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达娃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学忽然集中“爆炸”，各种观念、技巧和变革，都在这一年汹涌而来。对文艺怀有乡愁的人，会不断地回望这一年。但是，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人物，后来逐渐被淡忘，如今几乎消失在时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达娃，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人物，西藏当代小说奠基人。
    2017年7月，张杨电影《冈仁波齐》意外获得近一亿人民币票房，对于一部艺术电影来说，可谓奇迹。人们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讨论他们的现实和精神世界。与《冈仁波齐》套拍的电影《皮绳上的魂》根据扎西达娃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扎西达娃本人担纲编剧。
    扎西达娃安静地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跟媒体打过交道，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是他接受过的时间最长的采访。我们希望在无数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为向导，将藏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打通，在一个既魔幻又现实的高地，看见有着独特世界观、不以物欲为最高原则的藏族民众，也看见我们自己。”
    
    《皮绳上的魂》剧照
    青稞
    餐桌上的人在谈话的时候，仿佛有风吹过青稞地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拉萨一家饭店的餐厅。作家扎西达娃坐在正对餐厅入口的位置，他的旁边是导演张杨。周围的人大多穿着外套，扎西达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来西藏度假的不知温差的游客。张杨戴宽檐帽，留长发，倒像是藏族人。扎西达娃面前放着的是红酒，张杨的是啤酒。张杨抽着烟，扎西达娃听他说话。他们在说一部构想中的电影，电影里会有大片的青稞，风从撒了抹茶粉一样的山上吹过来，青稞在风里摇摆……风忽然停下来，青稞停止了摇摆，因为有人拿着酒杯过来敬酒了。酒席上，扎西达娃和张扬，或者和别的人，很难有完整的谈话，他们被装着各种酒的酒杯打断。
    两个小时前，电影《皮绳上的魂》在拉萨点映。参与其中的人士在拉萨这间宽敞的餐厅里吃晚饭。作为电影的原作者和编剧，扎西达娃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许多演员都是第一次见到他。包括在电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员扎西敦珠。电影里的作家可视为扎西达娃的化身。扎西顿珠上来和扎西达娃合影，让人感觉有些魔幻——一个虚构的形象从作品里走出来，找到了现实中的真身。喝了点酒，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演员们坐在周围，你仿佛坐在电影中。到底哪个是虚构的呢？我们以为的现实世界，是不是出自我们的虚构？这是扎西达娃所探讨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
    西藏也许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接近。拉美是热带丛林，一种炎热、潮湿的气息，西藏给人的感觉是干燥、寒冷、空旷、寂静，好像空气中遍布着各种生灵。西藏还有难得的条件——缺氧。一个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超现实的想象。
    扎西达娃坐在那里，话不多，脸上的表情细微地起伏，但对前来说话的人都不乏恰当的热情。喉咙里的淋巴有小问题，正在治疗，这倒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三十多岁，而他已经58岁。
    一个星期之前，扎西达娃从外地回到拉萨。如今，扎西达娃的许多时间在开会。小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父亲经常去开会，有时他跟着父亲一起去，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开不完的会。现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岁的时候就当上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现在是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席间，许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着长头发——他十几岁时就是这样的造型。直到现在，他去政府部门开会的时候，还会被拦住检查证件，因为他看上去不像是来开会的人。
    张杨和扎西达娃去餐厅的每张桌子敬酒，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桌子上。他们又说起青稞，青稞刚开始摇摆，一会儿又停下来。一位做直升机业务的老板过来敬酒，这次，仿佛响起了螺旋桨的轰鸣声。
    未来佛
    “虽然还是宁静的山区，但这里的人们正悄悄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这里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机定期开往城里……”在位于西藏文联4楼的主席办公室里，扎西达娃打开书，指着自己小说里的这一段问我，“你读这一段有什么感受？”我一时语塞。扎西达娃继续说，“这一段写的其实是未来的事情。你再看看这句就更明白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桑杰达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转世活佛。”扎西达娃提醒我，藏地到现在也才十几世活佛。
    扎西达娃所指的文字来自他1985年发表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他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叫帕布乃冈山区的地方。那里有直升机作为交通工具，地面卫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个频道的节目。这是1985年想象的未来。“现在电视频道几百个，比那时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说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出现的，过去也是现在，现在也是未来。
    酒席上，当那位做直升机生意的老板拿着酒杯过来，话语像螺旋桨刮起的风声掠过青稞地的时候，你更觉得，未来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来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则，那是扎西达娃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伦布寺，我看到了空荡荡的展佛台。一个多月前，这里有连续三天的展佛节，展出了现在佛、过去佛和未来佛。
