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
    “17年前的初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有幸成为如今已是军艺训练部部长、文学教授、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朱向前大校的同学。我估计朱向前在他的部长、教授、批评家的头衔中,会更加看重最后一个,但我看重的是第一个。”2001年，莫言在《部长·教授·批评家》一文中，谈到1993年发表的4万余字的朱氏批评代表作《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直言道：“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煌煌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
    评论家很多，但是真正能与优秀作家们惺惺相惜，其理论让作家认可并影响甚至转化到文学创作之中者实在寥寥。柳建伟在《文化背景 个性视角 时代精神——朱向前论》中谈到，评价一个出色的评论家的标准，一是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二是有鲜明的语言风格，三是能对作家产生明显影响。朱向前显然是将三者统一的评论家。前述《三剑客》是朱氏批评第一阶段即作家作品论阶段的一个范例而已；此后10余年他又逐步转至“治史”——前有《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解放军出版社版2007年版)，最近又有《新世纪军旅文学10年概观(2000－2010)》刚刚结题，即将出版。时至本世纪初，朱向前又多了一重身份——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2005年以来，从国防大学、北京大学等军地名校和学术单位，从凤凰卫视到央视军事频道《讲武堂》，朱向前演讲毛泽东诗词近300场，广受欢迎。根据讲稿整理的专著《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由人民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都是畅销书。三十年，朱向前下了三步好棋。
    朱向前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三次“退伍”却又被破格提干；只读了一年初中，却从军艺学员到后来成为副院长；1970年入伍，1977年才提干；他写诗十年，改行写小说；写小说刚有点动静，再改行做评论。不是他不自信，也不是不坚守，而是他有自知之明，更有知人之明，他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从而及时地调整了人生的方向。
    作为30年来一直为军旅文学摇旗呐喊的评论家，作为茅盾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大奖的评委之一，朱向前如何评价军旅文学，又如何评价自己的传奇人生？
    至1977年底，朱向前的诗歌已陆续发表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在军内外产生一定影响，但他还是告别了诗坛，另起炉灶。
    中华读书报：您16岁入伍，最早是由诗歌创作起步的，是什么原因从诗歌转向小说创作？
    朱向前：1968年，我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两年后参军。实际学历是5年小学加1年初中。没有系统的知识链条和教育背景，创作起点很低，主要动力就是兴趣。
    我1974年开始在《福建日报》《前线报》发表诗歌和散文诗，署名都是解放军某部战士。刚开始的学习范本是报纸副刊的诗，唐诗宋词是“文革”后才读到的，很多字不认识，是靠听广播和看电影学来的。差不多写到第五年，成了东南沿海名头颇响的战士诗人。但成也写诗，败也写诗。因为长年被军、师两级借调去搞创作、写报导，时间一长，团里从1974年开始，连续三年宣布我退伍，大名上了光荣榜，本人也戴上了大红花，但是军政治部直接讨论解决我的提干问题，从一个普通战士直接提到军宣传处当干事。感谢那个年代尊重文化、爱惜人才的各级首长。
    转为写小说和福建的孙绍振先生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亦师亦友的诗歌同道，到80年代初的电大入室弟子，再到80年代中期的军艺文学系作家班，15年内我三受其教。当时他在福州师大，我经常去他家谈诗论艺。那时为了庆祝建军五十周年，我去闽西、赣南多次采访，写出组诗《古田诗抄》，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朝霞》到《福建日报》《福建文艺》，四处发表。但当舒婷们的朦胧诗一出来，我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诗。带着问题我去找孙绍振，他说，你我都不要写诗了，都不是写诗的料。我听从了孙绍振的告诫。
    中华读书报：70年代末你转而写散文、写小说，也是一炮打响。
    朱向前：最初和我爱人张聚宁合作的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有点模仿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个短篇在1982年第8期《星火》发表后即被第10期《小说选刊》选载，并进入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最后一轮。
    1986年，我创作短篇小说《地牯的屋·树·河》，是探索用赣西方言写小说的先声之作。这个小说在1987年第4期《青年文学》发表，同期配发了徐怀中先生的评论《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虑的》，再次进入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最后一轮。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后来没有接着写下去？
    朱向前：就是遭遇了莫言呗。我觉得好作品有几种层次，一种让人啧啧称赞，一种是激动得拍案叫绝，再高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但最高级别的是让人看了感到绝望，你永远也写不出这种作品。莫言的小说就这样掐断了我写小说的念头。同时，徐怀中、孙绍振先生通过《文学评论》把我送上了文学批评之路。1984年底，徐怀中将我在文学系首次发言的整理稿推荐给《文学评论》发表，算是我的评论处女作；1986年秋，孙绍振把我的毕业作品《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关照》又推荐给《文学评论》发表，紧接着《文学评论》又主动约我为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写一个万字书评，如此，《灰与绿》又在《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发表。连续两期刊登同一作者的两篇论文，据说在《文学评论》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朱向前说，只要你能写出好作品来，我就有话说。我就面对文本本身发言，到底好在哪里，差在哪里，我都跟你说个一二三，至于它符合什么理论，我不管。它不需要任何理论作为包装或幌子。
    中华读书报：评论也需要一定的天赋，据说您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展示出口才和见识？
    朱向前：入学后一周，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准备召开全系同学见面会。他事先召集了几个班长、副班长打招呼，我和李存葆、宋学武、钱钢等人参加了。徐怀中说，会议一旦出现冷场，你们这些骨干要带头发言，我就暗暗做了点发言准备。
    结果，会议状况不出徐主任所料。但徐主任性格温和内敛，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一轮轮地扫视。大约沉默了三分钟，我终于“跳出来了”，一口气侃了五十分钟还意犹未尽。以至多年后同学们写文章谈到我，都是从这个会议发言说起。评价不一，但最关键的是打动了徐怀中。会后徐怀中让我把会议发言写成论文，这就是我的评论处女作，长达1.5万字的《小说写意初探》。
