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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工作者要以关注人民书写社会为己任”——对话著名作家尤凤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贵州民族报 王杰罗倩 参加讨论


    
    作家档案
    尤凤伟,1943生于山东牟平县,历任解放军战士,文化局创作员,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泥鳅》《色》《衣钵》等,出版文集及各种选集数十种。由中篇小说《生存》改编的电影《鬼子来了》获戛纳电影节大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大奖,《布谷催春》获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短篇小说《白莲莲》获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文学工作者要以关注人民与书写社会为己任”
    记 者:尤老师,很高兴能采访到您,据我所知,您前期主要写的是战争、土改、土匪等带有强烈历史意味的题材,后来的作品则转入了对农民底层、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产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两类作品的创作角度有什么区别?
    尤凤伟:如果将我写战争、写肃反的作品称为“前期”,那么还有一个“前前期”。“前前期”恰恰就是写包括“农民底层”在内的现实生活。这部分作品混迹于所谓“反思文学”的大潮中,如《山地》《又是清明》等。由于某种原因,不得已就写起了抗战系列以及写土匪的“石门系列”。后来觉得老这样回避现实不是个事,就写了《中国1957》《衣钵》等说历史也是历史说现实也是现实的作品。新世纪之后又转向现实题材的写作。如长篇《色》(《樱桃》)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如近几年的《中山装》《鸭舌帽》《金山寺》《命悬一丝》《情非所以》等。现实生活日趋复杂,官场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滑坡,令人难以忍受,遂有感而发,一路写了下来。
    记 者: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您的作品“虽然描述的是一个时代的‘横断面’,即记叙打工者在城市的遭遇,却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信息”。您曾作为文化局创作员,可以说是专职从事于写作,您认为作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
    尤凤伟:我的“转向”其着眼点就是出于作家的“责任感”与“义务”,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也是老生常谈了。其实人生活在人世间,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责任感与使命感,何况是以关注人民与书写社会为己任的文学工作者。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学要纯,纯就是只关注个人的内心感受,只关注技巧,怎么写是第一位,写什么次之。一时间这种观点甚嚣尘上,将文学置于真空中。对此我是不赞同的。作家可以不关注现实,而现实却时时“关心”作家,现实是如来佛的掌心,任作家怎样超然也是逃不出的。说远离现实,远离政治,事实上是将脑袋埋进沙里的骆驼,自欺欺人的。
    “草料再多,也不能直接变成牛奶来,需要牛的肠胃的转换。”
    记 者:《泥鳅》算是您比较早期的作品,您曾说过自己当初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是来源于一则新闻,后来许多作家也开始借助新闻媒体阐发自己创作冲动,您怎样看待这种“新闻文体式的写作”?
    尤凤伟:如果一个作家不想深陷自我,要写社会人生,必然要了解社会生活。以前强调深入生活,尽管有些偏颇(深入生活就是下基层),但也有一定益处,防止闭门造车,空话白话。在信息闭塞时代,走出家门接触社会是写作的题中之意。而时下媒体自媒体发达,信息爆炸,那其实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都展现在人们面前,确实为写作提供了方便。然而别误会,有了海量的资讯就可以写小说了吗?非也。信息不等同于作品,草料再多,也不能直接变成牛奶来,需要牛的肠胃的转换,同样,素材也需要转换才能变成作品,从媒体上照搬是不成的。我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新闻事件写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与文学一定隔得很远,但可以从诸多信息中受到启发,构思成篇,如此写出来的作品犹同面粉制成的蛋糕,色香味俱全。即生动优美的文学作品,将现实资讯转化为文学,检验着作家的总体素质。
    在这里谈一谈作品的虚构。实事上虚构是具有广阔的天地的。不一定有了现实素材才可以写东西,虚构是作家通过想象的“三年早知道”。我的一个小说叫《沉默的格》,写一个哑孩通过画画爆出其母亲合伙情夫杀死其父的案件,是虚构的。但几年后媒体报出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案件。开始称奇后来也找到了答案:生活的丰富性,只要能想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想象便是一个世界。想象便是虚构。我的作品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从根本上说都是虚构出来的,有的有现实的触发点,有的则没有。无事生非属于小说的范畴。
    最后说一点,完全依靠新闻资讯写作是没有出路的。
    “心里装着大世界,大人生,才能有大胸怀写作。”
    记 者:您从事文学创作很多年,写过土匪、战士、农民、底层百姓、知识分子等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您自己最满意的自己塑造的哪一个或者哪一类人物形象?现在很多作家的作品给人一种千篇一律的感觉,您认为如何才能跳出这种创作的模式?
