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有小说集《欢喜腾》。曾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现居北京。
    《刺桐》（摘录）
    我婆婆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丈夫，还是早产。阵痛来的时候，她拎着网兜自己走路去医院，八百米路走了一个小时，经过十二棵树。
    “我数过的，就是十二棵。”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这样告诉我，“一到痛的时候，我就靠在树上，站着，休息一下，不走了，像马那样，因为肚子太大，蹲不下来。”
    “那……是什么树？”我问。在第一次听她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想不出该如何让谈话进行下去。那时我即将新婚，而我婆婆想要讨论的话题是产前阵痛？我不愿意听见这些事，从来都是。后来我发现，我婆婆是各方面都跟我完全不同的女人，我也才开始尽可能回避她。事实上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些年里，她在南方生活，而我和丈夫都在北京。她也是北方人，只是后来去了南方。
    “什么树？”她那时看上去还有些年轻，独自经历生产这件事给她带来的荣耀明显多于痛苦，她皱眉头，又摇头，如同看着稚嫩的幼儿提出匪夷所思的要求，然后说道：“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树，就是，大树，很大的大树。”过了会儿，她接续起被我打断的关于生育的话题，开始讲当她终于拎着事先准备好的网兜出现在医院的时候，门口小护士快要五体伏地向她表示崇拜与敬意的样子。网兜里装着老式热水瓶，很重，搪瓷盆，也是重的，还有搪瓷杯子和大摞草纸之类的东西。
    之后，她突然说：“跟那些树，没有关系。”
    我婆婆在我丈夫还小的时候就去了南方。“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去。”我知道我丈夫生前，对此是有抱怨的。我婆婆是做官的女人。在这世道上，如果你想当官，就必须离乡背井、去异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何况，她早早就完成了生育的使命，父母双亡，没有后顾之忧。二十多岁的党员，深得组织信任，正是前途光明、一心要翻天覆地的女干部。她抱着我丈夫——那时他大约五六岁，并不适合被抱在怀里去参与一场严肃谈话。但她坚持这样做，因为“组织上找我谈话，希望我去支援南方建设，我就带着儿子去谈话，表示他已经很大了，不会成为负担”。我丈夫记得自己被放在沙发一角，在我婆婆和“组织上”的漫长谈话过程中，我丈夫在昏暗宽大的会议室靠墙的黑色沙发上沉沉睡去。他小脸正上方的墙上，有一排艳红的奖状。然后，他再度被抱起来，像只瘦猴搂着我婆婆的脖子。她热烘烘的身体让他感觉舒适。他不想睁开眼睛，直到他被抱进了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她不能带他去南方。
    “那有什么好的，完全跟流放一样。”我丈夫一直不喜欢当官的，包括他的母亲。当官的人在我丈夫眼里，都是发号施令的机器，而他只需要服从他们，就够了。我婆婆让他上寄宿学校，学习“如果跳远的时候摔在沙坑里就得自己爬起来”这种事。他不是很擅长运动，但她给他选了所最擅长教授体育课程的寄宿学校。学校里全是男孩子。
    “她以为男孩子全都是那种泥猴儿，下雨的时候莫名其妙兴奋，塑料袋接满雨水，拿进教室泼在同学脑袋上。”他告诉我。我怀疑我丈夫小时候也被塑料袋里的雨水淋头浇过。他苗条的身体湿漉漉的，发着抖，独自回宿舍换衣服，没有打伞。推开宿舍门之前，他将犹豫再三，因为担心门框上也悬着一满盆水，随时可能倾盆而下，砸在他头上。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我并没问过他，毕竟我习惯了他忧虑的样子——他总是一副担心被门框上的水盆或别的什么东西砸中的样子。我现在再没机会告诉他这些了：我相信他所有的恐惧，不仅有来源、有出处，而且，都是真的。
    这些事情，我知道，但我婆婆并不知道。她知道什么呢？除了生育，依赖十二棵树走到医院，给予我丈夫生命。其余的，她都一无所知。这些年，我对她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八百米路程中的十二棵树。我还没有生育，也许以后也不会，所以那种阵痛我并不能理解，像母马一样靠在树上休息。时节应是秋天的深夜——这是我推算出来的，我丈夫出生于三十多年前的秋天，时间是晚上十二点，然后，他死于半年以前，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左右。
    我婆婆现在已经“退居二线”，所以，她完全不必再被“流放”。瘴气深重的南方，空气里都是看不见的水珠。我在抵达南方的那一刻，想起了家里洗碗池上那块陈旧的海绵，吸满肮脏的洗碗水，又将水滴慢慢释放，凝结成昏黄的泪一般的东西。我想知道自己看起来是否也像一块脏海绵。
    “我很想你，希望你过得好。”我婆婆专程来机场接我。
    一个小机场，飞机悬梯直接通往地面。我拎着箱子笨重地走下悬梯。我婆婆戴着草帽，在悬梯下仰头往上看。阳光刺着她的眼，她眯起眼睛，仿佛在笑。她的脸也是一半黑一半白。我不觉得这个大胸的老女人跟自己还有什么关系，毕竟那个维系我们关系的人，他已经死了。就在飞机的悬梯旁，她用力抱我的时候，我这样告诉自己。
    她之前写了三封信给我，都说希望我去泉州。“你独自生活，会落下病来。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所以我知道那很不容易。”我在厨房很快读完这些信，一口气读完三封，我承认是“独自生活”这样的话打动了我。之前收到的两封信和我收到的其他全部信件，我都没有拆封。我把它们捆起来，放在洗衣机与墙之间的那道夹缝里，假装它们不存在。都是些无用的劝慰。人们都这么干的。给死者家属写煽情的卡片，悼念得郑重其事。
    洗碗池上方的水龙头拧不紧，就一直滴滴答答滴水。我丈夫应该早一点换掉这个龙头的，可是他没有。他也不会再有换掉水龙头的机会了。读完我婆婆的三封信，我又去拧了一下水龙头，看自己手腕处暴起的青筋，就这样看了很长时间。有十分钟，我估计。水滴自顾自大概滴了一千下，每一下都和我的呼吸频率吻合。
    好吧，那就去吧。我做出决定。我再不想忍受拧不严实的水龙头了。可是人总得忍受一些东西的，我婆婆在信上说。“关键是，你知道你还有亲人。”她实在不擅长安慰这种事。丈夫才是我的亲人，但他半年前死了。人们告诉我，他是牺牲的。我想象不出牺牲与死之间有什么区别。
