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说到你的写作题材，一般会概括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结婚离婚、滚滚红尘饮食男女、下岗就业职务变动等小上海、小人物日常生活的需求与欲望，（这和你这类作品最常被选刊选载不无关系）这一类作品需要一种平民意识下的平视视角，需要内心里对生活本身持有长久的温情，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其实是有其坚硬逻辑的，而你笔下人物会选择掩盖、忽略、默许、接纳生活中种种无奈。他们更看重生存的需要，尊重日常生活的伦理要求，不太会采取极端的、疯狂的处理办法。你觉得这种对素材的选择，对叙述调性的平实把握和什么有关，比如你的性格、个人经历？
    滕肖澜：我觉得，所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结婚离婚”云云，基本上以当下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应该都是逃不脱的。有一段时间，我不习惯外界对我的此类评论，有些想不通。把之前的小说一一列开，真正完全写家长里短的，其实只占很少一部分。是说我写得婆妈吗？自己觉得似乎也不至于。这应该是与我的写法有关，不管怎样的题材，我都习惯从日常入手，交代背景，尽可能详尽地描绘人物的生活。无关好坏，只是一种写作的惯性。每个作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挑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写法去写。我喜欢这么写。你提到“平民意识下的平视视角”，我记得在我第一部作品集《十朵玫瑰》的后记中，就写道，希望自己的作品是悲天悯人的，以一种平视的角度，写百姓度日的悲欢。我最偏爱写的一种人物状态就是，坚强的，乐观的，或许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总是充满力量，不苟且，也不特立独行，只是活出自己的一片精彩。我的处理方法通常是，不动声色地描摹，把要表达的东西放在波澜不兴的语言下面。我并非不写极端的、疯狂的人，但即便写了，也不喜欢把力气用在面上，由始至终憋着劲，唯恐读者不知道我的人物是多么与众不同。没必要。我挺钟意写一些被人写滥了的东西，比如婆媳斗争、姐弟恋、新婚夫妻，等等。把世俗的情感尽可能写得不俗，是我乐意为之努力的。我很少搜肠刮肚去想一些奇特的东西。“生活已经足够精彩了”，这句话通常被拿来嘲笑作家的想象力，而在我看来，这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生活的理由与动力。用独特的句子，去书写人世间共通的情感。生活中许多东西是我们未写尽的。许多曲径通幽、微妙难言的情愫，不该写出来便是千篇一律甚至公式化，而是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琢磨。至于素材的选择、叙述调性的把握，我觉得与作者的性格、背景或许会有些关系，但具体有多少影响，也难讲。写作是一项感性劳作，无论是前期准备还是后期实施，都充满着许多不定因素。小说与作者本身的关系，更是很难说清。
    走走：你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曾经是上海浦东机场的一名员工，这几天《收获》的类型文学公号“人间职场浮世绘”就在连载你的机场爱情故事《乘风》，当时你负责配载平衡，据说关乎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全，需要非比寻常的细心与耐心，这个特别的工作是否对你的写作起到过影响？
    滕肖澜：我至今仍然非常怀念在浦东机场的那段时光。这也是《乘风》在我笔下自然而然会显得非常温情的原因。好坏都在这里，写起来非常顺手，几乎没怎么构思，一个个人物便跃然纸下。许多朋友都对我说过，特别喜欢里面的袁轶，小男生太可爱了。目前我在写一部关于陆家嘴金融的长篇小说，人物和故事就要凌厉得多。也许太喜欢一个地方，可以为它写散文，但不是太适合写小说。小说里的人物要像滚筒洗衣机那样，从进去到出来，变个大样。当年陈先法老师也教导过我，别怕把主人公写坏，只要风筝线在自己手里，放出去收得回来就行。但我压根舍不得把机场里的人物写坏。呵呵。我在机场从事的工作是载重平衡，就是把飞机的旅客、货物、邮件、行李分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得到一个允许的重心位置。除了机务维修外，载重平衡是与航班飞行安全最密切的岗位，算是个技术工种。如果说这个工作与写作有什么关系，也许就是“感觉”两字。写作是要讲感觉的，载重平衡也要讲感觉。客机倒也罢了，难的是货机，尤其是那种波音747货机（这点我在《乘风》里曾多次提到，袁轶再喜欢柳婷婷，想到要做波音747货机的平衡表，也只有止步不前），集装箱，上下舱，彼此牵连相互影响。举个例子，从机头到机尾，ABCDEFGHIJKLMN每个位置都有限载，接着，A加B有限载，A加B加C的总和又有限载，B加C有限载，B加C加D有限载，A加B加C加D又有限载……以此类推，非常麻烦，除了前后平衡，还有左右平衡，而且有些位置还只能装特定板，一架飞机倘若多几块特定板，对剩下货板的装舱要求就会更高。要命的是，还是手工制表。纸、笔、计算器。错一点就要重新来过。时间上也有要求，从收到货运单，到出装机单，最多也就个把小时。这种情况下，“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不可能来回修改，那样心就乱了。这点与写作十分相似。一旦决定写什么后，“怎么写”往往取决于作者的感觉。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作者要在题材与写法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最短时间内想清楚，怎么写才能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完成任务。写作本身虽然感性，但过程却是由一系列理性工作所组成，选材、架构、情景、对话、细节等等。作者应该要培养自己这方面的技巧。
