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
    ■包括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在内的蒙古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丰富的内蕴，承载着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与蒙古人民的诗性智慧。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此之际，本刊邀请蒙古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朝戈金，请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谈谈近年来以蒙古文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史诗是文学的，也是生活的”
    学术周刊：您曾说过，史诗仅从文学角度研究还很不够，对于那些仍在活态传承的史诗而言，其社会文化功能往往十分复杂。蒙古族史诗的社会文化功能都有哪些？在活态传承方面大致有哪些难点？近年来民文所在资料收集与整理研究蒙古族史诗方面，有哪些进展？
    朝戈金：关于蒙古人，能见到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当时蒙古民族共同体尚未形成，没有广泛使用的文字，文学主要是通过口头方式来传承，于是口头文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相结合，积累与呈现出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和某些特殊样式，而且蓬勃发展至今。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个项目《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收录了除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和《汗哈冉贵》外的其他中短篇蒙古史诗，就足足有四大卷。这些文学作品在长期传唱过程中，显示了其文学品质并大大超越了其文学品质。置身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不是按照所谓知识体系来规范自身生活，而是按照生活规律来创作精神产品，只是后人在认识研究这些作品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作品归类为或文学的，或历史的，或哲学的，等等。很多文学作品，在当时乃至今天都发挥着除文学审美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功能，比如遇到瘟疫、灾害等时，牧民们会请歌手唱一段史诗来驱邪禳灾，以求风调雨顺、避凶趋吉，给生活带来祥和美好。由此可见，史诗不只是审美的，它还有其他社会文化功能，简单基于文学的理论方法来解释它，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口传时代，蒙古族中能识文断字的，大概就只有极少数的贵族和僧侣，文学生产与消费多依靠口耳相传。如今人们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而且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很多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定居，生活方式发生整体改变，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这些都给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很大冲击。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少数民族或者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而是经济飞速发展、人们交往空前频繁之后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需要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保护，特别是如何利用今天先进的技术手段，更好地总结这些文化遗产的特点与规律，在新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传承与弘扬，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希望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消亡。
    对于蒙古文学，我们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还有我们民文所，都在做相关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只是这些机构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用现代技术手段、现代知识理念，来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创新与发展。
    学术周刊：2000年前后，您提出用口头程式理论立体化应用在史诗研究上，打破史诗研究局限，至今已近20年，在这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新成果？
    朝戈金：当时我们是有一批学者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这批学者既深谙本民族文化传统，又通过海外研修熟知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民间文化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因此在学习借鉴他人成果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本土化实验，用“他山之石”攻破国内学界的某些惯性思维与传统套路，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
    近年来，国内史诗、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主持或参与国际性课题，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频繁广泛的国际对话中，中国学者开始跟上乃至引领国际学术潮流的某些方面。比如国际史诗研究学会是在北京成立的，民文所的若干学者在学会里担任重要职务。不久前在比利时成立的国际民俗学会联合会，就是由中国民俗学会率先发起的，动员了美国和日本民俗学会共同作为创始会员成立这个国际性组织。光是这三家学会的会员就有将近1万名，目前还有很多国家民俗学组织希望加入，相信国际民俗学会联合会未来会越来越壮大。在国际上营造这样的学术平台，中国学者、学科、学术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学术周刊：您讲到在一次田野调查中，因为史诗歌手居住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您和您的团队只能骑马拜访。像这样的经历多吗？田野调查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中有怎样的重要作用？
    朝戈金：传统的文学研究，总体而言是重文献、轻口传，没有认识到口头文学也是人民群众诗性智慧的结晶，所以原始资料积累不够，现在只能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来采集资料。有了充足的一手资料，才能做充分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很大数量的少数民族都分布在国境沿线的边远地区，或高山大泽间，或密林环绕中，到这些地方去做资料采集，难免会有些困难。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离市区200公里的一个县，有时需要走上整整一天；有的地方还不通电，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连基本的电力保障都困难。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很多地方都修筑了高速公路，架起了电线，原来一天的路程缩小到现在的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当地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在资料采集过程中，仍然会面临一些其他困难。比如有些活动需要在深山老林开展两三天，同事只能借住在当地老乡的柴房里，白天暑热难耐，晚上蚊虫叮咬；有的同事在采访途中发生了车祸，有的进入疫区出不来；还有例如民间祭祀活动午夜才开始进行，记录摄像的工作人员需要昼夜不停歇地连续工作。比如苗族的《亚鲁王》是唱给逝者的，只能天黑来唱；还有一些地方讲演《江格尔》，需要将蒙古包的天窗都盖好才能开始。很多民间文学都蕴含着特定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很多都会伴随特定的仪式活动，仪式活动有它特定的规范。因此，我们采集这些资料，只能跟着当地的禁忌和规范走，并非想什么时候记录就什么时候记录。