    藏传佛教里，当一千零八尊佛降临人间，这个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摆脱苦难。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释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两千多年前圆寂，一亿几千万年后，第五尊佛强巴佛将会降临。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间就是一亿几千万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乐观地祈祷未来佛的到来。“这就是藏族人的时空观。”扎西达娃说。
    几乎等同于无限。藏族人在无限里享受他们的快乐，每过一个节，他们都觉得离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时空观对扎西达娃的写作有影响，他很自然地在写作中跨越时空。
    在扎什伦布寺，我跟着那些拿着一大桶酥油去一个个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伦布寺，我有点累，坐在寺庙前的广场上休息。
    天边飘来大片乌云，扎什伦布寺前的广场下起雨来。外地游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没动。他们带着保温壶装的甜茶，盘腿坐在地上，笑着聊天，仿佛雨滴跟空气一样无碍。
    扎西达娃跟我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处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会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顶，汉族人会躲在没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对下雨没感觉，无所谓。“这就是文化的区别。”扎西达娃说，“藏族人觉得这是自然的，来了也不躲，很从容，对生命和死亡也这样，就像下了一场雨，来了就来了。”
    这让我想起《西藏生死书》里所说，“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只是生命的现实。”
    日喀则
    在许多外来者眼里，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但好像又不是这样。走出扎什伦布寺广场，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馆吃晚饭。饭馆里挂着几位班禅的头像，旁边的电视里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
    我旁边一桌的两个年轻人吃着糌粑，用高脚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乐。再远处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乐。
    我要了一磅甜茶。对，是一磅。这是英国人的计量单位。因为甜茶其实是经由印度传来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态是比较开放的。”扎西达娃说，“对我来说，我不抗拒什么东西，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年轻的时候，扎西达娃说他喜欢听爵士乐，现在喜欢听《二泉映月》。
    
    扎西达娃童年和妹妹在西藏日喀则
    扎西达娃去拉萨八廓街附近的餐馆见张杨的时候，路过一家“汉堡王”。他很惊讶拉萨开了这么一家店，“我非常喜欢吃汉堡王，他们的汉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达娃，还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车回去的时候，经过布达拉宫。夜幕下的布达拉宫，显得更加不真实，仿佛一座发光的宫殿悬浮在天空中。
    当年，后藏人听说拉萨扩建了布达拉宫，规模非凡，便决心要仿造一座规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负重任的工匠，苦于无法得到设计图纸，整日遥望布达拉宫，忽然心生一计，到集市上买了个萝卜，照着眼前的布达拉宫，雕刻出一个模型，然后揣着萝卜回到日喀则，交了差。建筑工匠们按照这个萝卜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来看去，跟布达拉宫比，气派还是不够。追究下来才发现，萝卜经过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缩小变形，根据这么一个干瘪萝卜建大寺，很难相符。西藏人都称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城堡为“小布达拉宫”。
    还有另一种说法。五世达赖重修布达拉宫时，反而拿这个小布达拉宫作样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济大学的工程师为完成重修小布达拉宫的计划，参考的也是布达拉宫。小布达拉宫打算建成日喀则博物馆，至今仍未竣工。我问门口的看门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放。
    小布达拉宫大门紧闭，只有几个游人在旁边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个日喀则。
    扎西达娃童年的许多时光是在日喀则度过的。他父亲曾是日喀则专署专员。扎西达娃和妹妹坐在父亲的华沙牌小轿车里，去扎什伦布寺附近的班禅新宫官邸参观。在扎西达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去那里开会，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禅新宫官邸最让扎西达娃欢喜的是，“这里面的花园，无论什么时候，都受到专职园艺工精心的照料。花园里有葡萄架，形状各异的花坛，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围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树。这里超凡脱俗，是一个世外桃源。除了当地的党政军要员来这里开会和休息，从不对外人开放。”
    “文革”来到日喀则。人们扛着工具，爬上小布达拉宫，开始拆城堡。
    扎西达娃在大人的谈论中听见——又有谁在拆城堡的时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谁家的房子被石块砸塌了。“大概过了三天，宗山上再没听见石块的轰响声，一切重归寂静。我站在家门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墙体上的宫殿已经不存在了，只剩废墟。”
    日喀则是个土黄色的城镇——这是扎西达娃童年时的印象，直到现在。
    在日喀则度过的时光里，一个小图书室是他喜欢的。他和家里人会从图书室带回来很多书。他母亲喜欢看小说，他就跟着看，那时候的书还是繁体竖排本，他是连蒙带猜地阅读。
    
    扎西达娃第一次到北京