    走走：《这无法无天的爱》里，谭心与曾伟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可谓轰轰烈烈；《倾国倾城》中，痴情的庞鹰为佟承志几乎放弃了一切，却注定是一场始于算计终于牺牲，不对等的恋爱；《小么事》中，李东对顾怡宁一见倾心、一往情深，顾怡宁不爱李东却又离不开他，“李东是道护身符，又是张白金卡，额度能让人看花眼，一辈子不愁”……可以说，你经常写爱，写了大量男女叙事，为什么你会说自己“不太会写爱情”？“真正的爱情小说太难写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可爱情又不可能过于天方夜谭，离现实太远，那便不是爱情而是童话了。所以我通常不直接写爱情，而把这重点放在爱情背后的东西上……爱情有目的的，是别的东西的介质。”所以你对爱的书写态度是非常现实的？
    滕肖澜：我说爱情难写，是指现实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便真是一张白纸，幻想爱情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有时候作者搜肠刮肚想出的一个爱情片段，自认为精彩，却不知生活中早已被人演了千遍万遍。写人们熟悉的东西是最难的。爱情便是如此。不过正如你所说，我经常写爱，小说中有大量男女叙事。理由当然也很简单——爱情是小说永恒的主题。爱情是跳不开的，即便不是主线，暗线、过渡，也是免不了的。关于你那句“你对爱的书写态度是非常现实的”，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可能还是跟作者的写作习惯有关。写爱情时，我习惯用一种比较冷静的态度去看待，过于冷静，自然显得现实。我自己也说不出理由。但换了其它东西，我会自然而然地“热”起来，比如《快乐王子》，下一个问题会谈到。其实作者许多时候，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仅仅是取决于一种个人偏好，很难解释。
    走走：采访前我问过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你回答是《快乐王子》。这篇小说非常特别，明显背离了你的现实主义写实路线，有着非常浓厚的都市魔幻色彩。它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都市女孩严卉在父亲为救人溺水身亡、母亲改嫁他乡之后，陷入童话《快乐王子》的世界，因为这是父亲在临死前一天给她最后讲的故事。长大成人之后，她将犯有毒瘾的厨师曹大年和被父亲用生命救活但如今却成了性工作者的马丽莲组织成一个带有古代游侠性质的弱势群体救助小组，在大都市里劫富济贫。警方追查时，几个受助人张阿婆、瞎女人、赵瘸子等，没有一个人出卖严卉。你为什么会偏爱这一部？因为它的浪漫侠义精神？这是你骨子里的价值观？
    滕肖澜：《快乐王子》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我承认，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并不十分出彩，某些细节还值得推敲，甚至是有硬伤。但我就是不可抑止地喜欢它。写作这十几年来，它是唯一一篇让我写得热血沸腾的小说，几度被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一个替天行道的童话，一个舍己救人的故事。也许是从小爱看武侠小说的缘故，我对那种侠之大者的人物完全没有免疫力。记得十来年前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金庸武侠书里最喜欢哪个男主角”，回答“杨过、令狐冲”的人最多，也有人说“段誉”、“胡斐”，唯独我冒出一个“乔峰”。大家问我为什么，我说，“有情有义，大丈夫”。从女性视角看，乔峰这个人应该是不怎么讨喜的，形象不够俊俏，谈个恋爱也是直来直去没啥波折。但我就是喜欢。而且也想试着写这样的人物。放在现代都市背景下，一个有着侠义精神的人。英雄似的人物。如果是个女生，那就更具有挑战性。《快乐王子》很感人，故事应该说也比较精彩。却是我近几年来唯一一部没有被转载的中篇。但不管怎样，写作的过程非常过瘾。我喜欢这种感觉。