    用科技来助力人文科学研究
    学术周刊：您主持参与多个资料库和数据库建设，其中关于蒙古史诗领域积累的数据资源容量相当可观，大部分是经“抢救”获得的，您能举几个具体例子吗？民文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着手民间文化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意义在于什么？
    朝戈金：这种“抢救”的案例实在太多了。比如民文所蒙文室的室主任斯钦巴图博士，在青海采访过一位叫索克的青海蒙古族老艺人，他所演唱的史诗，当地的其他人都不怎么会讲唱。采录完没多久，这位老艺人就去世了，我们所记录的史诗，就成为绝响。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能及时赶到，一些老艺人就去世了，只能听到他的孩子眉飞色舞地说当时他们的长辈们多么有能耐，老乡们有多么喜欢，但故事呢？不幸已经随着人的逝去消失不见了。因此我们进行及时抢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尽可能不让人亡歌息的遗憾与悲剧屡屡上演。
    学术周刊：前不久在首届世界人文科学大会上，您致辞中提到科学技术要与人文科学携手创造人类长久福祉，在利用科技力量来推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您有哪些体会？
    朝戈金：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给资料的搜集、储存、呈现等带来很大便利，比如史诗怎么唱，从数据库中调出一段录像来播放，一看就知道了，这比单纯地用文字描述要直观明了得多。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在知识生产、组织、分析、传播与应用等方面也带来新的革命性突破。比如对于文本的分析研究，大数据之前我们通常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现在有大数据了，可以进行“远距离阅读”，比如有学者研究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的1000部小说，通过远距离阅读，把基本资料提取出来，就会发现百年发展中，小说标题越来越短，男性作者偏向于冒险、挑战、战争等题材，女性作者倾向于爱情、家庭、伦理等题材，短短时间内就把英国文学的百年概貌描绘出来，这是有了数字技术之后才会有的成果。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人文景观。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纵观“一带一路”非遗申报的情况，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规律，比如至少在一两千年前，商贸之路的传承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人们带来很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文化景观；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遗申报数量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跨国联合申报更是突出，说明了当年繁荣的商贸之路对于文化的长久影响。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非遗传承，原来分散在各地，如今有了数据库，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读到并产生新的学术认识。
    人类的发展需要文化多样性
    学术周刊：蒙古文学除了包括史诗在内的口头文学，还包括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书面创作，您对蒙古作家文学领域有哪些关注与研究？
    朝戈金：《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部最重要的成果，是13世纪初由部落耆老们所讲的一段段事件的连缀和誊写，更像是一部口述史。这之后，随着文字的逐渐推广和使用，蒙古文学领域逐渐出现僧侣的诗歌、贵族的散文……但蒙古文学真正繁荣发展，是在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涌现出一大批蒙古族的新文学创作，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电影、舞蹈、音乐、文艺批评等全面繁荣起来。
    纵观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年以来的成就，就会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创办了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当时很多学历不高、受教育程度不充分的作家和文学青年，在经历文艺研究班的5年学习与打造后，大都成为文艺名家。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当代蒙古族作家几乎都是从文艺研究班走出的。这一举措使得当时内蒙古整个文艺队伍蓬勃发展——内蒙古小说家的作品在全国畅销，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鄂尔多斯风暴》等很有影响，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获得长足发展。总之，植根于游牧文化传统与生活之上的蒙古文艺创作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70年过去了，如何更好地建设与发展蒙古文学艺术，是我们今后应当尽快做好的重要工作。
    学术周刊：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什么？
    朝戈金：人类的发展是需要文化多样性的，这就需要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的文化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享受，云南的“五朵金花”、新疆的“冰山上的来客”或者青海的“花儿”等，都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文艺大花园中姹紫嫣红、竞相绽放。
    其实，不同的文化与特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有着密切关系，据统计，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语言种类也通常很丰富，这说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是有着天然联系的，文化特性的形成，也是顺应自然环境和条件，发展出特定知识和实践体系的过程。
    学术周刊：除在国内担任多个学会的领导职务，您现在还担任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等国际级学会的领导职务，在国际舞台上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这方面您有怎样的感受与思考？
    朝戈金：在对外传播与交流中，我的业务活动就不光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化，很多时候要涉及整个中华文化的某些话题。我是在中国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跟国际同行一起推动人文学术发展的时候，势必会带着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带着中国文化的意识，这样一来，中国学者对人文学术未来走向的思考、对人文建设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考虑，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去，有时也会多少体现在重要国际性文献的形成过程中。在刚刚举办的首届世界人文大会的开幕致辞和闭幕辞中，我都谈到了国际学术展望这类话题。我不觉得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代表国际人文学术界发表意见，其中也渗透着中国学者的情感、立场、观点和眼光。当然，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和专长也会对某些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格局产生一点影响，比如在国际场合适时地推动民族民间文化的论题等。我始终认为，我所发挥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个人的能力和作为，而是因为在背后支撑我的祖国正在变得日益强大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