然的、处于日常关系中的生命结构。
    郜元宝认可袁凌小说中的非虚构表达，但他认为，为了增强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可以用“虚构”的笔法来稀释“真实”——赤裸裸不加修饰的乡土经验。他举了祥林嫂的例子：“那么多苦难集中在她身上，这是真实吗？鲁迅写的目的不在于让祥林嫂受的苦比别人多一点或少一点，而是写祥林嫂受苦过程中，整个鲁镇的人是怎么看她的。”袁凌承认自己的小说有缺陷——封闭感太强，开放性不够。他希望“用生命的长度来积累经验，摆脱这样一种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