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苏民在《胆剑篇》饰演范蠡
    
    苏民导演的话剧《李白》
    苏 民/口述 孟姗姗/整理
    从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与老人艺话剧团合并、建立以话剧为专业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算起，我在北京人艺工作已经60多年了。在人艺，我做过演员、舞美设计、艺术行政、导演、表演教学和理论研究等工作，还担任过副院长和艺委会主任。我很幸运，能为我喜欢的话剧事业工作一生。我之所以能在北京人艺走上宽广的艺术道路，是由于遇到了对我信任与培养的院领导和许多同心同德的工作伙伴，是他们发掘了我的潜能，帮助促成了我在事业上的成长与发展。
    我变成不会演戏的演员
    建院初期，我有两件不如意的事：一件是我带着肺结核病来到北京人艺；另一件是1953年我忽然变成了一个不会演戏的人。
    先说1951年我的肺结核病。这在解放初期是很吓人、很难治的病，对此我采取了心急没用，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建院之初，领导上作出艺术干部下厂、下乡深入生活，创作剧本，“以小戏起家”的决定。我虽然十分拥护，但没能和大家一起下厂下乡，只是留在剧院养病，协助党组书记赵起扬编写《各小分队的快报通讯》，以便下厂下乡的各个分队交流情况，鼓舞士气。1952年，剧院红红火火、一片朝气，我的病也逐渐好转，进入恢复阶段。
    1953年下半年，我参加了《非这样生活不可》的排练。读剧本、背台词时，还没觉得有什么困难，可一进排练场，我就手足无措，面对同场的演员，几乎是视而不见，满脑子想的是：“我现在注意力不集中”，“形体不放松”，“此处我还要展开想象”……总而言之，杂念不断，思想混乱。幸亏欧阳山尊导演及时换上比我会演戏的覃赞耀参加排练，减轻了我的负担。我感谢山尊导演和覃赞耀同志，是他们保证了这出戏的演出质量。
    事后，我逐渐地意识到：受上世纪50年代初文艺工作开始“专业化”的影响，我在养病期间，为了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找来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演员自我修养》，埋头读书，把每一章的表演元素都当成宝贵的理论知识来学，但不懂得把这些元素融会贯通，更不知道必须结合实践练习，一味地死记硬背，结果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陷入迷宫，变成了不会演戏的人。此事惊动了北京人艺的院领导，党组书记赵起扬找我谈心说：“组织上知道你在祖国剧团和华大文工二团是能演戏的，担任过重要角色；还知道你担任过大型话剧《嫦娥》和秧歌剧的舞美设计；你又在北平艺专学过国画。剧院根据工作需要，想把你调到舞台美术组担任副组长。舞美组的同志也很欢迎你去。你回去考虑一下，想好了以后再来找我。”院领导的体贴、关心很让我感动，我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在舞台美术组
    我在舞台美术组参加了《考验》的舞台设计。在排练《雷雨》时，周家客厅需要一幅立轴，道具组的洪吉昆师傅拿了一幅清末画家朱葆慈的真迹让我临摹，他帮我把宣纸染旧了，我用在国立艺专学国画的功底把这幅画临摹下来成为道具。我还为蘩漪用的双面绢团扇画了水仙和青石，并且在背面抄录了《西厢记》里的两段词：一段是“从今后，我则是，玉容憔悴梨花朵，朱唇浅淡樱桃颗，如何是可？昏登登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一段是：“知音芳心自问，感怀断肠悲痛。”落款是：“蘩漪闷录《西厢》二则”。有一天曹禺到后台来看大家，顺手拿起蘩漪用的团扇，问：“这是谁画的？”有人答：“苏民画的。”曹禺说：“画的好，特别是这两段词很恰当。”后来曹禺还跟赵起扬讲：“苏民给蘩漪画的团扇录了两段《西厢记》的词，选得好，符合蘩漪的心境。”赵起扬听后还到道具组去看了那把团扇。曹禺和赵起扬两位院领导如此关注这把团扇，大概是他们在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能落实到道具制作上，说明道具工作者和演员对人物有共同体验，正在我们的舞台演出中建立起艺术创作的良性互动。舞台艺术的整体完美性不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吗？
    在总导演办公室
    1955年上半年，剧院建立总导演制，由第一副院长焦菊隐任总导演。院领导又把我从舞台美术组调到新成立的总导演办公室担任第一副主任。协助总导演焦菊隐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期间，我还在书记赵起扬领导下完成了涉及组织剧目、人才培养和企业化等大政方针的“剧院十二年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为了保证规划中设想的平均每年演出八台大戏，还制定出了双轨排练、双轨演出制度。总之，在这个岗位上，年轻的我在艺术思想、创作思维和工作能力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锻炼。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工作证还引出剧院同志演绎出来的一个笑话。1960年我院到东北去演出，第一站在沈阳。得知本溪市话剧团有个剧本《红心虎胆》，剧院让我和朱琳、陈永祥三人去该团联系把剧本要来，准备给1958年入学的大班学员排练，于是我们三人就由沈阳坐火车去本溪。