    尤凤伟:我确实写过形形色色的作品。因为我写作的题材比较广泛。至于我满意的是哪一类人物形象,还真没想过,不好说。你说的作品千篇一律的现象文坛是存在的。这一类作品缺乏广泛的社会性,仅陷入个人的小天地里,写来写去无非是老腔老调,没有新鲜感。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唯有走出自我,涉入广泛的现实生活,由自爱自恋的井底之蛙变成在天地间飞翔的雄鹰,视野宽阔了,作品也便呈出丰富的异彩。写作范围的闭塞与宽广说起来是一个习惯问题,实际上是写作观念问题。心里装着大世界,大人生,才能有大胸怀写作。作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可以写不熟悉的。后者需要一种能力或者说才情。有人讲护士可以虚构,细节则不能够,我不这么认为,我作品中许多出彩的细节,就是虚构出来的。
    “文学要书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首要的‘度’是真实再现,不能离‘谱’。”
    记 者:您的小说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难忘的故事,还让我们对曾经的历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是像您的作品那么让人感觉真实的却不多,您认为文学作品该如何把握好讲述历史的度?
    尤凤伟:有句人人熟知的话叫:历史是任人们打扮的小姑娘。比如时下的抗日神剧,真实的抗日战争是那样的吗?正是鉴于对这种抗战作品的不认同,我开始写属于自己的抗战文学作品,如《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你说从中读出了“真实”,其实这正是我的首要追求。我认为不真实的历史题材作品不仅是垃圾更是毒药,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要提到犯罪的高度来认识作者的写作活动。这是一种情况,另有一种抗战文学倒是写了不畏牺牲与敌人的殊死搏斗,很壮烈,但作品粗糙,简单化,公式化,如穷人是抗日的英雄,而富人则是通敌的汉奸。以所谓阶级观点来区别人物。事实上参加伪军与日军并肩作战的大部分是穷人为了生计而为之。富人倒很谨慎,有的还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我的《五月乡战》即是写了一老乡绅带领全家抗战的故事。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从一本县志上看到的记载,还配发了一张全家人转战战场的照片,很感人。文学要书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首要的“度”是真实再现,不能离“谱”,在此基础上再予以虚构,加工。
    记 者:您是青岛人,青岛是一个沿海城市,可是在您的作品里我们经常看见的是“山”而非“海”,您对“山”是否存在某种情节呢?
    尤凤伟:我居住在青岛几十年确实很少写到海,写山居多。那山叫昆嵛山,我的老家是许多作品的背景。所谓山就是土地,乡土。写这类题材的作品被称为乡土文学,我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山地》写的是一个几近陷入绝境的老农。我所知道的近代中国,生活境况最悲苦的是农民,被盘剥压榨最甚的还是农民。作家一古脑写乡土文学,一是作家大多从农村走出,了解农村与农民。另外,也是深深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呼吁求得改变。
    回到前面的问题,几十年生活在海边为什么不写海呢?青岛的文学刊物一度改名为海洋文学,多发海洋文学为主,但不久便难以为继,又改回来。海洋很辽阔,很美丽,但文学的因素稀薄。看似近实际很遥远,抓不到可写的东西,比方我,假如一定要写的话,只能写我游泳的经历,偶尔“赶小海”的经历,委实没什么可写。即使胡编《加勒比海盗》类东西亦捉襟见肘。与我同在海边的作家亦同样。
    “一部好作品应该具有钻石的品质:坚韧而有光泽。”
    记 者:您不仅是作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在您看来,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
    尤凤伟:我认为:一部好作品应该具有钻石的品质:坚韧而有光泽,前者是思想性,后者是艺术性。当然,做到不易,只能是个目标。
    记 者:您的作品具有很强烈的画面感,比如之前的《生存》就被改编成了口碑很好的电影《鬼子来了》,虽然整个过程有些许不愉快,但许多读者和观众还是很期待继续在大银幕上看见您的作品,对此,您怎么看?
