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学东
    个人简介：张学东，1972年生。新世纪初开始文学创作，2003年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被选派到鲁迅文学院、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进修。被评论界誉为宁夏文坛“新三棵树”之一。迄今已连续在《中国作家》《十月》《当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花城》《作家》《天涯》《香港文学》等刊公开发表作品，系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者。所著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文摘》《作品与争鸣》等大量转载，自2000—2015年连续入选中国年度优秀小说选本达50余种，部分作品被译介到俄罗斯、美国、日本及台湾等海外地区发表或出版，多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等国内权威性小说排行榜。2009、2011年先后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宁夏文联、上海文艺社、河南文艺社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长篇小说《超低空滑翔》《人脉》研讨会。曾获《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大型文学期刊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获奖照片》、中篇小说《坚硬的夏麦》连续两度入围第三、四届鲁迅文学奖，宁夏文学艺术评奖小说一等奖，宁夏优秀文化创作奖，宁夏优秀文艺家称号，先后入选“国家百万千才工程”“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系享受宁夏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截止目前，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跪乳时期的羊》《水火》《张学东短篇小说名家点评本》等8部、长篇小说《西北往事》《妙音鸟》《超低空滑翔》《人脉》等6部，累计逾350万字。
    主持人：田鑫 受访作家：张学东
    田鑫：文学在对“乡土性”的体验、认知与书写方面似乎下了很大的力气，从鲁迅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不断地为文学的乡土贡献出闰土等一大批形象。宁夏本土作家似乎一直偏爱乡土文学。你也不例外，《跪乳时期的羊》《寸铁》《喷雾器》等等作品中，杂糅着现代、后现代体验的异质样态让读者印象深刻。谈谈你对乡土文学的认知吧。
    张学东：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要接地气，跟大地同呼吸。作家要有扎实的生活，还要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浸泡着，笔下所有的焦虑、挣扎、苦痛、欢乐都来自你的经历和生活。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乡土文学也最容易沦为一种“伪文学”和“粉饰文学”，在某些人眼里，好像整个乡下的花花草草都是那么浪漫可爱，连狗尾巴草也意味非凡，但殊不知，乡下有的仅仅是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熬。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对乡土文学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尤其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上写作，我认为书写当下的城市生活，远比书写那些逝去的乡土更具震撼力。
    
    田鑫：长篇小说《尾》之中，你写的是两个独生子女家庭，你在中篇小说《谁的眼泪陪我过夜》《栏杆》《夜色中的男人》等小说中，都写到过因“独生子女”而引发的诸多问题。至少在宁夏，“独生子女”这个话题还没有其他作家涉猎。你多次关照这一社会群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考？
    张学东：我最新刊于《上海文学》的中篇小说《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也是这个题材，“独生子女”显然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群，一直以来他们伴随着孤独成长，他们性格层面的自私和冷漠也备受诟病。有朝一日，当独生子女成为这个社会的顶梁柱时，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或许为时已晚。而更多时候，我们的社会总是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的恰恰是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
    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似乎又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后独生子女时代，多年以后，二孩必将成为另一个代表性群体，他们的成长过程和心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问题是，全社会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专家学者有没有为他们的未来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尾》可谓是最为集中和强烈的一次，从书中人物身上可见一斑，我对这一社会群体的关照从未停止。如果能用一部小说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我想自己的所有汗水和尝试都是值得的。
    
    田鑫：我知道你最喜欢马尔克斯、加缪、卡夫卡、略萨这类作家，他们对你的影响最深刻的有哪些？写作手法？思考方式？表达技巧还是别的？
    张学东：我想除了写作技巧方面，比如魔幻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更多的还是在思想深处，比如萨特的“一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为所有的人做出了选择”，这样的言辞对于我思考现实问题和虚构小说都很有用。还有，像海德格尔说过的“存在者言说他必须言说的东西”，这对于我的创作理念影响很深。作家就是一个孤独的现实存在者，你不关注现实关注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也同样迷恋《红楼梦》，这是我多年来的枕边书，我从中学会了如何尊重小人物和世上那些最卑微的生命。
    田鑫：作为一名职业的文学期刊编辑，应该对宁夏本土小说创作比较熟悉吧，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宁夏小说创作，在张贤亮、“三棵树”、“新三棵树”之后，宁夏的小说创作有没有突破？
    张学东：众所周知，最先使文学宁夏的版图被外界所知的第一人，自然是已故的著名作家张贤亮，他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至今还在读者中广为流传，他所处的时代和亲历的一切无疑是苦难的代名词，而这前所未有的苦难也成就了他，他创作的黄金时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宁夏这样的偏远省区，距离改革的前沿和东南沿海实在太遥远了，所以，那时候像张贤亮先生这批作家完全可以心无旁鹜地潜心创作，不受外界所动，成绩也就比较显著。
    新千年后，这种经济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它远不及国内其他大中城市那么浪潮涌动，可这种经济全球化趋势已势不可挡，作家不可避免要受现实种种影响。这种时候，作家还能坦然坐在书斋静心写作，谈何容易？宁夏自然生态保存相对完整，许多地方民风依旧，支柱产业非农牧业莫属，所以，“三棵树”“新三棵树”，基本上骨子里还保持着农家子弟的品行。
    我个人觉得，宁夏文学在后张贤亮时代，其实已或多或少表现出走下坡路的苗头。我在杂志社供职，从刊物的稿源来看，这种感觉非常明显，许多绽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不过是发表几个短篇便浅尝辄止，坚持写作的70后小说家寥寥数人，而80后除极个别人外尚未形成什么气候。此外，宁夏小说更多纠缠于乡土经验的原生态表达，现代意识严重不足，很多写作者根本不怎么读经典作品，文学底子薄弱，看世界的眼光狭隘，又被局限于小天地和小自我，这些因素都会制约宁夏文学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