    那时能看到的文字，除了报纸，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欲又是最强的，然而到处都没有少儿读物。让扎西达娃意外的是，他在这个小图书室里发现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他们的父亲在一个岛上遇险，两个孩子想找父亲，被野人抓了，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他在阅读中发现，这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完全是两回事。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世界的大门。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当时没那么现代化，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历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尔商人在日喀则开店，商店里有一些颇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我当时看着店里的尼泊尔人、印度人，会产生神秘的感觉。”
    随着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达娃在日喀则的平静生活结束了。
    大院
    扎西达娃打开他的苹果手机，给我看了他父亲的一个委任状。内容很简单，上面写着“任命扎西为西藏自治区林芝专员公署专员”，署名是“总理周恩来”，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林芝市长。
    林芝是扎西达娃更小的时候待过的地方。他对小时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么低，气候那么好，以前却没有人居住。住在那里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种的丛林民族，比如门巴族、珞巴族，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比较原始，生活像猎人一样。那里人口很少。”扎西达娃说。
    现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个新城，和许多小城市的外观并无多少区别。扎西达娃还记得，在山坡上，有一个机关幼儿园，他曾在那里就读。
    荒芜——这是林芝给扎西达娃留下的印象。那时，可能就那么几座建在山上的地委专署的房子。办公楼是石头砌的，上面盖着铁皮。有礼堂——扎西达娃的印象中，他去看过电影，礼堂也是石头砌起来的，有能坐几百人的长条椅。再就是一些干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几个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院是扎西达娃回忆中的重要场所。父亲后来成为拉萨市委书记，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几天前，扎西达娃的车载着我们，想进入他当年生活过很多年的拉萨市委大院，让我们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车上的通行证过期了，警卫没让进。车子掉头离开。扎西指着前方说，以前这里有藏族贵族的别墅，现在没了。眼前是热闹的街市。更远处是空荡荡的刚建好的商铺，几乎没人。如同全国各地的大城市，拉萨也在不断地向城市周边扩展。
    小时候，扎西达娃觉得自己和几个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几只皮箱，当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往一个地区上任时，小孩就会被轮流寄放于母亲在重庆的亲戚家。等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来，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达娃第一次跟着母亲坐飞机进藏——他坐在苏制伊尔-18型客机里，5个年轻的空中女服务员（那时还没有“空姐”这个词）握着红宝书，在狭窄的机舱过道里跳起舞来。女服务员穿着空军制服，黄上衣，蓝裤子，黄军帽。每个乘客会获得一盒五支装的中华牌香烟。“那时在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
    在林芝，扎西达娃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一个保姆。保姆当过尼姑，后来还俗了。“她对着我当时还是婴儿的最小的弟弟磕头，说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达娃在半山腰的专署大院，看着远处汽车灯光晃来晃去，保姆跟他说，你爸还在远方。
    “年幼时的记忆一定会对自己将来的文学创作有影响的，”扎西达娃说，“很多文学的灵感都是从这些记忆里变异而来。”
    电影
    在八廓街旁的一个露天平台上，扎西达娃和大家聊起了电影《皮绳上的魂》。张杨那天晚上来到拉萨，将许多朋友聚集于此。
    第二天是电影在拉萨的点映。只有拉萨是两天，接下来，张杨和他的团队一天换一个地方，很多场路演。
    “很多活佛要来看电影，问我要票。”嘉措说。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热心，负责组织第二天的观影。他边说电影票的事情，边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八廓街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路伟和成功分别是出品人和制片人，他们说起《冈仁波齐》快一个亿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绳上的魂》上映前，两部电影的投资已经收回，他们显得轻松而愉快。
    “明天电影结束后，11个人上去讲话，你们四个人加七个演员。”嘉措说。
    扎西达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说话。“这是你的小说，你必须得上啊。”张杨说。
    张杨说起和扎西达娃合作的缘由。二毛是张杨的藏族朋友，张杨说想拍关于西藏的片子，二毛说你应该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张杨回北京后，赶紧买了两本扎西达娃的小说，然后与扎西达娃见面。张杨觉得《皮绳上的魂》结构独特，但要拍成电影还缺点东西。他看到《去拉萨的路上》是一个复仇故事，有戏剧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两人就在这两篇小说的基础上聊。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大昭寺外朝拜的小孩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就在我和扎西达娃聊天的时候，我们的副主编杨子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他和新疆画家张永和90年代初曾经把《去拉萨的路上》改编成连环画。可见扎西达娃当时的影响力。他的小说吸引了许多读者。
    电影里，“去拉萨的路上”变成“去掌纹地的路上”，在这条路上，张杨和扎西达娃商量，加了一场藏戏。
    新加的那场藏戏讨论了很长时间，这其中包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一个长者的死亡。有点像《冈仁波齐》，生死一直是如影随形的问题。
    对扎西达娃来说，写一场藏戏不在话下，可以说轻车熟路——他曾经是藏剧团的员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十几岁到藏剧团的时候，扎西达娃做的是美工。美术曾经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乐。
