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剧研究在编剧、导演、表演、剧目等领域成果颇多，但对剧院，尤其是系统性的剧院演剧艺术研究，仍然较为单薄。北京人艺是中国当代舞台艺术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日前出版的《困守与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将新时期以来的北京人艺作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为北京人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首先，该书可谓剧院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全书从时间(剧本)、空间(导演)、身体(表演)角度切入北京人艺的演剧创造，阐释了北京人艺30多年发展变化的内在基因，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对照中，揭示北京人艺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为读者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后焦菊隐时代北京人艺“困守”的艰难与“新生”的愿景。同时，在写作方式上，该书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大的文化格局之下进行审视，将其作为“百年中国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戏剧人探索话剧民族化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它遇到的诸如如何认识斯坦尼体系，如何看待话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形成话剧的中国学派、民族风格等理论与实践课题，都是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必须破解的难题”。这就使全书的立论、分析站在了一定的学术高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作者在书中提出的难题不仅是中国话剧赋予北京人艺的历史使命，也是其在写作中努力去思考和探讨的。
    阅读该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北京人艺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他时刻注重理论研究与当下美学实践的“对话”，用戏剧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去观照现实问题。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文化需求随时代而变，剧院的演出不能轻视或落后于观众对舞台的判断。北京人艺的艺术创造要变化，但不管怎样，如何“表现”人、“表演”人，是剧院发展中始终需要回答和探索的课题，也是作者对北京人艺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这一问题解决的是否得当，不仅关乎着中国话剧的未来，也考验着渴求“新生”的北京人艺。
    其次，该书是戏剧符号学理论方法与本土戏剧实践的一次有机融合。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总结。西方戏剧理论的产生，大都依托特定的戏剧实践和文化土壤，与20世纪西方戏剧舞台变迁和实验思潮紧密相连，并非都可以照搬到中国话剧的舞台实践和研究中。但如今，很多戏剧研究者以西方的戏剧理论为尚，喜欢套用、挪用时髦的西方戏剧理论经典著作；在分析中国话剧的美学问题时，言必引某某国外戏剧理论大师、导演的话，使得国内话剧研究缺少本土的针对性、有效性。
    该书的理论、方法基础是戏剧符号学。这一理论方法发端于20世纪初，上世纪80年代曾被译介到中国，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显得较为沉寂。作者分析了戏剧符号学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指出了这种研究理论的核心在于“实践性”，即如何利用这种原理和方法，在借助多种学科理论工具的基础上，研究具体的文本意义。他尝试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北京人艺的研究中，实际上是借助这种方法提醒我们，研究还是要回归戏剧本身，关注文本内部的隐秘构成，促使我们重新回到剧场。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从抽象、僵化的理论出发，而是在现实问题的判断分析中，发现这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实践价值，将戏剧符号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话剧实践及民族戏剧审美原则相结合，探索总结适合本土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戏剧符号学研究方法和框架。这种研究思路，不仅拓展了当下戏剧研究的方法、路径，而且有助于读者从时代、文化乃至世界戏剧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话剧遭遇的问题，进而找到可能的解决途径。
    再次，该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由于无法亲历现场观看或者缺少相应的影像资料，话剧舞台创造中导演、表演美学的研究很多时候是滞后于剧本的。作者主张带着问题回到“现场”，从影像“文献”中寻找论据。为此，他利用在北京人艺挂职的时间，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观摩了可以搜集到的所有剧目，这使该书的写作建立在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作者对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发展的宏观审视，也能够看到作者敏锐捕捉到的微观视角和独特发现，而这些“发现”往往是过去研究中所忽略的。比如，作者从戏剧符号学中受到启发，强调了身体符号在观演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细节的动作、姿势往往最能体现出观演双方之间的默契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演剧风格”。他通过身体符号产生的意义，发现了这些意义与北京人艺观演交流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我们思考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该书叙事严谨，结构清晰，论证详实，语言如同作者的为人，朴实、真诚，不花哨、不艰涩、不浮躁，但正是在这些质朴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其清晰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立场。他将自己对话剧的热爱投入到写作中，也把自己的焦虑和期盼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如何让传统的‘光晕’不再仅仅作为历史辉煌的表征，而是体现着当下的活力、当代的审美趋向；如何让创新不再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任性为之，而是真正成为遵循舞台艺术规律，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前瞻性的美学实践。”作者的这些困惑与思考，体现了可贵的反思意识和治学态度，对于今天重新思考北京人艺演剧艺术的发展不无裨益。
    作为第一部运用戏剧符号学对北京人艺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该书不免存在一些弱点。作者对戏剧符号学的分类标准、理论探讨还需更加清晰、深入；对舞台演员身体符号系统中“表情”、“姿势”、“语言”的分析有所欠缺，这方面尚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上演的国外剧目众多，但书中能够进入阐释对象的却很少，对这些剧目演出特色的总结、评价，应该在研究中有所反映。
       (《困守与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徐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