    看上去我婆婆目前在泉州生活得不错，因为她说要带我去吃海鲜，能吃海鲜的日子应该不会太糟糕。这是小阳春时节，满街绿树都有油亮到发黑的叶子。她雪纺的长裙上投下树叶漆黑的阴影。她不适合穿这种裙子，连衣裙，我想。但我没这么说。我称赞她的裙子、草帽和项链，直到我再也找不出还有什么可以称赞的东西。不然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她问。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常见面。我能记得的，是我们刚结婚时她来北京的那次。一进家门，她迅速占领了我的厨房，假装她很擅长厨房里的事。在我看来，完全相反，她擅长的是在大会上对着麦克风高声讲毫无意义的话。她用开水煮抹布，留下持续不散的气味——抹布的气味。她离开后，我用消毒水清洗厨房每道地缝。抹布和消毒水混合起来的味道熏得我泪流满面。所有陈年的蟑螂窝都被我找到了。我凶狠地剿灭那些小东西，仿佛它们是我婆婆留在家里的无数个细小分身。我满意地在消毒水气味持久不散的厨房里做饭，也许还哼了一些什么欢快的调子，那时，我总是这样等待执勤的丈夫回家。
    “有几年了。”我说，心里想起那些被灭虫剂杀掉的蟑螂——仿佛又活过来了。生命力顽强的小东西，现在，我怀疑自己对它们其实还有一丁点儿的敬意。
    “没那么久，葬礼上就见过。”她果断地否定我。
    我想是的，葬礼上所有人都看见我们亲密地拥抱在一起。只是，我已经选择忘掉那一切了——牺牲的警察，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不年轻却也不够老的单身母亲。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是一场表演。而眼下，就算没有观众，我俩还非得把这场表演自顾自地进行下去。那些葬礼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之间并不亲密，连熟悉都算不上。哪怕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棺材旁低头垂泪期间从开始到最后都紧靠在一起。我想那些人可能都在心里默默权衡：这两个女人到底哪一个更伤心？哪一个更应当被倾注较多的同情？我记得当时她身上散发的气味，让我十分不适。她闻起来有股尿液的味道。我怀疑她从在北京下飞机开始就没有换过内裤，毕竟，没人在乎一个中年丧子的女人是否穿了清洁的内裤。
    现在，半年过去了，她看上去和闻上去都是香的，香水和连衣裙让她至少看起来已经振作。
    “看见你就像看见他一样。”她低声说，伸手扶了扶巨大的草帽檐，又仰头看半空摇摆的树叶。
    我也抬头看，觉得每片树叶都像手掌，在召唤着什么。
    我们下了出租车，去酒店还需要步行一段。这段步行道，窄小得车辆无法通过。道路两旁的树枝就那样公然在半空中握手。“他上次也来过，也住这家酒店。”她指的是我丈夫一年前来泉州的那次，那次我拒绝与他同行，因为我不愿和他大嗓门的母亲去参加什么退休欢送会。那时她五十五岁，在异乡退休，身边没有亲人，只有一些仕途上的朋友，于是她邀请我们出面，见证她“最后的荣耀”。退休，这事情算得上荣耀吗？最终我丈夫独自来到泉州。后来他也再没提过那次为期两天的泉州之行，而他们母子一生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也没问过他。因为他回北京不久，就发生了那些事。
    “别说这些。”我学着让自己和她一样，在对方说话的时候果断打断。那的确不是我想谈论的东西。我没有戴帽子，又低估了南方的湿热程度与阳光穿刺云层普照人间的实力。我沿树荫铺下的阴影走，很慢，因为不时需要调整行李箱的方向。每当行李箱的小轮子在凸起的地砖上咯噔跳跃的时候，我都感到心脏也那么突然跳了一下。
    “我不应该提起他。”她说。她当年也是这样，沿有树荫的路走到医院，走得很慢，因为那种我没有体验过的疼痛。而那个给她带来疼痛的小生命，在多年之后会成为我的丈夫。她需不时停下来，靠在树上，等待疼痛过去。一小时后，她进入产房，母子平安。每当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会说这个，为让我意识到我所有的幸福全都依赖于她坚强走完了那段有十二棵树的路。但现在，我猜她也许不会说了，因为我丈夫死了。她最值得炫耀的生育，似乎也没什么意义了。就像复杂的四则运算，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得数也终究是零。
    “他那次来，觉得泉州还是个不错的地方，天气没这么热，有小雨，很舒服。”然而她微笑着，继续谈论我丈夫。他们短暂相处过两天，在我陌生的城市。现在，这足够成为她的话题，也许也是她能和我谈论的唯一话题。
    她说他们去了安平桥，在桥上他看上去有点紧张。“那座桥很古老，简直太老了，石板间的缝隙稍大一点，他就先一只脚踩踩，才敢放心踏上去。我当时心想，他这么小的胆子，居然做了警察。”
    “是交警。”我纠正她。
    “对，是交警。”
    我说：“他一直很谨慎，我也是。我觉得这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虽然交警的工作没那么危险，但谨慎一点总可以保证……安全吧？”我意识到自己错了——他那么谨慎，也还是牺牲了。这工作其实一点儿也不安全。
    “我上次还问过他，喜不喜欢这工作，如果不喜欢，就换一个。”她适当接过我说了一半的话，这让我对她还有些感激。“我们这代人都没什么选择的机会，你们这代人就不一样了。”她二十多岁就到泉州工作，直到退休也没回北方——我不知道她当初是不是这样设想的？
    “他怎么说？”我问她。其实我知道，他喜欢警察的工作。寄宿学校的那些日子，让他只能过一种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他没什么创造性，最喜欢的就是按规则办事，哪怕在空无一人的电影院也要对号入座，也绝对不会在红灯过马路。适合他的工作不会太多，警校专科的学历在这社会上并不好用，哪怕他有一个正处级职位退休的母亲。
    “他说工作吗，就是工作。”她模仿他的语气。我不知道她竟能惟妙惟肖再现他的语气，“工作吗，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所有人都得工作。”就是他的想法和语言，甚至声音也近似他。我愣了片刻。
    “他没跟我说过，你们在泉州那两天。”后来我如实相告。看她去推酒店的转门。大红的丝绒，包在玻璃门四周，门动起来，静悄悄的。她转了进去，我还在门外没动，看她转身回来朝我招手，似乎又要再进转门出来接我。那瞬间，我觉得我跟她在两个世界，而我丈夫，我此前一直以为和我一起站在门外的那个人，现在却和她站在门内。他们一起向我招手。他们在泉州经历了什么？站在旋转门外的我，突然有了这样的疑问。也是那同时，我意识到，这也许才是我到泉州来的唯一理由。我想重复他的旅程，假装这是我们共同进行的一样，我希望这是一种补偿，为我当初没能与他同行的补偿。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了拉杆箱的位置，挤进不大的玻璃转门。
