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文体。这本来是文学的基本规律和一般常识。但在今天却变得扑朔迷离，难以言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他在这里阐述了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文学创作要塑造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这两个重要文学理论问题，重申了意识形态对文学、对作家的基本要求，扩展和深化了这些文学理论课题的内涵与意义。
    这两个文学理论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在“十七年”时期，文学“新时期”，都会迎刃而解。但在今天新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环境下，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创作实践，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因此格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作家要同民众一道前行
    在所有的文学理论问题中，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大约是最关键紧要的一个问题了。它决定着作家的题材领域、创作基调、人物形象的选择和塑造等等。
    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是整个知识分子同普通民众关系中的一部分。什么是知识分子？许纪霖说：“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作家不是以科学理论、而是以文学作品面向世界的，提供的是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生图景、以及作家独特的情感和思想，这就更需要作家同现实社会和广大民众保持一种零距离、真深入。在庞大的社会阶层中，作家只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个“板块”。作家自然可以表现文人、科学家、官员、商贾等上流阶层，他们当然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需要表现普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士兵、城市平民等。因为作家的职责面对的是全体民众乃至全人类，而普通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需要作家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的奋斗和追求。而作家也需要在面向底层的写作中，展示更广阔的社会人生，揭示时代的脉动与走向，表现自己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创造。只有走出“小我”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只有走向民众的文学才有望成为大作品。作家与民众的社会分工和历史作用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谁教育谁、谁“改造”谁的问题。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长处，也各有自己的局限、短处。他们需要相向而行，互助互励，为共同的社会愿景和人生理想而探索和努力。
    19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世俗化社会的逐渐展开，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分裂、对峙、矛盾的复杂态势。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而微妙起来。作家昔日头上的光环消失了，广大民众也疏远了那种“启蒙”式的精英文学。而在一些作家那里，市场经济更强化了他们的功利和拜金主义；底层社会已然难以深入，真正的文学只能给小圈子里的人看。个别作家疏离底层民众，已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和文学问题。
    应该说广大作家肩负社会使命、坚守人文情怀，关注底层社会、追求艺术创新，为社会和读者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作家群体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譬如有些作家随着地位的提高、财富的增加，逐渐进入中产乃至“富人”阶层，远离了底层社会和民众，只能创作一些附庸风雅、吟风弄月的作品。譬如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人生履历简单、生活圈子狭小，形成一种“白领”作家群落，压根儿不知道社会的广大和民众的艰难，沉浸在一种杯水风波、自说自话的创作套路中。
    我们需要重建作家与民众的和谐关系。早在1981年，高晓声就感慨地说：我们“都在农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你要前进，只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你要同他们一起前进，你就必须了解他们，发现他们前进的因素，你才有信心。”（高晓声《创作谈》第310页，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他长期在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反思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反思了农民阶层，认为二者必须携起手来，一起前进，才有了他那些经久不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今天，作家依然需要自觉走向广大民众，与他们同舟共济，共同探索、改造社会和人生，并在创作中反映他们的生活、塑造他们的形象。
    人物是小说的重心、灵魂
