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为何感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为何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时,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现在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以后会更加精湛，但这些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是否能够同步跟上？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但人们精神上的民主是否能够同样健全？这是五四在百年之际留给我们思考的重要命题。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精神旗帜，“民主”和“科学”是理解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两个关键词。今天所有对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描述，几乎都不会绕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历史告诉我们，人们越是对一些东西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往往就越容易遮蔽它本身的内涵。“民主”和“科学”究竟何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这两个口号对新文学思想特质和精神面貌的形成有何关系？100年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因素的今天，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新的思考？无论如何，“德先生”与“赛先生”随着百年五四的历史进程，渗透到中国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构建起了百年五四的根本价值。
    批判还是建构：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
    长久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都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但近些年来，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科学与民主并不能代表五四最根本的精神。这种说法根源于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五四一代人一边大力号召民主与科学，一边却并未真正建构起一个关于民主、科学的理论体系。曾经有学者统计，《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深入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①
    这既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为何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还仍然将民主和科学视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精神？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当五四那一代人在号召民主和科学的时候，他们在谈些什么？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首次提出“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口号：“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②，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提倡科学和人权。1919年，“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一次正式联合出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③。
    不难发现，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几次重要亮相中，再三出现的，并不是民主和科学本身的含义，而是为什么要提倡民主科学的原因。民主,是为了消除封建和专制、为了反对旧礼法和旧伦理；科学，是为了消除愚昧和落后，为了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在陈独秀的另外一处表述中，这种意图更为明显：“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一口气伴随了10个“破坏”，却没有明确阐释民主和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比起解释科学民主“是什么”，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为什么”需要科学和民主。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为什么”比“是什么”更急迫，也更重要。
    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早已经开始提倡要学习西方科学的技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早已经提倡民主共和，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没有真正地走向民主和科学，反而是封建复辟势力一次又一次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实现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而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实现这种思想上的“民主”与“科学”，首先要解决和处理的，不是建构起“科学”的价值体系、梳理清楚“民主”的复杂的内涵，而是尽快扫荡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那些“不科学”与“不民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被提起的民主与科学， 它们的批判性意义要远远高于他们的建构性价值。五四先驱者们迫切地希望拥有一个可以祛除中国几千年来国民劣根性的强有力武器，一个可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良药。因此，作为口号的“民主”与“科学”显然早已经超脱于它们在西方的本源意义，而成为了一个可以囊括批判封建专制、重审传统文化、反思传统道德伦理等诸多命题的两个精神偶像。中国社会中原有的许多问题像农民问题、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在五四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民主与科学进入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以后，这些问题得到了重新呈现。正是以民主科学这种新的目光来关注特殊处境下的中国现实，五四才得以形成了一系列特殊的关于国家、民族、个人、启蒙的观念和实践。所以当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⑤。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懂得了科学，而是说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价值信仰。