    “哦，他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她带我往前台的方向走，一边这样解释为什么她的儿子对自己的妻子避而不谈他们母子之间仅有的相处，“一直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过了会儿，她又补充道。
    “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喜欢说话。”我低头心不在焉地仿佛在找身份证，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反驳她。我想，要不要告诉她——我丈夫认为他的胆怯、疑虑、谨慎，还有别的什么算不上毛病的性格弱点，都因为他有个一心只想做官才抛下他远走高飞了的母亲。这也让我对她不免怨恨。他最后的日子经历的那些，惶恐和不安，我以为，都是因为他被抛弃的童年。
    “是吗？因为你们很般配，他喜欢跟你说话。”她点头微笑，说完就探身去看前台服务生面前的电脑，“哦，其实我看不见，没戴老花镜。”她又回头冲我解释。
    我知道，我们的确很般配。我只是愤怒她从前从没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她说过，我也许会对她好一些，比如让她到北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丈夫上次来泉州参加她的退休欢送会前，向我表示出这样的愿望——“她在泉州待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也许可以过来，和我们一块儿住？”我不知道这是他的想法还是她的要求。我只是抢在他讲完这些话之前，就迅速跑进了厨房，把自己关起来，仿佛厨房才是我需要守卫的全部世界。
    他在厨房外，不断敲门，我不理会。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从未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女人——仅仅是生育了他而已——会让他那么在乎？他固然缺少母爱。每次看他小巧可怜的身子前倾着，趴在交警的摩托车上骑行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想，然后内心就充满了尽可能去爱他的愿望。但他的妈妈和我们一起生活，这种事，跟我爱他的愿望其实是两码事。
    “谢谢！我们确实很般配。”我苦笑着，也苦苦思索着她的意图，我相信她说的所有话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她说，“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我刚意识到，这不是太合适。”
    “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我抢先接过服务生双手递来的房卡。
    我进房间就钻进了被子。雪白的被单像裹尸布一般毫无生气。我用被单裹紧脑袋，闻到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湿漉漉的床单好像长满了毛茸茸的苔藓。
    一年前，我丈夫只能在被子蒙住全身的时候才肯与我做爱。他用被子严严实实地把我俩都裹得紧紧的。
    从前他不是这样。他解释说，因为有人在监视他，“有无人机一直跟着我飞，晚上，无人机就停在窗外。”
    “没事，我们有窗帘。”我抱紧他。他总是让我怜惜。我们的窗帘有两层，都是深绿色的棉布，密不透光。但他说，“那都没用，他们的摄像头可以透过窗帘，就像X光机一样。”说完，他疲沓地压在我身上，颓丧又无力，像一床旧棉花做的被子。我被失败的性爱压得喘不过气。
    我在泉州酒店的被子里想到这些的时候，房间的电话响了。是我婆婆。她要我十分钟后就下楼，“去吃饭，快一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
    我丈夫一年前也住在这家酒店，不知道我婆婆是不是也这样，等在前台，把电话打到房间，命令他立刻跟她去吃饭，告诉他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很多事要做。我知道他会服从她。他永远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应当如何行事，他需要被命令。对警察来说，这是优秀的品质，所以他也是一名优秀的警察。
    这次我也选择听凭我婆婆安排，因为我丈夫也是这么做的，虽然她曾经拼命想要摆脱他，把他送进寄宿学校，让自己不必承担母亲的责任。
    我在重复他的经历，我要看他见过的景象，要吃他吃过的食物。这一切，都像他冥冥中的旨意。我意识到，也许来泉州并不是如我婆婆说的那般，是为让我和她可以“互相做个伴儿”。她认为因他的牺牲而伤心的人在这世界上不只我一个。而我既然不欢迎她去北京，就只好邀请我来泉州了。“看见了才踏实些。”这是她信上的原话。我怀疑做官太久的人都只擅长写信，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总没有写下来的东西动人。
    “她都不要你了，你为什么眼巴巴要去把她接过来？”那时，我问我的丈夫，这也确实是我不能理解的部分。
    “但她是我妈啊。”我可怜的交警丈夫，在厨房门外为自己解释。
    “她只是生了你而已。”我平静下来，打开厨房门，看他穿着黑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站得笔直，仿佛时刻准备打出一个“靠边停车”的手势。
    “是的，她生我生得不容易。”他说。
    “但是她把你送到寄宿学校了。”我觉得这个理由很无力，但总算是个理由。
    “是的，她对我不好，但那是她的事。”他说。
    “不行。”我说。
    于是我赢了，我丈夫放弃了接我婆婆来北京的想法。他去了泉州，参加她的退休欢送会，给我带回来一些泉州特产的小食品，仿佛他只不过完成了一项必须去履行的工作。
    我和我婆婆再次沿步行道走，去主干道乘车。太阳倾斜了些，路面上所有东西的影子都变得更宽阔。有黏滞的风笨重吹过，树叶东倒西歪，显出星星点点的红色——不知道是花，还是果实？
    “是刺桐。”我婆婆告诉我。
    “什么？”我没明白。