    《向往神鹰》是旅游手册《孤独星球》推荐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飞机将要降落贡嘎机场时，我的脑袋里冒出了这首歌的歌词。小时候，即使是南方小镇的街头，这首歌都在循环播放。你如果在网上找到那个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达娃的名字，他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音乐曾经是扎西达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音乐天赋。在林芝看国产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那些歌，他听一遍就能用简谱记下来。“几乎是一种天生的本能。”扎西达娃很自信。
    “文革”时候的八个样板戏，所有的曲谱，都是听着就能背下来。他从小学小提琴，已经练到帕格尼尼，属于专业初级。
    画画的兴趣来自父亲，父亲也喜欢画画。
    
    扎西达娃第一次在昆明参加文学笔会
    扎西达娃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干部。4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办了一个边疆学院，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用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的父亲在那里上学。
    就在这时，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随后去了燕京大学，学设计。因为会两种语言，又是大学生，跟着解放军18军进了西藏。
    父亲一直喜欢画画，扎西达娃受到熏染，画画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很突出。当时，他所在的学校想培养几个美术教师，请了一些美术老师来做培训。
    扎西达娃学了不到一年，赶上藏剧团招生，他被录用为美工。在剧团，美工主要负责舞台背景设计和美术设计，画一些蓝天、云彩之类的背景。
    但没过多久，扎西开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剧团送到北京去学编剧，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当年吸引他父亲一样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结束后，北京许多新的社团涌现出来，各种诗刊、画展，都非常前卫。“除了上课，我还经常跑到外面跟各种民间刊物接触。那时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这样的繁荣。没电话，只能亲自上门去找，喜欢哪个刊物，就去找他们主编，哪个胡同多少号，照着去找。”
    岁月
    扎西达娃从北京回到拉萨，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他开始写小说，而且，非常顺利，通过小说，很多人认识了他。
    1981年，扎西达娃在《萌芽》上发表了《归途小夜曲》。此前，这篇小说被别的杂志退过稿，差点被当“毒草”批判。“里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镜，又穿喇叭裤，又跟小姑娘亲热，像个二流子，有人看不惯。但后来在《萌芽》获了奖。其实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就是这样，不只文学是这样，其他领域也差不多。”扎西达娃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去《萌芽》领奖的时候，他认识了从广西去领奖的梅帅元。很多年后，梅帅元到拉萨制作大型实景演出剧《文成公主》时，找扎西达娃参与编剧。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这个露天平台上，能远远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场景，灯光将作为背景的山体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红酒，张杨说，“我跟老扎（扎西达娃）说，我们还得接着弄，他有一个小说我特别喜欢。”张杨说的是《西藏，隐秘岁月》。这部小说写了西藏108年间的历史，制作这样一部电影肯定不容易。
    张杨说到这儿，一位西藏摄影师刚刚来到这个场子，看到张杨，大声说，“张杨，那时候你拍《洗澡》差点死掉啊。”
    张杨90年代电影《洗澡》里边，有藏族人步行到湖里洗澡的画面。在西藏拍这个画面的时候，张杨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幸好被路过的车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缓过来。
    张杨有西藏情结，他一步步把与西藏有关的电影做了出来。大家喝着酒，又聊起《皮绳上的魂》，说这是“十年磨一片”。
    旁边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围着大昭寺转经的人，扎西达娃说，“到冬天，大家农忙都结束了，才会有更多的人出来磕长头，转经。”
    
    《皮绳上的魂》导演张杨给演员讲戏
    扎西达娃熟悉西藏农民的生活。
    《西藏，隐秘岁月》通过一个小山村，把一个民族一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出来。“毕竟是一百多年的时代背景，一般会放在最风口浪尖的境地，通过某一个家族或成员来表现。”
    这部小说里虚构的村庄大致有现实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公社，是当年扎西达娃70年代下乡劳动的地方。那时他在剧团，经常下乡演出、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列麦公社是西藏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当时的书记是自治区常委，省级干部。“因为是一面旗帜，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拼命，战天斗地，改变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种出青稞。”扎西达娃每天和他们一起干活，“作品里有那个公社的影子，但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人的原型，很多是综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麦公社，扎西达娃正在田间割青稞，公社书记来了。“公社书记是农奴的孩子，做了一辈子书记，一直与时俱进，政治觉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书记站在田间地头，给扎西达娃印象特别深。书记大叫一声：“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听，全懵了，然后，哭成一片。
    接下来，大家排着队站在公社广场上，戴着白花，挂着毛主席像。因为太热，有人中暑倒下了。没过多久，打倒“四人帮”，大家打着火把，敲锣打鼓，在山里游行。
    往昔
    拉萨点映结束的晚餐上，扎西达娃因为有事，没等晚餐结束，先回去了。
    我跟着他的朋友们，还有导演张杨，来到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出过两个名人，大冰和赵雷。郑义在酒吧里等张杨。郑义以骑摩托车环游美国和到藏北拍纪录片闻名。他们坐在那里，喝一种美国进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许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许多歌，包括何勇的《钟鼓楼》。张杨说，“那首MV就是我拍的。”