    尤凤伟:我的小说有好几部改编成影视作品,《生存》改编为《鬼子来了》是其中之一。我的作品有一定的影视因素,如故事性以及画面感。从小我就喜欢电影,中学时订了许多影视刊物,开始写作,头一个作品是电影剧本。只凭着一腔热情当然不会成功。后来写小说,一个叫《爱情从这里开始》的小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相中,就拍出来了,还得了个国家奖。后来又改编了几部都很平庸。再后来就是改编《生存》,就发生了你所说的不愉快。情节离奇跌宕,时过境迁,已没有说的兴趣了。但我相信,我的许多作品在若干年后是会拍出来且拍出好片子,如长篇《中国一九五七》《衣钵》以及若干中篇小说。
    “不要总是指责中国人不读书,光看手机。”
    记 者:在去年年底的访问调查中发现,我国每年的人均阅读量只有1本多一点,与许多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能否给广大群众提出一些择书或读书的建议。
    尤凤伟:读书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多读书,多受益,这是一定的。大家常常拿国内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我们读的少人家读的多。人家在机场候机抓紧时间读书,而我们是在划拉手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复杂。主要还是社会大环境不同。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就是国民的文化素质高,而这素质自然是建立在努力学习的基础上。努力就能通向成功。于是读书学习就成了人们的第一需求。
    大体上说,阅读分功利性专业阅读与非功利兴趣(消遣)阅读。前者哪个国家都差不多,学生要学功课,专业人士要读专业著作,牵扯前途与饭碗问题。而所谓的兴趣阅读便大相径庭了。我不晓得国外情况,只晓得国内人对这种阅读并不热衷,随着社会的日益乖戾,人人对文学阅读似乎不再像从前那么有浓厚的兴趣。一个原因是有读小说之外的多种选择,另外,小说本身存在着与社会人生隔膜,作者写作只着眼于对个人情绪的抒发,导致小说失去了与民众水乳交融的特质。因而引不起读者的兴趣,遭遇冷落。除了文学阅读,还有就是资讯阅读,资讯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社会事务,现在人们整天划拉手机看的就是这方面内容。所以不要总是指责中国人不读书,光看手机。
    至于如何选择书籍,这很难讲。“正确”的说法是要读好书,但什么样的书是好书?难以论定,况且有些真正的好书,上不了排行榜,只能自生自灭。
    “对写作要认真对待,精益求精。”
    记 者: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心打磨,像《中国一九五七》就历时三年才完成,但当下有的作家为了迎合市场,开始商业化的写作,一年可能就出现无数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尤凤伟:即使是天才作家也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打磨。曹雪芹的说法是“批阅十载”。就是说对写作要认真对待,精益求精。一位作家自得地说,他每天写万字,不改。我做不到,每天顶多一两千字,还需要修改几遍。速度且不说,我的体会是稿子改不改大不一样。有的作家进行的是严肃文学的写作,有的是进行商业写作,谋求的是经济利益,这是两个轨道上跑火车,不可同日而语。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当遭到反对时又解释说他所说的垃圾是指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真正的垃圾还不是卫棉们写的这类情感小说,而是一些昧良心写出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市场上很吃香,但为真正的作家与清醒的读者所不齿。
    还要说一点的是:即使为经济利益粗制滥造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有的作家(甚至所谓大伽),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是经济利益)找人代笔就很恶劣了。不断出版海量的小说、诗歌、专著,给人的印象是全才,大才,什么体裁的作品都能写,且写得快,一本又一本往外甩,一甩甩出五、六百本书来。其实从作品也完全可以看出不是他写出来的。我曾写了篇短文指出这是鸡下出了鸭蛋,说的就是这个乱象。
    “贵州是国人向往的地方,贵州作家要有大视野,才会有大作品。”
    记 者:您认为环境是否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贵州是一个有山有水城市,与此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你认为本土作家在创作时该如何利用好自身的环境优势?
    尤凤伟: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所谓环境应包括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而言,人文环境对作家的写作影响更大。我初中毕业后在工程队拉板车,当时工程队注重工人的阅读活动,效果也很好。我便写了一篇短文(头一回见铅字)《一片读书声》。而自己也开始有了读书兴趣。写作亦然,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提倡写作,同学们也响应,我也是在这种范围里爱好文学。当然这只是小环境。
    贵州是国人向往的地方。黄果树瀑布世界闻名,有一年,受邀参加贵州的一个文学笔会,后来没去成,一直很遗憾。地域对作家写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初始写作,然而有一个升华问题,我们常常将基层写作者(大多在文化馆)的作品称为“馆子味”,就是没从地域里逃出来。福克纳的写作背景被称为“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但他的作品却升华为世界性的。能不能从地域中跳出来是作家的一个境界问题,或者说功力问题。有大视野,才会有大作品。
    “身为作家,应具有人文观念,具有普世价值的认知。”
    记 者:今年,中国作协开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文学作品出版扶持专项”的活动,您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前景如何?发展过程中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尤凤伟:应该说国家对少数民族创作还是重视的,如前所言,同样有一个升华问题,有言“民族的便是世界的”,也必须是升华之后方可达到的境界。不能仅限于穿着本民族的衣服,说着本民族的语言,遵循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讲着本民族的故事。身为作家,还应具有人文观念,具有普世价值的认知,如此写出来的作品,才能融入中国乃至世界的大潮中。
    记 者:尤老师这几年没见您有长篇出版,却不断见到您关注现实人生的中短篇作品,影响都比较大,请问为什么有这种转向?
    尤凤伟:确如所言,一是年龄大了,长篇写不动了,当然关键还是觉得长篇不是当下读者的阅读选择,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已不再有时间与精力读大部头作品,更倾向于读发表于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似乎文学界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长篇难写,二是认为短篇难写。我个人认为写中篇的要求更严格一些。要有一定的容量,还要有所节制,要讲究结构,讲究人物塑造,还要语言精到,有可读性。总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在内。
    初学写作者,还是从短篇写起为好,易于驾驭。有人将短篇的难度说的神乎其神。称为小说皇冠上的明珠,耸人听闻。佳作才是“明珠”,达不到“明珠”的标准难道就不能写短篇了么?长、中、短篇作品皆有不同的难度,写好都需下气力。一般来说,努力加才气,长中短都能写好。我曾经建议春风文艺出版社出作家的长篇、中篇集与短篇集,以展现其写作水准,其中有我本人的一套,水准是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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