    “刺桐，泉州的市树，以前，泉州也不叫泉州，就叫刺桐……”她又说了一些几千年前的事，听上去她很熟悉那些陈旧的历史。她多年的工作就是这些事——把一座古城的历史整理成档案，弄成容易看懂的通俗读本。她不擅长文字工作，她只负责这些事里的行政事务部分，所以她从不被重视，仕途也没有按她年轻时的设想那般发展。这都因为她其实没读过什么书，因为老早就下乡当了知青。知青的最大愿望从来不是读书，而是回城。她也是，为了回城她做了牺牲，也许不能算牺牲，因为她“牺牲”自己换来的，是一个没人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她一个人走路去医院生孩子，在那个年代这种行为更加不容易。但这个不容易得来的孩子，也终于让她离开农村，来到这温润适宜的南方古城工作——她用了些手段，也得偿所愿。而她的孩子，也因为完成了使命不再被重视，她随便找了所寄宿学校就把这孩子打发了——我相信这些传言都是真的。
    我对她说的那些几千年前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抬头看那些血红的花，线状的花瓣攒在枝条上，像鲜血从大树上方滴落，自然形成的轨迹。
    “他也不知道刺桐。他问我，我告诉他这些，他觉得很有意思。”她说。
    “他不喜欢花花草草的东西。”我说。我想起有几次和他散步，他都远远躲开绿化带的灌木丛、花枝，还有路边所有枝干密集的树，他说那里会藏着人、那些威胁他的人。
    “哦，是吗？我很喜欢刺桐树，我喜欢所有的树。但是，为什么我们对他的印象，这么不一样？”她伸手去摸刺桐的树干，让我担心她马上会把去医院生孩子路上靠在十二棵树上休息的事再讲一遍。
    我也去摸并不粗壮的树干，那就像我丈夫一样瘦弱，毛发茂密的头顶渗出血，流淌成花朵的样子。我和我婆婆的手，在树皮上并排靠在一起，像在进行一种古怪的仪式。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因为仪式，比如婚礼、葬礼。而我们眼下的见面，也不过是一种仪式。
    “你没和他真正生活过，我是说成年以后，你当然不会了解他。”我冷冷讲出这样的话，尽管我并不想释放出恶意。一年以前，我阻扰了他们母子共同生活的最后可能，因为我不愿二人世界的理想生活被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陌生人打破。他牺牲后，我对此感到愧疚，仿佛我所有决定和行为在他的死亡发生后，都被放大了，我想要摸索出每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与死亡的联系，然后让自己承担全部的责任。
    她愣住了，缓缓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她发烫的手心湿乎乎的，都是汗水。她说：“你说得对，所以，我想更了解他一些，你能多告诉我一些他的事吗？”
    为什么要跟她分享我最珍贵的记忆？我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没有。我仰头，看见些血红的花。阳光倏尔穿过树冠间隙、刺痛眼睛。我可以凭借频繁地眨眼让泪水不流出来，这是半年来我学会的最有用的本事。
    “这是你想要的吗？把我叫来，说是安慰我，事实上你只是想要了解你的儿子？”我抽出手，用力太大，手心被树皮划出三道不明显的口子，有粉红的液体渗出。我看了一眼，觉得那不是血，因为我一点也不痛。
    （节选）
    周李立《刺桐》发表于《江南》，《小说月报》2016年10期选载
    “这孩子深沉”——访谈：周李立的小说来路
    时间：2015年3月
    地点：北京
    ▲周李立（80后作家）
    △赵依（鲁迅文学院青年评论家）
    对于出生在1989年的我来说，代际这一话题总是令我尴尬，有人说我是80后，有人说我是90后。后来我发现还有一群人跟我一样难以在代际的光环下自处——那一批出生于1980年后的写作者。代际划分历来是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课题，而对于正活跃于当代文坛的80后写作者而言，代际划分或许为时尚早。一方面，80后写作风格的形成，对50后、60后、70后均有明显承接，很难割裂来谈；另一方面，80后虽然共有一部分成长背景和历史记忆，目睹着城市的欣欣向荣，社会的与时俱进，却因不同的出身、人生际遇决定了各自相去甚远的生活。在这个理想爱好与实际利益挂钩的时代，80后亲历了太多的压力、浮躁、世故、焦虑。80后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由于80后所处时代的特殊，我们能在这一代人身上看到一种新风貌，自我和个性化便是显著的标签。也正是由于这一代际特质，导致了80后写作者极大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大到足以消解代际划分本身，因此我们更需要走进80后的单一个体，去呈现他们独特的光荣与梦想——
    周李立的小说写得冷静节制，将困扰我们的问题和盘托出，有些问题是永恒的，是困扰80后的，也是困扰每一代人的。她的小说结构不会太简单，我想那些隐喻的设立和思考的表达到底还是依赖某种巧妙的文本形式。我赞同她在访谈里对80后成长的概括，至少我算是“思考着人生长大的”，那些隐藏在碎片化叙事中的哲理性思考让我觉得亲切，这种疼痛感与困顿感也让我切肤。但周李立的小说不会做出判断，只是呈现出时代与生活的复杂性。而事实上，判断往往会杀死小说，不偏袒才更能让它活。
    周李立是个安静的人，轻声细语，少言寡语；她也敏感执拗，想得很多，内心戏也足。这样的写作者，常静观疏离。因此，周李立与读者并排站在世界的磨砂玻璃墙后，她甚至退得更远一点，以便将自己的视域指给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多看穿的可能性。
    ——赵依
    △赵依：你想怎么来做这个访谈呢？想谈一些什么问题？
    ▲周李立：小说对于我来说，是私密的东西。何况现在能聊小说的朋友，真的不多。与其虚与委蛇地互相应付，不如干脆回避。有时候跟写小说的人在一起，我发现我们也还是愿意谈论股票天气、电影美食——小说是对方心中戴面纱的情人，我们不需要非得去揭开那面纱，
    每写完一篇小说，通常都会有种意料外的失落，仿佛放出去的风筝，它再也不属于我了。但成年离家的孩子，身上总还是一直流淌着母亲的血脉，而那些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的小说，其实也一直印着我的名字。但我不怎么想念它们了，我的心思总是在正成长中的小说身上——我是个喜新厌旧的母亲。我想表示的其实是：小说与作者之间，我希望保持一段距离。我喜欢别人谈论我的小说，但别人因此谈到我这个人的时候，我会有些不自在。