    这些歌仿佛过去很久了，扎西达娃的那些作品，也仿佛过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别是1985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爆炸”的一年。北师大教授张清华认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扎西达娃，“扎西达娃出现在历史的拐弯处，一些重要的变革显见得是从他开始的，他是1985年最优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当代小说艺术转折时期最重要和最富贡献的作家。尽管他差不多‘封笔’多年，但我们在回溯当代小说及其美学演变的历史时，还是要为他公正地记上这重要的一笔。”
    酒吧里，大家大声唱了许多80年代的歌，夜晚变得有力量。整个80年代，好像就是在这样充满力量的激情中度过的。
    嘉措说，“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但喜欢聚在一起吃饭、聊文学，有人主讲，有人做饭，有人洗碗。那是文艺青年的美好时代。”
    那也是西藏文学闪耀的时刻。
    
    扎西达娃在八廓街
    80年代，扎西达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剧团就在八廓街旁。有时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个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会跟着他巡逻，什么都玩。”扎西达娃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达娃第一次到拉萨。到现在，正好过去50年。
    扎西达娃现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办公室坐坐班，然后待在家里上网、看电影、读书。他养了两只猫，有时出去散散步。不喜欢应酬。有几个朋友，偶尔打打电话，喝喝茶。
    我们提出到八廓街拍几张照片，他没答应。“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场景，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
    《皮绳上的魂》上映的头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张杨在打车，扎西达娃挥手向他告别。后边就是八廓街广场，他仿佛也是在向过去的年月告别。
    我想起扎西达娃《逛新城》中的几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个遥远的拉萨，仿佛看见一个乡村的老人，喝着微酸的青稞酒，眼圈发红，捧着满是皱纹的干枯的脸，向他的儿孙讲述着他心目中的昔日圣地拉萨。繁华的市场、香烟缭绕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遥在他心中已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遥远的回忆。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苍老沙哑的嗓子唱起他最喜爱的一首歌：
    “拉萨八廓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里的姑娘，骨头比肉还软。”
    这魔法一般变幻的富有感染力的声调，梦一样深深攫住坐在他身边的儿孙们，他们昂起沉重的头颅，半张着嘴，身体失重似地被带进飘渺悠远的年代里……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朝圣者是不创造世俗价值的——对话扎西达娃
    藏地密码
    人物周刊：在藏地生活和在别的地方生活，有什么不同？
    扎西达娃：西藏的确有很多神迹的东西，不仅仅是传说，很多都让人不可思议。除了传说、宗教，还有高原严酷的大自然和奇异的事情。在西藏，很多事情都被当作是自然的事情。这里的人相信世界有多个，不只是一个现实世界。我们看一棵树，可以摘它，可以折它，但藏族相信万物都是有生命的，要小心对待它。
    我爱人是汉族人，有一次，她跟我说了同一天里发生的两件事。在成都，她住在武侯祠公园附近，经常去那里散步。有一天，她在公园里看到一个藏族小伙，蹲在那里念经，拿个小棍在地上挑。她很好奇，走过去看。发现地上有一条蚯蚓，藏族小伙一边念经一边把它挑到草丛里，他怕别人踩到它。同样是那一天，我爱人在公园里还看到一只青蛙跳到路上，几个汉族妇女看到了，大喊，赶紧把它抓住，拿回去吃了。我太太听到了，赶紧把青蛙赶到草丛里。这是很鲜明的对比，藏族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藏族某些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怎么形成的？
    扎西达娃：前些年，有个机构列出了几十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提到西藏，他们的理由不是宗教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说，这里是会让人的生理产生痛苦的地方。
    因为这里会产生高原反应，即使你住最好的酒店，该头疼还是会头疼。这个地理位置让人的生理产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藏族人一切的创造，很大程度上都和高原反应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经常会说这里条件艰苦、高寒、物质匮乏，但很少有人谈到缺氧给人的头脑、视觉、思维方式带来了什么。一个人在缺氧状态下，思维是和正常状态下不一样的，缺氧缺到一定程度，是会出现幻觉的。
    很多从外地到西藏的人说“西藏有毒”“灵魂的震撼”，其实就是他们在缺氧状态下的一种“嗨”。藏民族的很多文化艺术，都是在这种很“嗨”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我们叫神明鬼怪的艺术。
    汉族的史书，规矩又严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很概括，但是都力求准确。藏族写历史，天上会掉下来一个国王，莲花生大师一路降魔，藏族的历史就是神明鬼怪的历史，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神明鬼怪，而是真实的。
    我一半受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我是个藏族人，生活在西藏，我能理解藏族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开着车去草原，到了草原上是没有路的，都是车辙。我们要去一个村庄，找一个向导带路，没有路标和方向，地图上不显示。你问牧民，牧民就跟你说，这个山是格萨尔王的卫士一条大腿砍下来立在这里的，那里又是和哪个神话人物有关的，都是神话中的东西。对他来说，就靠这些在草原上荒无人烟的地方放牧生存，几十公里没有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收音机、没有文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阳光下看着羊，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有生命的东西，他肯定会疯掉的。他会把它们看成是活灵活现的，他就与它们对话。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生存下来。藏族在这么高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如果自然在他们眼里是没有神性的，这个民族根本就待不下去。
    