    经典文学理论认为：小说“三要素”包括情节、人物、环境，其中人物是重心、灵魂。其他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可以直接写人物，也可以间接写人物，或者没有人物，并无刚性要求。几笔山水、一幅意境、一个传奇，均可成为传之后世的佳作。惟有小说，却必须是写人的，不管是哪一类型的人物，不管是直接出场的“他”、还是隐在幕后的“我”，都要求写得扎实、完整、鲜明，成为整个小说的有力支撑。这正是小说文体的优势乃至价值所在。但是，文学进入1990年代的多元化时期之后，小说中的人物渐渐淡化、退隐、变异，小说的构架乃至大厦出现了倾斜。这正是当下小说受到冷落的重要原因。小说的这一“病症”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愈演愈烈，至今没有得到遏制和改变。
    中国当代文学在塑造人物上有着强劲的传统，这是对五四小说、解放区文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十七年”小说创造了多少令人难忘的形象，如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李双双、“小腿疼”、“吃不饱”等等，尽管他们身上有着或者理想主义色彩或者理念化痕迹。新时期小说涌现了无数动人心魄的人物，如谢惠敏、乔光朴、李向南、李顺大、章永璘、冯幺爸等等，纵然这些人物还显得粗放僵硬了一点。但1990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复杂多变和各阶层人们命运的起伏跌宕，作家再难以熟悉和把握人物的性格精神；同时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和写作方法的影响，传统的经典写法被逐渐扬弃而新的创作范式还未能建立起来。人物塑造于是成为小说创作中的脆弱“软肋”，导致了小说人物的严重衰退，作家刻画人物功力的整体弱化。现在每年出版和发表数千部长篇小说、上万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自然有写得不错的人物形象，但让我们击节叹赏、铭记难忘的人物特别是典型人物，又有多少呢？
    小说人物的衰微并不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现象，而是世界文学的普遍“风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美学思潮，如尼采的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等，动摇了人自身的神圣地位和理性主义，人被无情地结构，成为一种动物、生物乃至物质。人在现实中被压抑、扭曲、异化。人与世界、他人、自我的关系都是对立紊乱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荒诞剧。这种思潮改变了西方文学中的人物，也波及着中国作家的写人。正如有论者所说的：“现实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人格，而后现代主义作家说人物是影子。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重点已不在其外部描写，也不在道德和心理特征的刻画，而在其社会心理甚至生理本体的不确定”。（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塑造》，《外国语》2000年第4期）
    综观当下的小说创作，存在着重故事而轻人物、重意象人物而轻性格人物、重上层人物而轻底层人物的倾向。作家常常缠绕在曲折微妙的故事情节中难以自拔，事件淹没了人物，人物成为木偶。作家不熟悉圈子之外的人物，写人物依靠的是意念和想象，使人物凌空蹈虚，成为飘忽的影子。作家谙熟的是城市人、文化人等人物，对底层的农民、工人、小市民等渐渐疏远，小说中那些艰难奋争的普通人物日益减少。当然，也有一些功力扎实的作家，依然在精雕细刻着笔下的人物，譬如陈世旭近作《欢笑夏侯》，以现代审视意识，刻画了一个官场寄生者形象，揭示了他身上世故、愚忠、奴性等国民根性，达到了某种典型的尺度。譬如范小青的《李木的每一天》，描写了一位在喧嚣的尘世中找不到自己的存在、身份的IT白领的形象，虽然是一个意象化人物，但写得独特而深刻，同样是成功的人物形象。从这些小说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作家的不懈努力和塑造人物的希望之光。
    小说人物需要多样化
    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度，自然有多项标准。而从内容的角度看，塑造了多少种出色的人物形象，作家在写人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个方面，暴露了当下小说人物单一、淡化、衰退的倾向。当代文学60多年，现在是写人上最薄弱的一个时期。
    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人物形象的类型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小说注重人物塑造，但并不强求写成某种形态、模式、风格。作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审美追求，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来，设置出别出心裁的人物关系来。但小说作为一种源远流长而又不断生长的艺术文体，积累了一套丰富精深的创作规律和经验，需要很好地承传和创新。归纳和提炼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创作实践，评论家们把小说人物分成多种类型，至少有五六种之多。譬如意象化人物，着重表现人物的诗意形态与蕴含的抽象观念，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属于这种人物。譬如理念化人物，突出的是人物身上的某种品格和精神，可以抵达一种象征的高度，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位硬汉渔夫圣地亚哥就是这样的形象。譬如心理化人物，展现的是人的变幻莫测的意识和潜意识世界，王蒙《春之声》中的工程师岳之峰即是此类人物。如上三类人物，带有较多的现代色彩，更受到年轻作家的青睐。在当下的小说中，最多的是意象化人物，但写得成功的并不多；由于作家缺乏对人物的深入体验和理性把握，人物给读者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零碎的、飘忽的。带有抽象意味的理念化人物也有一些，而人物的思想涵盖力往往不够，难以站立起来。心理化人物近年来明显减少，那种意识流人物则几近消失了。譬如类型化人物，彰显的是人物那种阶层的、民族的、地域的独特性格和人格，并加以强化，形象虽嫌单纯，但给人的印象深刻。中国古典小说、当代五六十年代小说，这类人物甚多。譬如性格化人物，作家精心表现的是人物身上那种真实而丰富的性情、气质、禀赋以及性格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赵树理《登记》中的“小飞娥”、马烽《三年早知道》里的赵满囤、汪曾祺《受戒》中的小和尚明海等，就是出色的性格化人物。譬如典型化人物，是一种既具有个性生动性又凝聚着社会人生共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它是人物形象中的高级形态。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阿城《棋王》里的王一生、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均为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这三种人物，有着突出的现实主义特征，是最具有吸引力、震撼力的人物形象。但在当下的长、中、短篇小说中，这几种人物形象特别是那种代表艺术高度的典型人物，却少而又少了。