    当然，交流是必要的。我向往着那种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的交流，但这种相遇太珍贵，我必须学会等待。如果我没有那样的幸运结识高山流水的知音，那我会选择文字，我也一直是这么干的，那些我渴求的认同和理解，很多时候，都是在文字里找到的。
    △赵依：你当初学的是新闻专业，在人大的时候经常去文学院蹭课，这段在人大的时光似乎跟你的文学有关，请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和人物勾勒一下你的大学时代。
    ▲周李立：人大新闻学院被我们自嘲为“散”闻学院。“散”闻学院的特色便是“散”，因为所有人几乎都在忙自己的事，而我刚好选择了文学。我参加的校园活动很少，因为不喜欢热闹，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文学社。我不知道那个社团现在是否还存在，至少我在校期间它看上去很红火。它的名字其实不是太文学——青年读书社。我感谢青年读书社，它给了我比中文课程更多的东西，其间我们邀请了很多人来讲座，每年举办一次“人大诗歌节”。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是诗歌节的主持人——我不写诗，所以只能当传声筒。
    上大学期间遇上人大新闻学院教改，我们所有文学科目的课程量和中文系一样。新闻学院大概比较强势，中文系派出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这让我在中文系蹭课变成一种重复行为，我怀疑自己只是为打发时间。
    △赵依：怎么想到要写小说的？能回忆一下第一篇小说的产生过程吗？
    ▲周李立：那是2008年6月，512汶川地震刚过去一个月。我妈从地震一开始就反应迟钝，余震三天两头来，家里吊灯晃来晃去，她好像也懒得跑。于是我也懒得动。这房子她已经卖出去了，512地震前一天签了卖房合同，地震对房子似乎没有损害，但我们得很快搬家。
    我开始整理我爸爸的电脑。此前他突然离世，不是因为地震，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他倒在地震前一个月。他的电脑上一次启动的时间，应仍是他生前。整理他的电脑，这事儿需要点勇气。那个下午，我觉得自己可以面对那些我即将发现的全部秘密了。我想，他已经离世两个月了。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发现。电脑里干干净净，QQ好友很多，昵称花哨，但没有聊天记录。浏览器收藏夹里，是几个最常用的网站，新浪、163、新华网……他五十二岁，而我对这个年龄的男人知之太少，连我的父亲也是。后来，我的小说里总是出现中年男性，我想这可能与他的离开有关。
    我用爸爸的电脑，在2008年6月12日下午，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小说内容与我当时的心情没什么关系。唯一关于自己的暗示，是我在里面引用了四川诗人何小竹的诗《当时的心情》：我当时的心情是／死了算了／这世界。
    这篇小说标题是《6月12日下午》，那年8月的时候发在《黄河文学》上，后来收入《欢喜腾》一书。我挺幸运的，因为处女作的发表没什么波折。后来这一直成为我先生对我的担忧，他担心我会受不了退稿的刺激，他是理科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作家出道之初必须频遭退稿。
    可是，我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不是退稿，我后来也被退稿，我觉得那不可怕——文学见仁见智，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可怕的是，我不知道第一篇小说之后，我该怎么写下去？就像站在隧道的入口，光亮隐约可见，但我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一次次穿越黑暗，抵达出口。
    △赵依：以前去你家时，我的直接印象就是有很多道门，尤其那道防火门让我印象深刻，似乎可以在你的小说《八道门》里找到对应；你也经常出游、复访、回旋，这些生活经历在你的小说里也多有呈现，有的小说还与此同名……你的小说是否大多都源自生活？写一篇新小说的灵感和愿望是如何发生的？
    ▲周李立：我家的小区的确有七道门，这也许可以算成关联。但我在小区的生活和康一西差别挺大。那个小区远没有堂宁小区那么夸张的高端。小区业主倒是有自己的QQ群，气氛融洽，门口保安总是跟你打招呼，问你吃了吗，业主们也喜欢一起活动，春游或者打羽毛球，尽管我不怎么参加那些活动。
    《八道门》最直接的来源，其实是一个朋友告诉我，她不会让孩子吃别人家在万圣节发的糖果，她把那些糖偷偷扔了，“谁知道那都是些什么糖呢？”她说。她并不住在我们小区，“但孩子还是需要过万圣节的，所以还得去邻居家讨糖果”，我觉得，她说的没错。现实太复杂，母亲必须保护孩子。可我还是感觉怪怪的，很多事情都变得怪怪的。所以《八道门》最先写的，也是这万圣节的一段。后来逐渐扩充，主人公也从这位母亲，变成了发糖果的男人康一西。
    还有很多怪怪的东西，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于是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小说的最初想法，总是从这种好像很“日常”但又“怪怪的”感觉里产生。《如何通过四元桥》的来源，是我每天上下班开车经过的四元桥，我想会不会有入因为在立交桥上的偶尔走神、错失路口，然后他的人生也走向背道而驰的方向？《布鲁克林宝贝》的来源是跟我表姐夫闲聊，他说，一个朋友的孩子去美国留学，因为找不到学校，从机场打车，花费一千多美元，到学校已经是半夜了。后来这个打车的孩子，不过成为小说里不到百字的一段文字，但它的确是启发我整篇小说一万七干字的那根导火索。很多小说都是这样，最初的触动与最后的成篇，细想一下就像草履虫和人类的差别那么大，但草履虫仍然是生命，生命复杂的进化史是从草履虫的单细胞生物开始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是——源于生活？这么说起来，好像是的。但它与生活，并不直接映射。虚构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我们没有必要去比对它与生活的相似程度。它与生活存有距离，这段若即若离的距离，才让小说这东西有魅力。
    △赵依：你的小说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痛苦似乎是你的小说胚子，也是你小说重要的呈现方式和表达目的，痛苦对于你和你的小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触发了你的这种疼痛感和困顿感呢？请描述一下痛苦发生时交往的方式、人、话题、你的心态，等等。