    扎西达娃和妻子
    人物周刊：电影《冈仁波齐》公映后，引发大家对于藏地和藏人的讨论。有人觉得磕长头、转山愚昧，有人觉得这里的人保持了很好的精神世界。你是怎么看的？
    扎西达娃：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里，是不会出现这些现象的。人们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你让他们自己走一遍，一天都走不下来。人们从这里面发现了信仰的力量，一方面看起来愚昧，一方面又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不过现代人很多的信仰是现实的世俗的——功名、成就、金钱、物质。藏族人的追求和这些是没关系的，它不实用，但它又很强大，可以超越世俗的欲望。这种信仰里有一种其他地方少有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对它另眼相看。
    我们再去探讨这种信仰的方式，只能说，我们是能远观但是做不到的，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学到什么。如果说，让我抛弃一切世俗的功名，让我去磕长头，我是做不到的。这并不创造价值，不能提供文明和高科技。但如果没有了这些，西藏就什么也不是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信仰和朝圣在心中，而不在身体。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起码应该有公民价值，自己除了能谋生，还要能为他人服务。朝圣的人是不创造世俗价值的，如果都有信仰，却不创造世俗价值，那也很可悲。
    我们其实是可以成为圣洁者的，但是不一定要使用这种方式。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圣洁者。不证明就好了，证明的话就很痛苦。如果费尽心思表明自己是圣洁者，就很尴尬、麻烦又痛苦。那样的话，你本身就不是个圣洁者了。
    《冈仁波齐》是在用一种极致的方式，让世界上的人看到还有这样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内心信仰不会被世俗的东西动摇。
    人物周刊：你有宗教信仰吗，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扎西达娃：我给自己的定义是有神论者，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不可知论者，但不是皈依于哪一个宗教。我相信有超越人类意志的力量，说他是神也好，上帝也好，都可以。人一旦皈依哪个教派，就要开始在礼节、仪轨上限制自己。这其实是对自己力量的不能完全倚仗，需要借助集体的力量，感受到彼此鼓励。
    人物周刊：你的藏族名字“扎西达娃”是什么意思？
    扎西达娃：我的名字比较中性。藏族的名字分三种：一种是非常男性的，比如顿珠、多吉；一种是比较女性的，比如卓玛、央金；还有就是比较中性的，男女都可以用的。“达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星期二”的意思，可能我是藏历星期二出生的，还有就是“月亮”的意思。“扎西”是吉祥的意思，“扎西达娃”就是“吉祥的月亮”的意思。我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被人以为是个藏族女作家。
    80年代的西藏文学
    人物周刊：你接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写出这种风格的作品了，比许多中国作家都领先。
    扎西达娃：“文革”结束之后，文学开放是全方位的。有18、19世纪文学的再版，有的作家50年代看过这些作品，但我们这代人没有。美国二战后的黑色幽默、后现代主义，法国的新小说，这都是60年代后出现的，是新来的。全世界的文学都来了，日本文学、拉美文学、东欧文学等等，就看自己喜欢什么了。西藏的这批作家，眼界更宽一些。
    中国每个省份都能找出昔日的文学大师，比如湖南有沈从文，浙江有鲁迅，北京有老舍，但西藏没有大师，西藏除了几百年前出了两部诗体古典小说外，不算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在西藏，现代小说是空白。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西藏现代主义文学奠基人，既不是丰碑，也不是其他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们这批西藏作家之后，大家好像也想不起后来的作家了。
    扎西达娃：其实全中国都这样，哪有超过80年代的呢？虽然现在奖金几十万上百万，但最好的作家还是当年那一批，最好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的。
    
    拉萨文人合影，扎西达娃 (前排左一) 的背后是马原
    人物周刊：看你的小说，有时候很难感觉到其中的主题。
    扎西达娃：我有几篇小说属于写完后自己没看懂的，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没看懂，是不是出问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卡夫卡传记，他说写完《乡村医生》后，他自己都没看懂在写什么东西。其实，当作者把作品写完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一个读者，并不比读者更了解自己的作品。好像人格分裂一样，写作时是一个人，写完后看的时候，是另一个人，作者写完之后就消失了，再读的时候和别人一样，也许一些评论家比我看得还懂。我的《自由人契米》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小说，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些看不懂。没看懂不代表没乐趣，看懂了反而有时候会很枯燥，最重要的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人物周刊：很多人表示你的作品中有类似蒙太奇的东西，都是一个个片段，有大量空白，你也不会去解释其中的逻辑。
    扎西达娃：其实作家是自由的，与编剧是有区分的。编剧需要一些规则，让它层层推进。但小说不用，按照天赋来就好。
    人物周刊：之前你说过，“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一直是这样看吗？
    扎西达娃：我现在还是认为“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其实什么都可以写，媒体发现的信息比你更多，写什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谁都可以去写，但怎么写就不是人人都会写的了。比如电影《皮绳上的魂》，我写的时候很自信，至少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叙事。
    人物周刊：1985年，除了《皮绳》，《西藏，隐秘岁月》同样广受好评，后面一部，更像一部长篇小说的格局。
