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明等级论”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明”一词是从英文civilization翻译过来的,而civilization直到18世纪中期才形成；在此之前，该词一直由civility来代替。其本义原指一种过程，后来才指一种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特指西方国家，用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话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西方社会“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平，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而且，“文明”一词从形成那一天起，就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词汇存在的，在其背后隐含的是对“野蛮”的认定，以后更形成一套话语，这套话语就是文明等级论。
    所谓文明等级论，是指从19世纪初开始风行于英美等国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学说。这种学说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划分为包含不同等级的发展模式。文明等级论至晚于1803年出现，1820年代全面渗透到英美等国的中学地理教科书中，通过此种方式，该学说被转化为该国国民的常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状态；以后又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流传至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识与价值观念。
    文明等级论出现后，很快便渗透到英美等国的中学地理教育中文明等级论的思想渊源，要追溯到18世纪英国的英格兰学派，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历史发展阶段论。19世纪风行于英美等国的文明等级论有三级制、四级制和五级制三种模式，其中三级制最少，四级制模式最多，五级制次之。1803年，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在其用法文撰写的《普通地理学的历史政治导论》一文中将世界上所有为人所知的国家分别划分为“野蛮民族”、“蒙昧或半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三个层级。是为三级制文明等级论。1819年，美国人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在《古今地理学原理》一书中写道：“人类物种可以被认为存在野蛮状态、蒙昧状态、半文明状态和文明状态。”是为四级制文明等级论。1821年美国人威廉·C·伍德布里奇在《地理学入门》一书中写道：“人类被发现处于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蒙昧、野蛮、半文明、文明和开化。”是为五级制文明等级论。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文明等级论在模式上再无创新。不论哪一种模式，都对每种文明类型的特征及指称对象有详细的介绍。
    文明等级论出现后，很快便渗透到英美等国的中学地理教育中。据美国学者克雷格说：“从1830年代到1870年代，一张文明发展阶段清单成为高中地理教科书的标准特征。”1880年代以后，虽然这种开列一张文明发展清单的做法不再流行，但此类残存的假设依然非常活跃。甚至在整个1890年代乃至以后，根据文明发展水平来讨论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相对成就的现象依然存在。
    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东传，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东传，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从西文直接翻译，另一种是转道日本入华。1847年，出生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在其《外国地理备考》卷四“地球总论”中对文明等级论有系统介绍。这可能是西方文明等级论首次进入中国。这篇“地球总论”后来被魏源的《海国图志》百卷本和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得到广泛流传。
    国人方面，出使英国的郭嵩焘1878年在其日记中曾提到文明等级论。1899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文野三界之别》一文，对文明等级论作了系统介绍。从1901年开始，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和日文著作中译的全面铺开，近代以来传入日本的西方文明等级论开始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当时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日文地理教科书，如志贺重昂的《地理学》等都充斥着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内容。
    受其影响，当时由中国人编写的地理教科书，都充斥着文明等级论的内容。
    与19世纪风行英美等国的地理教科书不同，近代以来翻译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在涉及文明等级论时，大多只介绍其等级和特征，而不涉及各文明层级指称的国家；即使少数涉及者，在介绍半文明国家时也有意略去中国。当然，谁是文明国家，谁是半文明国家，教科书的编译者心里明白，读者心里也明白。既然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不断向学生灌输：西方国家是文明的，我们中国是半文明的，就不由得学生不相信。久而久之便成常识，再进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状态。
    文明等级论依然在发挥着某种作用
    曾几何时，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文明话语和世界模式，以至英国人东来后要求中国在各种官方文书中提到其政府时不得提书“夷”字。可后来文明成了西方国家的符号性标识，千年的文明古国则变成了半文明或野蛮国家。最可悲的是许多国人认同了这一看法。于是在国际交往中遇事自矮三分，就成为一些国人的下意识行为。直到20世纪30年代，因日本大举入侵，人们这才意识到文明不仅意味着进步，也意味着战争、杀戮和毁灭，于是“文明”很快被“文化”所取代。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本文，并非要反对现代文明，而是提醒人们，在使用“文明”一词时，警惕文明等级论的陷阱。与福柯笔下的启蒙一样，文明化也是有始而无终。我文明人亦文明。如果不破除文明等级论这一套话语，不揭露其实质，我们有可能永远被贴上“半文明”或“野蛮”的标签，永远无资格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话语权。一些西方国家动辄以“邪恶”来指责中国，以不文明来指责中国人，撇开具体情况，如果从文化上、社会心理上深挖下去就会发现，文明等级论依然在发挥着某种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