    ▲周李立：一直觉得说自己很痛苦这事儿挺可耻的，也最害怕那种直接说自己有多么痛苦的文章。因为痛苦这件破事儿和幸福类似，它只是你个人的感受，他人很难感同身受。但你也不能因此就怀疑别人的痛苦程度。
    我活得挺纠结的，很多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看空——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本质悲观。悲观者多虑、没有安全感，风和日丽之下亦常有凉气袭来，既有远虑也有近忧。但我们独生子女都会自己扛事儿，因为从小身边就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每天打架争宠，分散掉那些过剩的精力。我们自打生下来就每天吃饱穿暧又无所事事，除了把自己关在卧室安静地思考人生，看来也没别的娱乐了。于是亲戚们都说，“这孩子深沉。”现在80后的评论家队伍比70、60、50后们都壮大，大概因为他们就是思考着人生长大的，后来又普遍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不当评论家的确是浪费了。
    我脑子里总有好几个小人在对话——双鱼座、AB型血，两个双重人格等于四重人格分裂——四个小人刚好可以凑桌麻将。太可怕了，这样分裂了二十多年后，才找到小说这个我自己挺喜欢、别人也不那么讨厌的方式，来替代小时候在卧室里琢磨出的那些人生哲学——其实简单点说，这种痛苦，本质上还是一种迷茫的感觉。我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茫然者。同龄的我们，极少有人能明确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西藏、丽江、德令哈……这些逃遁之地为什么那么受追捧？
    在这个凡事可以用软件算出概率的、冷酷的理性时代里，小说是对“偶然”和“不可控”致以的敬意。多米诺骨牌如果总是完美伏地，那这游戏就不好玩了。总会有那么几块牌，出乎你的意料，它不可计算、不可控，它成全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想象，它桀骜于理性之外，让游戏变得有趣。有人会觉得这“耍脾气”的几块牌太格格不入、让人难受，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块有个性的牌身上，看出了自己的迷茫和痛苦。
    △赵依：在那篇关于痛苦的创作谈里，你说你的痛苦因在西方文学里获得共鸣而得以缓解，能详细描述一下这种“疗法”和“疗效”吗？
    ▲周李立：那篇创作谈中谈到的，是部分美国小说家的作品。虽然我从没去过美国，但是美国小说家描绘的生活细节、内心的困惑、现实的迷茫、存在的孤独——我觉得怎么都是我想说的呢？这种“疗救”很简单：你想说的东西，已经被人写出来了，还写得这么精彩。
    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我今年看了三遍，《十一种孤独》看了两遍。前不久看到理查德·福特的短篇集《石泉城》，特别惊喜，看完后马上又从头看一遍，然后又看了一遍。《石泉城》里，浪荡子开着偷来的奔驰豪车，带着自己和前妻的女儿、现在的情人开往一个叫石泉城的地方。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那会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不过奔驰车坏在沙漠里，他们叫来出租车。晚上在石泉城的豪华酒店，情人宣布要坐大巴车离开他，因为“我年轻时去了太多汽车旅馆，现在，我想回去了”。浪荡子没有挽留她，也没有不挽留。他深夜在豪华酒店的停车场，动手撬开另一辆豪车的车门，心里想的是明天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这世界如此复杂，更多的悲剧，是潜行在大洋之下的鲨鱼，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默默地酝酿、一击致命。
    我曾向一位评论家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我的生活状态与那些美国小说家有某种类似。这不是说我的生活是“西化”或“美式”的，我的生活和北京大多数同龄人也没太多不同。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小说里，对“我”这类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其实很少，或说是有限的。于是我们需要在小说里寻找到的理解和认同，便转求于大洋彼岸。
    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理查德·福特、安·比蒂……这份名单其实也不限于美国，它还可以包括爱尔兰的科尔姆·托宾、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他们写城市里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绪，上班族重复无聊状态里的偶然欢愉，失意的底层人承受最后一根稻草的重量，看似前途光明的年轻人痛骂这混账的世界……想想吧，我怎么能不喜欢他们呢？
    △赵依：你写小说的语言风格很像西方小说的中文译本，例如有很多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和插入语，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表达，等等，这是潜移默化还是有心效仿的结果？喜欢哪些翻译家的作品？你对翻译文本怎么看？
    ▲周李立：文学的感觉很多从天赋中来，后天的阅读也会帮助养成一些语言的感觉和风格，但这种感觉，其实像贾宝玉在大观园里题写的“沁芳”两字一样，香气沁润，有时越刻意，也越“不及”。
    我的小说语言可能与某些西方小说中译本近似，但与另外一些西方小说的中译本也很不一样。比如我一直不喜欢法文小说的翻译，我怀疑它们是否可以被翻译得更好读一些？大概因为我不习惯里面太多的形容词。弗朗索瓦·萨岗的《孤独的池塘》是很精巧的短篇小说集，但我不习惯那种译本的语言，有太多感叹号和“啊”，牢骚太盛，侵害了小说的本意。