    其实，我主动写评论是在当年暑假返校之后，集中读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枯河》《秋水》等一批中短篇，深受感染与震撼，同时也感到了深刻的绝望。我当时就说，这是建国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不少同学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我大惊小怪。这恰恰对我形成了一种刺激，说不清道不明那我就写给你们看。
    于是，我研究莫言的评论真正开始了，从1985年10月至年底，一口气写了3个月，先后写出了《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在传统与现代的堤岸之间——莫言小说写意初探》《〈红高粱〉：穿透历史的悠长召唤》等几万字，在1986年初的《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解放军报》等陆续出笼，成了莫言评论的先声之一。特别是1986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发表我的《深情于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论》，在当时有较大影响。莫言曾经回忆说：“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诚哉斯言，我得以在1986年摇身一变为青年批评家，确实是搭上了莫言的快车。
    中华读书报：80年代中期西学思潮中，您是否也想到与时俱进地学习西方理论？您认为自己的评论有何价值？
    朱向前：为了武装自己，我曾硬着头皮从黑格尔的《美学》开读，但感到骨子里的格格不入，水土不服，与其如此，不如放弃。莫言曾着文说我的批评理想直追金圣叹、张竹坡，那是他高抬了我。我就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属于感觉派，把自己的感受如实写出来而已。
    近30年，尤其是前20年的军队重要作家作品，可以说大都是我最早发声的。能否及时发现好作家好作品并且及时推荐出去，这应该是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职能。
    朱向前把毛泽东诗词讲解为主转向了对毛泽东的全面研究与解读，他觉得自己对毛泽东文化历史意识的发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中华读书报：从1986年起，这三十年间，您的文学评论有何发展变化？
    朱向前：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家作品论，比较能考验一个评论家的眼光。头十年我除了写了4万多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这样专论莫言、朱苏进、朱秀海、阎连科等重要作家的作家论之外，还写了一些一万五至两万字的作品论，而且，这基本上成了我做军旅文学史的重要支撑。
    第二个阶段是作史。1998年出版的《军旅文学史论》是我的第一部史论著述，完成了关于“前十七年”军旅文学脉络梳理的填补。《中国军旅文学五十年(1949—1999）》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做为向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推出。去年刚刚完成全军课题《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概观（2000—2010）》，目前正在出版中。
    第三阶段就是毛泽东诗词研究。2005年初，国防大学将军班邀请军艺去个专家讲讲艺术鉴赏。军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就讲了毛泽东诗词。刘亚洲上将在读了我的书之后来信说：“你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正是对共产党人精神内涵的诗意揭示。从这本书看到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也看到了你的内心世界。”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朱向前：有点体会。一是运气。学人何炳棣先生有句名言：一辈子不做二等题目。这当然是牛人牛语，吾辈不敢作此想。比如我做了半辈子的军旅文学研究，就是个三等题目。但是我撞到了两个一等题目，一是30岁撞到了莫言，二是50岁撞到了毛泽东。我把两个一等题目做到了二等水平。那么，军旅文学这个三等题目，我有没有做到一等水平呢？这个由不得我说。二是勇气。就是敢不敢做出判断，当然也包括直言批评。除了20年前我预言莫言会得诺奖，我早在1996年的《当代作家评论》就发表了《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小说创作定位》。今年5月份，曹文轩获得安徒生童话奖，我当天晒出了10年前——2006年9月我组织研究生讨论曹文轩长篇小说《天瓢》的一组文章。我在主持辞中专门讲了一段话，高度评价曹氏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明确指出：曹氏儿童文学创作已然代表中国儿童文学和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有了发现，还要敢于大声说出来。三是才气。不管你发现了什么，要说什么，前提是要能自圆其说。这确实还需要一点才气。
    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上，在讨论《蛙》发生歧见时，朱向前作为大组主持人说道：如果这次再不评给莫言，如果他明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
    中华读书报：在您参与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近两届评选经历了大评委制。其间有什么故事吗？
    朱向前：第八届茅奖评选，最后大会投票之前，大组评委讨论时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蛙》是否有违国策；二，小说加话剧这样的小说体例是否成立。两个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眼看时间紧张来不及讨论了，作为大组召集人，我只能简单地说，假如明年（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而茅奖评选在我们这里腰折，届时我们这些评委情何以堪？
    中华读书报：从历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看，除了第五届，每届都有一部军事题材(或军队作家)的作品，第六届时达到顶峰，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两部作品获奖。然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军队作家的作品表现非常弱势，唯一进入提名的是歌兑的《坼裂》，但作者也并非“专业选手”。第九届茅奖也没有军旅作品。是否军旅作家长篇小说创作势头减弱？
    朱向前：与此构成极大反差的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作家中军旅作家不但各奖项中均有斩获，且在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等各类题材评选中名次靠前。比如《解放大西南》是82岁的军旅作家彭荆风凝聚12年心血之作，王宗仁写西藏题材的《藏地兵书》、刘立云的诗歌、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陆颖墨的《海军往事》都各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
    由此可以看出，军旅作家长篇小说创作势头确实减弱。90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由于市场经济的拉动，部队主力小说家涉足影视，纷纷下海，朱苏进笔下的和平时期军人形象和朱秀海的战争文学，堪称当代军旅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但他们都走上影视剧的路。长篇小说的影视化，对军旅小说的发展是严重的挫伤，这使作家离茅奖越来越远。但是如果军旅作家用心写，比如朱秀海，我发现近期他的作品还在成长。他不仅对古典文学领悟得深，同时把外国文学打通了，他可能是当代军旅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