    扎西达娃：两篇都是同一年在《西藏文学》发表的，只隔几个月，一篇在第一期，一篇在第六期。其实当时想写的是三部曲，都是“西藏”开头的，都有“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在里面。《西藏，隐秘岁月》里其实写了一百零八年，这也是一个密码，其实我标注了时间，但别人看不出来是一百零八年。先写了一九一零年，然后断了，到一九二七年，然后是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一九一零年到一九八五年，是没有一百零八年的，但写作是一种文字游戏，藏了一些密码在其中，真正的密码在一八七七年，这样到了一九八五年，就写了一百零八年了，如果只看书的大标题，是发现不了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以中篇的形式呈现，而不是长篇？
    扎西达娃：因为当时没有写长篇的经验。当时写得很快，手写其实也就不到一个月。我觉得这一篇比《皮绳》要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皮绳》有那么大影响，我自己也有些纳闷。作家认为最好的作品，可能会与社会认可冲突。
    人物周刊：你喜欢自己的哪些小说？
    扎西达娃：短篇是《风马之耀》和《自由人契米》。中篇比较喜欢《地脂》。
    人物周刊：有评论者觉得，你的作品在80年代受到的重视不够，应该有更高的历史地位。
    扎西达娃：坦率来说，文学地位，我其实是没争过的。我从小接受的是平民主义教育，人人生而平等。但这几年，我会觉得这个观点有些幼稚。说出来可能有点装，但骨子里是很随意的。有人说，你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才说这话。但怎么说呢，一开始我就是有了就坦然接受，除了有些受之有愧外，不会觉得得到的太少，我已经被上帝很眷顾了。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很满足，无论写不写东西都很快乐。我作为在文坛上快要消失的人，你这次来采访我，我还有些忐忑不安。
    人物周刊：现在和影视圈接触比较多？
    扎西达娃：其实我也没在圈里工作过，就是导演来找我，我和导演合作剧本就好了，和其他人都没什么关系。所以，现在谁是一线导演和演员我也不清楚，不关心。我喜欢的是电影本身。
    皮绳上的魂
    人物周刊：《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被认为是你最重要的小说，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念的这个名字对不对，有时候是“结”，有时候是“扣”，有时候“结”和“扣”都没有，有时候有“西藏”，有时候又没“西藏”，哪个是最标准的？
    扎西达娃：很少有人把这篇小说的名字说全过的。最早的原小说名字叫《西藏，岁月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发表在《西藏文学》1985年第一期头条。等到《民族文学》转载的时候，“结”就变成了“扣”。再后来，有的就没了“西藏”。有些乱，很有意思，很少有小说连名字都可以有很多版本。张杨拍这个电影，为名字和我商量了好久，最后叫作《皮绳上的魂》，这个名字最简单了。
    人物周刊：《西藏，岁月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成了你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还记得当时构思、出炉的全过程吗？
    扎西达娃：我自己觉得，在我所看过的小说里，没有这样写过的，是比较具有创新性的。我和我笔下的主人公成为一个故事，时间也出现倒流，出现几个时空。写的是未来、现在和过去。
    
    由扎西达娃编剧、谢飞导演的电影《 益西卓玛》 获2000年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特别奖”
    人物周刊：大家可能会想到《百年孤独》的开头，那个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句子。
    扎西达娃：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在创作之前还是创作之后看的《百年孤独》，没有太多的印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部美国电影《回到未来》，片名就很吸引人，未来怎么可以回到，为什么是回，太神奇了，而到底是回到过去还是未来说不清楚。另外一个受到的影响是现代画家埃舍尔，他的画把二维变成三维，一只手看不出来是左手还是右手，水的循环看不出哪里是头，哪里是尾。还有一本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大家谈论熵对世界的影响，还有罗马俱乐部的调查报告，对我产生影响的，不只是文学本身。
    人物周刊：《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结尾，时间开始倒流，为何有这样的设计？
    扎西达娃：佛珠是一百零八颗，转到一百零八颗之后，再数，又是第一颗。西藏的整个世界观就是个圆，不断在循环。一百零八颗珠子，代表走了一百零八天，这意味着，第一百零九天，又是从第一天开始。
    人物周刊：在小说里，活佛念的是你还没发表的文字，这是想表现什么呢？
    扎西达娃：想表达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活佛讲给我的，还是活佛看了我的文字后知道的。后来有几篇小说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作家自己写的，还是书中人物讲给作家听的。就像埃舍尔的画，看不出来是右手画左手，还是左手画右手。这也是我在文学探索中的一个乐趣。
    人物周刊：《皮绳上的魂》是怎么从小说变成电影的？
    扎西达娃：有一年，张杨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那时候他还没看过小说。一开始，他就说他想拍一部电影，关于转山的电影，就是最近的《冈仁波齐》。当时他在云南大理，想拍雪山朝圣。我不知道作为电影剧本该怎么写。跟他聊了一次，发现方方面面不好推进。后来，他看中了我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他知道这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有影响。那是2006年的事情。
    其实，在1986年，某电影厂文学部主任和一个导演专程到西藏来找我。我当时不是很懂电影，他们把小说改成剧本后，我不是很满意。张杨找我之前，小马奔腾有人来找过我，他们当时刚创业，给的价钱很低，我本来也兴趣不大，也没谈成。
    张杨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后来聊着聊着，觉得《皮绳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有一些共同点——人物都是在行走，一个女孩找不到方向，一个人被很多种元素追杀。可是，《皮绳》相当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按理来说是不可改编的，如果要改，就只能改变元素，但去了元素，它就是一个十分普通的行走片。
    我还是想在时空上做一个嫁接，有一天晚上，突然就通了，找到了一个点。在结构上，这个故事应该是中国唯一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它是比较特殊复杂的。在电影上，最简单和最复杂都是最难的。复杂的电影就很考验智商了。中国近些年的许多电影太弱智了，看五分钟就可以知道结局，看的就是中间的表演和细节。
    
    画家余小冬离开西藏前画的 《干杯西藏》
    人物周刊：《皮绳》的改编，特殊在哪里？