    走走：和男女叙事一样，金钱在你的笔下也是一个重要维度。比如《讨债》，一个本来殷实的家庭在突遭火灾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于是，一张五万元的欠条承载了老喻全部的希望，虽然每次要债都无功而返，但希望似乎总是有的。《你来我往》，刘芳芳向丈夫葛大海生前所在单位索要抚恤金，而初中女孩王琴也在向刘芳芳索要葛大海生前答应捐助的学费。《小么事》里，顾怡宁因为沈旭移情别恋，就把当年沈旭帮她爸爸向郑总讨要医药费的手段又用了一次，使得她的情敌郑琰琰几乎家破人亡。《童话》也因讨债而起，智障的康小小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死于车祸，叔叔婶婶就叫小小去找肇事的陆总要钱。陆总是正常驾驶，奶奶闯了红灯，可是他不仅给钱，还抚养起了康小小。原来是为了抽他的血延续自己行将就木的高官父亲，几次抽血后，小小跑了，可叔叔婶婶拿了人家的好处又把他送了回去……金钱在你的作品中，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多元化体现的。
    滕肖澜：在当下的背景里，写都市生活，金钱是绕不过去的。金钱会带出许多奇特的状况。比如《你来我往》的刘芳芳与王琴，都是为了讨债，刘芳芳问铁道局讨，王琴问刘芳芳讨。不知不觉，王琴使的每一个手段，被刘芳芳用到铁道局领导身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两人竟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小的竟然还是老师。这便有些让人扼腕了。还有《童话》里的陆总，贪图康小小的“熊猫血”，把他领回家好吃好住养着，隔一阵便抽他的血。真正是个吸血鬼了。金钱所带来的那种非正常的人物关系，是我感兴趣的。
    
    简介：滕肖澜，1976年10月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专业作家，上海青年文联副会长。2001年起写作，至今创作小说约两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转载，并多次入选年度排行榜以及多种选本；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小说《童话》《蓝宝石戒指》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作品曾译成英文、波兰语出版。著有小说集《十朵玫瑰》《这无法无天的爱》《大城小恋》《星空下跳舞的女人》《规则人生》、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海上明珠》《乘风》。
    走走：你的小说中有很多特别戏剧化的设计。比如《这无法无天的爱》里，农村女孩为了改变生活处境，与男友一道绑架了孩子；《星空下跳舞的女人》里的阿婆气度优雅，喝奶茶时却被另一个老女人兜头泼了一杯奶茶，原来她的舞伴是该女人的丈夫，“完全是电影里的桥段了”；《上海底片》里的王曼华，使出种种手段总算办好了出国手续，临行前却被楼上掉下的花瓶砸死了；《双生花》）的戏剧性更是为影视而生：一次意外车祸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医疗事故——护士抱错了小孩，导致城、乡两个家庭所抚养的女孩遭际完全不同；《规则人生》里，商人老赵以“装死”逃避债务，从而独吞所有财产；身边的“小三”却不动声色把老赵的财产转到自己名下，也在那里庆幸自以为得计时，她初恋男友的妻子却早把身为公安的表弟安排在“小三”的楼上……设计这些情节时，有没有一个思考的内在逻辑？
    滕肖澜：我喜欢编故事。围绕刻划人物，把故事编得曲折动人，是我写作最大的乐趣。包括从取材、到人物设定、情节走向、细节拿捏、对话设置，这一系列功夫，让我乐在其中。正如我前面所说，写作是一件感性的工作，但愈是感性的工作，愈是需要前期投入更多理性的准备。我习惯写小说前，先写人物小传。包括主要人物和过场人物。短的两三百字，长的千把字。人物是男是女，单身还是已婚，大概年龄多少，出生在农村或城里，独生子还是有兄弟姐妹，童年如何，健康状况如何，等等。其实人物小传里许多信息是小说中所不需要的，但我还是会尽可能写得详细。中短篇小说因为篇幅所限，不可能每个人物上场都有一番交代，所以更需要写小传。让每个人物都带着“包袱”上场，即便是过场人物，也绝不单薄。没有一个人物是可有可无的，这点很重要。还有大纲，通常是一个excel表格。清楚，一目了然。我习惯把故事想到基本完整再动笔，当然不包括细节，只是一个大概的情节走向。起承转合几个点，这些一般在小说开头便已想好。我的经验是，细节可以即兴发挥，情节不可以。否则容易乱套，之前铺设的伏笔落空，或是草草收场，是件很扫兴的事。关于编故事，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练习：看一集美剧，然后自己编下去，用小说的形式，再来做对比，看彼此的差别在哪里。这种纯粹写作技术上的训练，我觉得相当实用，而且也不枯燥，做游戏似的，能一直持续下去。
    走走：我总感觉你在写作中，特别注重血缘宗法体制，因此总是在情节设计上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和宿命论色彩。《双生花》中，母亲感慨“到底是血浓于水”，被乡下人养大的亲生女儿无论脾气、性格，皆有着雍容气度；而抱养的、疼爱了二十多年的乡下女孩，看着和气，实则骨子里是冷漠的。《又见雷雨》中，富豪肇事者撞死两名男性后，娶了其中一个的遗孀做妻子，另一女人是他抛弃多年的前妻，前妻之子当众侮辱富豪之后（其实是父子关系），驾车径直撞向电线杆；次子亦为情所困，于雷鸣电闪之际从楼上一跃而下，当场毙命。瞬间失去二子的富豪随后出家当了和尚。我当时就想，这篇你到底是想致敬《雷雨》，还是你作为作家，格外看重某种与血脉相关的宿命因素？