    但不能否认，影响肯定存在。看到喜欢的东西，情投意合，让它慢慢成为自己的东西。但这首先也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才会喜欢这样的语言。这事儿大概和女孩穿衣服类似，你觉得这样穿好看，也会效仿，但首先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你才会觉得这样好看。
    我曾经和写小说的朋友说过这个话题。他认为，“翻译家的语言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中国作家。毕竟我们看译著，可能多过看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们会有一些喜欢的翻译家，而喜欢他们的原因除了原著本身外，可能也因为语言。比如孙仲旭、汤伟和李文俊，我怀疑我看他们译本的数量，肯定超过了我看过的绝大部分中国作家的作品数量。汤伟的语言简练干净不造作，这是我喜欢的风格。当然，很多年轻作家，其实都具备看外文原著的能力，但那不一样，至少在我看来，英文的美感和中文的美感，完全不一样，连用英文遣词造句时的思维方式，都跟中文不一样。所以，原著有一种美，译本有另一种美。
    我很内向，敏感又警惕，太喧闹的场合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总是希望自己的位置离出口更近一些，所以我不可能太幽默，不会讲那种语惊四座的段子，但我也不会太无聊—一正因为说得少，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自我淘洗过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冷幽默、黑色幽默的感觉？
    △赵依：有学者评价你的小说是中性主义叙事，你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一评价？
    ▲周李立：我理解中性主义的评价，旨在强调一种克制与冷静。冷静、克制的确是我追求的东西，实在受够了抒情的滥觞。
    这或许与我们的时代有关。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教育，性别间的差别在我们成长的日常中很多时候都被消弭掉。我不褒贬这种性别差异弱化的现象。这只是现象，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的变化。而我写的，是性别弱化的时代里那个面目模糊的TA——不是他，也不是她，他和她都是写字楼格子间里、电脑屏幕后面那个对话窗口，他和她都是高层公寓落地窗后面那双眼睛，他的视角与她的视角，也许都需要兼顾，也许都需要摆脱，也许那本来也没有太多不同。
    可能中性主义还包含了另一层面的东西，叙事和文本层面上的冷静与节制。我曾喜欢于坚零度写作的诗歌、方方零度叙事的小说，评论界已经对这种零度写作做出诸多解读，不赘述。
    △赵依：你的小说在与现实的交锋中大多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你在小说中所做的哲理性思考也是静观疏离式的，有时还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关于这一点，能谈一谈吗？你是如何选择写作立场和话语空间的？
    ▲周李立：不只我的小说是侧面进攻，而是小说本来就该是侧面进攻的东西。正面强攻者是宣言、檄文和政府工作报告，是纪实的新闻特写，是直抒胸臆的蜜语甜言、痛快淋漓的骂街。纪实新闻呈现事实本身。新闻教育告诉我们，新闻要足够客观，呈现多方立场和观点。这是一种新闻理想，事实上新闻也不过是政治或金钱的立场在说话。然而小说是可以曲径通幽的。那只隐藏在万灵命运背后的推手，小说可以用小说的方式，让你触摸到它的存在。好小说大概像你站在十字路口突然走神的瞬间，匆匆人群和车流，在刹那化作背景，你的视线，似乎在这一刻被抽离出来，你就像隔着一块磨砂玻璃，注视着芸芸众生，而你其实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之一”，于是你看见了自己，又看见更多。这个“更多”是什么，因人而异，好小说总是让不同的读者产生不一样的领悟。这些领悟与作者的本意并不一致，也没必要一致。因为放在你们眼前的，本就是不同花纹的磨砂玻璃。很快，这一刻过去，播放键被摁下去，如常的生活继续，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但世界会慢慢变得不同。这大概是所谓“静观疏离”。这也是小说的方式——用三百字的场景来解释“静观疏离”四个字。
    我想了想有没有不“虚无”的伟大作家，但视野有限，很难想出更多的名字。存在主义的诞生，让世界“了无意义”了，但正是这个了无意义的哲学诞生后，才出现了达达、结构、解构、波普、朋克、凯鲁亚克以及整个垮掉的一代……鲍德里亚甚至认为，后现代整个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郁达夫虚无，沈从文也挺虚无的，旗手鲁迅也经常认为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要不他为什么纪念刘和珍君？曹雪芹是中国作家中“虚无”的状元。《红楼梦》里的道人就叫“空空”，或者是个跛脚的和尚，曹雪芹让贾宝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名字叫“太虚幻境”……他得有多么虚无啊！但这根本不妨碍曹雪芹兴致勃勃地写茄子的做法、有滋有味地写妙玉饮茶，写秦可卿卧室的陈设，写薛宝钗那麻烦死人的冷香丸，写贾宝玉那让人想入非非的汗巾子和抹额……他又该是有多么热爱生活啊！这矛盾吗？好像挺矛盾的。但如果不是对生活的这种热爱，曹雪芹的“虚无”会显得多么不知所云，同理，如果不是虚无这件打底衫在身，曹雪芹热衷到细致的生活描绘，又该是多么浮华和矫情。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有时想来挺没用的，因为它们终究不事生产，并不创造什么实际价值。但我们为什么热爱它们？人类为什么对它们始终不离不弃？所以它们的意义，可能并非价值创造那么简单。想明白这一点，很多事就迎刃而解。如果曹雪芹不虚无，不会有《红楼梦》。如果曹雪芹也认为小说要引领人们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那《红楼梦》不会流传至今，不过可能会入选清朝廷宣传部门的奖项。曹雪芹的颓废和虚无并没有带来负能量，反而让后世读者品读出那么多美妙的领悟。对此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赵依：小说人物的名字，你喜欢叠字或方位词组成人名，你是很讲究小说技巧的作者，关于小说人物的命名是否也存在特殊的考量？