    塑造人物需要走出套路，写出人物的新变新质；也需要回归经典，在继承中拓展。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的人物观念和写法，依然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他们对人性、生命、存在的深入勘探，有助于我们写出现代社会人的深层本质来，有助于我们写出更多样的人物类型来。但30年来的文学实践表明，现代型的人物形象在中国确实有点“水土不服”，作家只能有选择地吸纳，还不能全部拿来。因此我们更需要回到现实主义、提升现实主义，以期写出更多跃然于纸上的性格化、典型化人物。小说人物的崛起之时，才会是中国小说的重振之日。
    创造转型时代的人物画廊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而深刻的转型，其实质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和城市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将加速扩张和发展，乡村在衰落中转向城乡交融而实现蜕变。这一转型将推进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在文学领域，百年来作为主潮的乡村文学将逐渐向现代城市文学以及城乡文学演变。这一转型将改变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命运和生活。大批的农民和农民工要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众多的落后工厂和企业的工人要下岗、转岗，更年轻的“80后”、“90后”一代要走上社会舞台……社会转型改变人们的命运，塑造人们的性格，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社会主体是由无数的普通民众构成的，但也自然会出现众多的好人、君子、能人，探索者、变革者、创业者，变节者、堕落者、腐败者，当然也会涌现仁人志士、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人们注意到，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边反思和改变自身，一边走向广大的社会和民众。而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农民工以及工人等，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正在成为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新人。中国社会正在上演沧海桑田式的大戏，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将成为舞台上的角色。现实生活中从来不缺乏性格鲜明的人物，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去关注、寻找、发现。
    社会转型对文学、对作家都是一个严峻挑战。身居都市，不再关注底层社会的作家，自然难以理解今天的现实和民众，是写不出那种厚重刚健的作品的。拘囿在小圈子里、沉湎在世俗诱惑中的作家，也难以走进广阔复杂的社会，书写不出恢弘大气的小说。社会对作家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读者对文学提出了更严苛的标准。在今天做一个好的、优秀的作家，难度更高了。他需要有更宏阔的思想视野、更丰富的生活体验、更多样的人物积累、更纯熟的艺术表现能力，才有可能写出受到市场和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现在有些年轻作家，创作上才华充沛，但作品往往显得题材狭窄、人物单薄、格调晦涩，也许在圈子里会有读者，但难以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读者群，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的。“80后”作家霍艳颇有才情、成果丰硕，当她前往新疆基层挂职，经历了三年磨砺之后，深刻意识到：“我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对于更广大的人民，我竟是不够了解的”。“我们这代作家由于太过迷恋个人经验”，“缺乏对生活的阅读能力”，“也就无法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霍艳：《与真实人物和当下生活建立联系》，《文艺报》2016年12月23日）她的话是值得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深思的。
    在塑造人物上，历代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各种文学流派沉积了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作家需要敞开胸襟、兼容并蓄、自成一家。譬如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在塑造性格人物、典型人物上，已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和方法；譬如中国古典小说，在描绘类型化、个性化人物方面，留下了丰富而精到的手段和技巧；譬如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在刻画意象化、理念化、心理化等现代人物上，形成了独特而新颖的形式和手法。这些都需要作家潜心探索、博采众长，真正形成自己的创作路子和风格。转型时代需要宏大的人物画廊，更需要作家雕塑出姿态纷呈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