    火车上硬席车厢特别挤，我们就跑到软席卧铺走廊窗下的小座位上商量到了本溪如何跟人家交涉。正研究得起劲儿呢，乘务员过来查票，一看我们是硬席车厢的票，他说不行，你们得回去。我说：“我们有紧急任务，那里太乱，所以到这里研究。”他又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就把写有总导演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职务的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了一眼，马上客气地还给我，连声说：“你们好好研究，好好研究……”他居然同意了。临走乘务员还主动把这节车厢门锁上，防止别人来打扰。等快到本溪站之前，他又好心地告诉我们：“本溪站快到了，你们快收拾东西下车吧。”为什么乘务员看了我的工作证立刻就改变了态度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向大家说起，就被北京人艺善编故事的同志演绎成那位乘务员看错了一个字，看成 “总导弹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了。试想，那时这位乘务员怎么能不帮助这几位“身负重任”的同志解决问题呢？这件事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笑谈。
    在中戏导演师资进修班
    1956年春，中央戏剧学院举办了第三个由苏联戏剧专家任教的进修班。由苏联鲁那恰尔斯基戏剧学院的专家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古里耶夫主持教学，名称：导演师资进修班。学员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的教师为主，也向全国各剧院发出通知，可以派表导演骨干来学习或旁听，学制两年，到1958年春期满结业。
    在此之前，1954年由列里斯教授主持的“导演训练班”中，北京人艺派出欧阳山尊、田冲、耿震参加，欧阳山尊还担任了这个班的班长；1955年由库里涅夫教授主持的“表演训练班”，北京人艺派出蓝天野、赵韫如、张瞳参加；这次的导演师资进修班，剧院经过考虑决定派我作为旁听生，不完全脱离工作，每天上午随进修班学习，下午回总导演办公室工作。这个学习机会让我喜出望外，深深感受到剧院对我的期望。
    在进修班中，我积极投入学习，通过专家循循善诱和我的演出实践，我逐步明白了演员必须投身到舞台的规定情境中，以角色的逻辑积极行动，才能找到人物鲜活的自我感觉。我不但走出自己的迷宫，而且被转为正式生，参加了教学剧目《伪君子》的排练，担任剧中主角答尔丢夫。两年学习以后，我得到了专家亲自签发的正式生的结业证书。回到剧院又重新归入演员队伍中，不但重新开始了我的演员生涯，而且在表演上作出了成绩，1964年又作为中年导演正式编入导演组，使我在导演行当中不断得到锤炼。
    在中戏教台词课
    1955年，中央戏剧学院的欧阳予倩老院长在话剧教学中设置了台词专业课，向北京人艺提出邀请六位台词兼职教员的名单：刁光覃、朱琳、童超、董行佶、梁菁、苏民。我被列入六人名单中，使我想起老院长曾和我谈过的一席话。
    那是195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建院一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我出了一个节目，一段反复多遍的绕口令：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棵树上七样果，苹果、桃儿、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
    说绕口令不足为奇，说许多遍就得说出个样儿来。于是我就先从慢开始，吐字清楚，声音响亮，逐渐加快；快到不能再快时，就自己发急，急得没辙，就捶胸顿足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节奏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在抽泣中数顺溜了，就有信心地微笑起来。由微笑而高兴得意，节奏轻快活跃，声音也越来越大，发展到开怀大笑。绕口令仍然不停，最后挥手转身、笑声伴随着绕口令下场。观众热烈鼓掌。
    最令我受到鼓舞的是欧阳老院长听后和我的一席谈话。老人家高兴地跟我说：“你这个节目很有趣，你可以做台词教员。演员的哭和笑都是要有功夫的。你这个节目哭得有因，笑得有趣，这就是台词教学要把握的内容。”我想是老院长的这一席话引导29岁的我自1955年走上了中戏台词课的讲台，任兼课教师。从1958年起，我参加了北京人艺举办的历届演员训练班以及剧院与中戏联合举办的1987、2004两届本科班的表演教学工作。可以说，我的表演教学生涯是从欧阳老院长引导我在中戏教台词课开始的。
    1984年11月我被任命为人艺副院长，在第一副院长于是之拍电影《赤壁大战》期间，让我代他主持剧院工作，以后又聘任我为艺委会主任。离休后继续被聘为艺委会顾问。回顾我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都是在北京人艺度过的，北京人艺就是我的家，我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家的信任与培养。只要是剧院的需要，我都要全力以赴地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