    扎西达娃：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小说的诠释，我为什么会写这本小说，电影里会讲出来。电影里的这个作家，童年有过一个经历，他害怕，逃避了。多少年以后，他写了这个小说。这是什么经历呢？一个女孩从山上掉了下来，她戴着天珠，因为走不了了，就要把它交给那个小孩，小孩却逃避了。小孩长大之后，变成了作家。后来，当他见到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天珠又到了他手中。这是一种宿命论，天命不可违背，该是你的任务是逃不掉的。在电影里，我解决了我对小说的诠释，而不是把一部小说变成一部商业片。你看完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叫大揭秘，不是故事的大揭秘而是人物关系的大揭秘。
    人物周刊：包括《去拉萨的路上》，你的作品中有过几次对复仇主题的描写，如何在文化意义上去认识“复仇”？
    扎西达娃：我个人是和平主义者。但康巴人是比较血性、单纯、爱憎分明的，一直到现在为止，康巴人这种爱恨情仇都是世代相传的。这是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道德。这样的观念，代代相传，对人的生命和一家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一辈子的使命就是拼尽一切为父报仇，很悲壮也很惨烈。很多民族的这种血性，慢慢地被法律或者文明淡化，但康巴人没有。你可以在甘孜看到，那里的人长得的确很高大，但是有的受教育程度不足，很多问题用武力解决，他们的魅力在于这里，悲哀也在这里。
    文学的前途
    人物周刊：你说过，文学不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是另一种生活。
    扎西达娃：在我看来，这另一种生活就是幻觉中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好像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扎西达娃：对，当时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叫《桅杆顶上的坠落者》，在《西藏文学》发了一个章节，看了有点意思。那个就是你以为是今天的拉萨，写着写着会变成30年前或者解放前的拉萨。两个时空不知不觉渐变，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不知道从哪里变过来。我的很多小说都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前面写30年代的拉萨，出现贵族之类的人物，突然会发现到了今天拉萨的一个图书馆内，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停顿。可能是我受画家埃舍尔作品中渐变的过程的影响，在一个连续的叙述过程中，时空发生了转变。这是1994年写的篇章，后来一直没有完成。
    
    林芝尼洋河 图 / 本刊记者 大食
    人物周刊：你是觉得没意思，所以不写了？
    扎西达娃：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其实你们应该叫我原作家扎西达娃，因为我现在不写小说了。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写出80年代的那种作品，不是说没有那种能力或者天赋，而是环境不同了。我也很难做到像很多作家那样，白天上班，晚上用业余时间写作，我真的做不到。我的写作是一个完全放松、不受任何打扰的状态。如果说我知道明天下午有别的事情，哪怕给我24小时，我一个小时都没办法写，就像有一个枷锁。可能将来退休以后，我会继续写。
    如今互联网上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别说别的作家，连我自己的东西，我都不会去读。或者说，这么多年来，我丧失了阅读的兴趣。这些年，我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就去淘片子，网上片子不多，我就去淘碟.我有两万多张碟，放了一屋子，现在很多都变成了白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从阅读文字到观赏影视作品，只要它能让你产生愉悦。不能说文学就一定是高的，影视就是低的，人的生命应该以自己的愉悦感受为主。
    人物周刊：你曾经对来访的人说，不要问我读了什么书，应该说我阅读了什么，这里的阅读包括多媒体。
    扎西达娃：现在阅读的门类很多，比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一定要是文学呢？而且我现在对文学对小说持悲观态度。文学现在成了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东西了，不能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了。过去的小说家是一个心灵的医生，起着类似牧师的作用，他还会提供现实中没有的生活场景，比如异乡的世界。当年只有作家才做得到。他乡、异国情调和命运能够引起共鸣，现在电视、旅游都可以提供。
    但文字自身的魅力是文学的一种特权，它没有意义但是能打动心灵。就像美学，真正美好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一朵花有什么价值？它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它就是用来观赏的。比如音乐，它能干什么？又不能带来财富，不听歌也不会死，但是它很美好。美好的东西就是无用的。但我们现在都强调实用的，有价值的。而最高层次的唯美的东西，它是没有的。
    现在社会问题交给社会学家，经济问题交给经济学家，政治问题让政治家去解决。人的灵魂在萎靡，跟高科技有关。我女儿写幻想小说，写我们的科技很发达，但是文明成就很低。我们经常说我们过去的一些美好的传统没有了，过去的礼仪也好文化也好，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贪婪、讹诈、碰瓷，我们彼此之间不信任了。当我们都变成这样，文学这种最高端的东西我们就不配享受了，也就没有人享受了。我们每天看看心灵鸡汤就好了，拿那些东西出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作家自己看，那不如作家自己在家里想想就好了。
    
    扎西达娃（ 中） 和北岛（ 左）、马原在桂林
    人物周刊：作家该怎么办呢？
    扎西达娃：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元化社会，谁也不能代替谁，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自得其乐就好。不要觉得自己很小众，或者说，小众了还希望票房高，票房高的也不要期望自己的内容有多深刻，有票房就够了。
    人物周刊：有些人的痛苦源于想两者兼顾，既想有票房又想有深刻的内容。
    扎西达娃：是，想获得纯文学奖，还想有很多读者，有很高稿酬，还想有个作协主席什么的当当。
    
    2004年，扎西达娃在作家马原自编自导的作家电影 《死亡诗意》 中出演男主角
    人物周刊：以后有什么打算，还会再写么？
    扎西达娃：我打算退休以后，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用上班了，每天生活自己安排。也可能开始回归阅读，读小说，主要是西方文学。可能会重读一些过去的经典小说。读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小说家。这些年我真的已经很少读小说了，但会关注一些旁门类的，比如文明的走向、互联网、人类简史、生命极限，还有一些党史之类的书吧。其实我对政治的兴趣，是想知道它究竟怎么回事，但不介入。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总第523期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西藏 实习记者 刘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