    滕肖澜：关于《双生花》，我放到最后一个问题再来细讲。创作《又见雷雨》时，我有一点点小野心，或者说是不知天高地厚，想要试着写一篇现实版的《雷雨》。小说用了舞台剧“三一律”的写法，所有事情在一天里发生，台上台下交相辉映。又要叙述又要交代，写起来难度不小。我写小说很少推倒重来，这篇是例外，先写完五万字，删掉再来，除了人名，统统是新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便想好最后的结局会是那样。雷雨夜，触电、车祸。要不然我不会这么决绝。三条人命，我小说里从来没死过那么多人。
    
    简介：走走，专业看故事，业余讲故事。著有小说集多部，认为语言是文学最必要的条件，专注于人性和动机的复杂。
    走走：你的小说不管将人性设计得如何脆弱摇摆，似乎眼看就要异化，却总有一股力量由人物自身生成，使得人性复位。比如《倾国倾城》里的庞鹰，为了男友的业务去与上司拉关系，却被另一个上司利用，眼看就要发生拍床照情节，却猛地关掉了摄像机开关，为什么不索性推到极致？是你出于作者对人性的宽容理解，还是你真的相信灵魂和尊严会在人性发生危机之际挽救一把？
    滕肖澜：小说不就是需要戏剧性吗？永远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同时我也确实相信，人在某种关口，或许会有某种力量促使他（她）做出伟大的选择，宽容、向善。尤其在小说里，需要这样。
    走走：前几天和出版界朋友吃饭，说起中国文学的畅销书，其实永远高居榜首的只有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他的观点是，今天的农村青年，在城市中遇到的种种挫折，本质和当年的高加林没什么两样，很有可能一番折腾之后仍被赶出城市，无非当年“望了一眼罩在蓝色雾霭中的县城”，如今的蓝色雾霭变成了灰色雾霾，但孤独绝望地走向自己从来就不愿意生存的乡下这一点，并没有变。你的小说其实有意无意，经常在刻画这种城与乡的对立。“我老早说过了，你是城里人，不会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也不想做坏事，可不做坏事就只能当一辈子穷光蛋。”“我说错了吗，你就是花，你们几个都是花，谭心是花，郭钰是花，就连曾伟强也是花——不过他是朵喇叭花，比你们稍微贱一点。可我和宋长征是草，长在地上的草，被人踩来踩去的那种。我们跟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这无法无天的爱》）再比如《乘风》里，袁轶家里钱多得花不完，却待人温和人缘好，作为对立面的外地高考状元温世远，农村出身，请女友吃饭从未超出百元，为人阴沉，是个输不起的人，甚至把自己在业务上的失误推到袁轶头上，让他背黑锅。一方面，你有非常明确的阶层观念，并不认为所谓乡村、民间、底层就该占尽道德优势、叙述优势，另一方面，你对人物的把握其实是非常儒家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品涵养其实离不开财富家世。这种价值观并非中国文学主流声音，在中国文学主流价值判断中，似乎乡村、底层意味着纯朴、真诚、受难，你却呈现出另一种有趣的真实……
    滕肖澜：非常谢谢你如此认真地读我的小说。最后那句“有趣的真实”，很有意思。在这里我想讲一讲《双生花》，农村女孩与城市女孩身份互换所发生的故事。两个女孩在经历人生变故后，我觉得受伤更多的是城市长大的罗晓培，对她也寄予更多的同情。我无意把罗晓培写成一个娇生惯养自大刁钻的千金小姐，也不认为农村长大的毛慧娟就一定更纯朴、善良。正如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放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人会是怎样的状况，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通常我们说到富二代，脑子里总会浮现出纨绔子弟的形象，调戏妇女、轻佻无礼。这自然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如果生活富足，受到父母关爱与良好教育，除非碰到特殊境遇，否则一定是彬彬有礼，淡定从容的。是与世无争的。反而言之，如果从小家境窘迫，为生计疲于奔命，那么正常情况下，是很难保持心境平和的。毛慧娟比罗晓培要有心计得多，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罗晓培其实是有些傻大姐的，顶多是一个比较优雅的傻大姐。这样的人物设置，我认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为富不仁当然很多，但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应该是穷则思变。这本身无关对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写当下都市生活，势必会写到贫富阶层、城乡差异。我始终认为，作者最合适的态度，应该是客观。或许还可再加上“通情达理”四字。不论贫富贵贱、善恶好歹，作者只管把人心中最深的那块挖出来，细细抚触。阶级身份固然不同，但人心深处，藏着更深层次的“同”。心同、理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这层写尽了，便是最最动人。
    全文载《野草》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