    缺席还是变型：作为思想资源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两面旗帜，新文学是五四的重要成果，但今天我们谈起五四新文学，更多地会将它的精神特质概括为启蒙、跨文化、个性解放等等，很少会认为民主科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点。虽然鲁迅的杂文里提到不少自然科学与科技知识；郭沫若不少诗歌里也有对火车、飞机等现代科学文明的热情礼赞；巴金的《家》里有对“闹鬼”这些批判封建迷信的情节等等。然而，这些为表现科学的情节设置也好，直接对科学的赞颂也罢，好像并不能构成这些作品最重要的精神价值，更不是新文学留给我们今天最为宝贵的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民主在五四新文学中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事实上，五四时期引进的科学和民主不仅仅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已经脱离于西方的本源概念，这两个词在新文学作家之间的理解上，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科学是推动西方文明的技术知识还是一种质疑和批判精神？民主究竟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还是一种社会形态？陈独秀对科学的定义是一种主客观的相对性：“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⑥但胡适却并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⑦在胡适那里，“‘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式。”⑧任鸿隽将科学理解为一种思维方法:“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今之物质与数千年前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⑨鲁迅则认为:“现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⑩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这两个概念就没有达成过共识，民主和科学只是为五四作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根据自身需要幻化为各种各样的形态，从而生发出启蒙、自由、个性、反叛、批判等等文学命题。鲁迅致力终生的“国民性批判”，批判的不就是国民性中那些“不科学”的瞒和骗、那些“不民主”的麻木与愚昧吗？《狂人日记》里数千年里“吃人”的社会，《风波》里让人惶惶不安的那根“辫子”，《祝福》里祥林嫂捐出的那条门槛，这些不都是鲁迅想要用“科学”和“民主”去消除的痼疾吗？
    科学，在胡适那里，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观，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根本动力，也是胡适对当时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的准确判断。在茅盾那里，科学又幻化为追求客观细节和理性的精神。从长篇处女作《蚀》三部曲到代表作《子夜》，再到后期的《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茅盾展现出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社会政治历史图景，叶圣陶曾评价茅盾：“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11，这种“写论文的精神”，说的就是茅盾对于细节和客观事实的追求。科学如此，民主也是如此：在文学研究会那里，它是反映社会问题的“为人生”主张，在创造社那里，它们又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的表现，对人性的尽情抒发。它既可以是巴金笔下对封建大家庭的控诉；也可以是周作人描写普通人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文学成果，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催化下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给五四新文学注入了“现代”的概念，这是它与传统文学能够区别开来的重要特质。在文学努力挣脱传统文化母体的束缚,力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科学和民主是赋予新文学现代意义的重要精神资源。
    本体还是精神：民主与科学的人文内涵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战争时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在航天、生物、互联网、通信等多个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尖端，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我们是否能说，科学与民主已经完成了它们的百年使命？今天的我们比五四那一代人拥有更多更快捷的渠道去接触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加丰富。
    纵观五四这一代人，有多少人都是怀着科技救国的抱负出国学习医学、军事、经济、土木、电气，最后又都放弃了自己原本的专业转而投身到新文学大旗之下？鲁迅学过海军、学过开矿、学过医术，徐志摩在美英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丁西林在英国学的是物理学，郑振铎学的是铁路管理，夏衍学的是电工技术，成仿吾学的是造兵工程，可以说五四的大多数先驱者们对于科学的各个门类都进行过专业的学习，但当他们在面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科学”的时候，不是简单复制和移植他们在西方所学到的技术知识，而是透露着一种精神价值、人生观念层面的思考，体现着一种人性深处的拷问。这种思考和拷问深深地扎根于当时中国的现实环境，融合了五四那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最深刻最贴切的理解和感受。比如说鲁迅、胡适、周作人他们都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们都知道“新的”比“旧的”好，但他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价值，却不仅仅是他们的创作有多创新，而更在于这种“新”是以继承为基础的，在于用一种科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实现旧文学和新文学之间的创造性融合。民主在五四这一代人这里，不仅指向突破专制的个人自由，同时还指向承担时代社会的责任，这两者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郭沫若那样浪漫多情，但在某些方面，他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还现实、还人生。胡适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这是一种个人自由的追寻；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积极为新文化运动振臂呐喊，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担当。这是五四赋予民主科学的精神价值，也是民主科学回馈五四的文化底蕴。由此，民主与科学才能在各个作家的笔下、在多次文学论争的过程中得以精彩各异的呈现，才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为何感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为何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时,提到三个关键的问题：“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12现在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精湛，而且在以后会更加精湛，但这些科学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是否能够同步跟上？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但人们精神上的民主是否能够同样健全？这是五四在百年之际留给我们思考的重要命题。
    ①岳成浩、陈萍：《追问“五四”先贤的民主观——启蒙的“残缺”和民主的“悬浮》，《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1卷1号。
    ③《“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④同上。
    ⑤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著，《科学与人生》，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⑥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8页。
    ⑦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⑧同上。
    ⑨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卷1号，1915年。
    ⑩鲁迅《随感录》，《新青年》，1918年10月。
    11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载《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12梁启超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演讲，题为《科学精神和东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