    ▲周李立：给小说人物取名是所有小说作者都会面对的问题，这问题不大，但很实在。有时名字一变，好像原来的小说就不一样了。我不喜欢那种名字古怪的小说。
    在取名问题上，我挺强迫症的。曾经还给自己定下些规矩，在前期的小说中，女孩都是“小”字辈的，姚小桃、苏小力、贾小西、施小也、岳小山、刘小文、魏小薇，蒋小艾、邓小又……不难发现，她们的名字除了“小”字，剩下两个字也是有关联的。我还曾想要写十二个“小”字辈的女孩，让她们分属十二星座，是不是很无聊？除了“小”字辈的女孩，还有一些“叠字”的女孩。她们跟“小”字辈不一样，果欢欢是《欢喜腾》里的女孩，叶佳佳是《平行迷宫里的超级玛丽》的女孩，因为这两篇都是我写少年县城生活的小说。
    男人们的名字似乎要随意一些，不过我也发强迫症，写完了“东南西北”四个男人——《更衣》里的王一东，《如何通过四元桥》里的刘一南，《八道门》里的康一西，《家宴》里的李一北——总算功德圆满。
    后来我开始纵容自己，不再遵守给自己定下的那些规矩。这大概是从《八道门》里的唐糖开始的，唐糖最开始叫唐小糖，后来觉得唐糖更合适，改成唐糖后，我似乎突然就认识这个美貌的游泳教练了，也知道该怎么写了。
    现在在写的小说，其实属于一个系列。艺术家乔远和女朋友娜娜，他们出现在我近期的多篇小说里。有时写着写着，觉得《如何通过四元桥》里的刘一南还有故事，于是又写了一些刘一南的故事，但他还是那个不知道如何通过四元桥的刘一南，并没有成为别的人物。
    △赵依：你的小说与这个时代有着很强的对接能力，也可以说是“接地气”，例如四元桥的交通、怀柔的虹鳟、美剧里的Queens、深圳某所大学等等。现实的直接介入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流行元素的引入，一方面写出了80后一代的当下生活和新鲜体验，这均属于一位80后写作者本该记录的现实和时代性；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接地气”的小说创作是否会影响到文本自身的文学性？请谈一谈你的看法。
    ▲周李立：其实我的小说挺不“流行”的，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满篇都是化妆品和服装品牌的小说，因为很多品牌名，我都看不懂。
    我写的四元桥、怀柔、手串、美剧……这些都是我每天要接触的事物，是触发我小说产生的介质。我写它们是因为我熟悉它们，它们引发我思考，我没有理由舍近求远。这样写出来之后，人们说是流行元素，是新鲜的东西，是一代人的当下生活，或者说“接地气”，但这只是表面。我写它们不是因为流行、新鲜、接地气，而是因为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出来。很多小说家都有自己熟悉的场域、熟悉的生活细节，苏童的南方和香椿树街，王朔的大院，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理查德·耶茨的纽约，爱丽丝·门罗的加拿大小镇……没有小说家舍近求远。理查德·福特在多篇小说里写钓鱼和打猎，那是他熟悉的东西，但这些小说表达的东西，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困惑。
    △赵依：很多人评价你是一名具有代际意义的80后作者，且不论这一代际划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合法性问题，这至少说明你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你认为你的标识性意义何在？你怎么看待这种标识性？
    ▲周李立：先不说我是否真的具备80后的代际意义。先说“代际意义”这概念本身。80后的作者很多，风格各异，几乎无法被归类。如果只从出生在1980年代来谈论这一批写作者的代际意义，我想大概是指区别于前代作家的那些东西。评论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大意是，很多作品，是从中能看出其来源和出处的。比如像汪曾祺的笔法、沈从文的笔法，这像张爱玲，那是鲁迅，这是王朔，那是莫言，这是苏童，那是王小波……现当代文学史的积累，为后继者留下诸多可以继承的宝贵遗产。只是，张爱玲写的是张爱玲的时代，王朔写的是王朔的时代，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烙印。
    我们在传承经典的文学性的同时，可能也无意识继承了别的什么东西，然后“影响的焦虑”渐甚。但我们无法复原张爱玲的时代，我们也体验不了王朔的大院，我们生活在当下，无法逃离当下时代氛围加之于我们的各个层面的影响。敏感的写作者像感光度高的胶片，无可避免会显影出一种时代气质。这种气质无关乎你写的内容是否足够现实，它指涉的，更多是作品内容之上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些东西。去年有评论家撰文表示，现在谈论80后的小说创作，还为时尚早，因为80后小说，似乎还没有为当代文学贡献出独特的东西。我想他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讲，评论家认为我的小说中体现出“代际意义”，其实也可看作是认为我的作品没有很好的“师承”。的确，写小说，我属于“野路子”，没有过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育。我曾试图探轶出自己的来路。我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这样写小说？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小说？如此反思之后，我觉得自己也不全是野孩子，我只是个喝普通奶长大的普通孩子。想来自己的阅读史整个混乱不堪，王小波、马尔克斯和列夫·托尔斯泰，属于旧爱，红楼梦、韩东、菲茨杰拉德和米兰·昆德拉，也都挺喜欢，但后来爱丽丝·门罗和理查德·耶茨们，又打动了我。我觉得在这些名字里面，一定有我的来路，就算是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但我也知道，那些小径，必然存在。
    小说不太适合与现实紧密贴合，它需要一段缓冲的距离。我喜欢这段距离，那是文学性产生的地方。所以，属于80后小说的精神标识，必将产生，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空间。这种标识，绝不是表面的城市生活细节，不是满篇的品牌名，不是小说里总出现夜店和歌词……它是一批写作者在生活中沉淀又静观疏离之后，淘洗出的文学眼光和时代气质。
    ——摘自《南方文坛》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