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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钊:通过诗歌看到美好人性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深圳特区报 王樽 参加讨论


    
    汪剑钊
    诗人、翻译家、评论家。196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先后就读于杭州大学和武汉大学,获比较文学专业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著译若干种。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当代中国文坛鲜有于创作、翻译和评论方面均有建树的“三栖”作家,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汪剑钊其人其作堪称是个独特存在。无论是灿若群星的俄罗斯诗人诗作,还是博大精深的俄罗斯现代哲学,抑或是翻译家自己的创作与评论,汪剑钊的名字常常与读者不期而遇。很多中国读者接触阿赫玛托娃、波普拉夫斯基、曼杰什坦姆、茨维塔耶娃等诗人诗作,或别尔嘉耶夫探讨人类精神之路的箴言警句,也许就是从汪剑钊的译本开始进入的。除了翻译、评论,汪剑钊还是位勤于笔耕的诗人,其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十月》等多种纯文学刊物,并入选进国内外数十种诗歌选集和年鉴。
    本月下旬,汪剑钊将抵深圳参加新一届的“诗歌人间”活动,日前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他。
    中国与俄罗斯:耐人寻味的诗歌生态
    记者:作为既是诗人又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在您看来汉语诗歌与俄罗斯诗歌的最大不同点在哪里?
    汪剑钊:说到不同点,首先应该提及的必然是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其在造字中所谓的六书,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天然地有助于诗性的呈现。此外,现代汉语的意义主要依靠词序,一般不能颠倒,它的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是一致的。俄语有性、数、格的区别和变化,在词的变化中体现了时态和次序、主体与客体,这使得它在表情达意时更准确,逻辑也较严密。另外,由于上述特征,它在词序上却十分自由。例如,汉语中“我爱你”一句,在俄语中可分别表达为“я(我) люблю(爱) тебя(你)”“люблю я тебя”“люблю тебя я”,甚至“тебя люблю я”,但意思仍然不变,只是在着重上略显差异。或许正是这种词序上的自由度,给俄罗斯诗人在押韵上提供了很多便利,迄今,格律诗在俄罗斯还占有主流的位置。不过,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布里奇、艾基和库普利扬诺夫的自由体诗写作已冲破了这种局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第二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俄罗斯诗人大多有着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来到这世上似乎都负有某种使命。事实上也是如此,熟悉俄罗斯历史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不少诗人之所以敢于孤身对抗强权和独裁,其背后都有着关于上帝和彼岸的信仰在支撑着。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诗歌虽然在技巧上并不怎么“先锋”、“超前”,却得到了世界性的公认,其中精神的厚度或深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当代中国诗人整体上精神孱弱,且有严重的投机现象,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说已是不错的人格承担,实际也蕴含了一定的投机性,因为,这“穷”或许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的宿命,在大多数情况下,“独善其身”已是很好的选择了,殊不知,有很多担当已在“独善”中流失了。
    中俄诗歌的不同点自然还有很多,可以写成一篇长文章。以后有机会再谈。
    记者:在俄罗斯,诗人往往有着崇高地位,而在中国尤其是现代诗人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能否谈谈您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汪剑钊:诗歌在俄罗斯的地位很高,其中有传统的承续,也有现实的土壤。自普希金以降,诗人一直被认为是民族的代言人,先知式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被看作母语的守护者和建设者。这种观念在现代也得到了延续,首先,他们的诗歌教育极为普及,人们在中小学阶段就熟悉了自己民族的大诗人及其作品。我于1998-1999年在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有一位帮我们打扫房间的清洁工,名叫娜塔莎,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居然能够跟我一起交流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诗歌的感受和体验,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权力高层对诗歌的重视。2010年6月1日,俄罗斯诗人沃兹涅先斯基逝世。当天,总统梅德韦杰夫就拍去了唁电,称他为“一个其创作为祖国文学构成了整个时代的人。著名的‘六十年代人’的杰出代表,他拥有巨大的天才与罕见的诗歌音调。……我们心底将永远留存关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美好而清晰的记忆。”当然,俄罗斯诗人也对得起这份重视,他们的不少创作成果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学遗产。至于中国现代诗人,也有被“重视”的时候,但这种“重视”多半来自诗歌之外,有时比不重视更糟糕,它破坏了诗歌的生态环境。
    古典与现代:高速时代不必坐牛车赶路
    记者:今年恰逢中国新诗百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关系?
    汪剑钊:10月下旬,我参加了厦门举办的“鼓浪屿国际诗歌节”,其中有一场中外诗人对话由我主持,题目为“诗的断裂与传承”。它涉及的其实就是你提的问题。记得我在开场白中说道,对传统的态度实际意味着一个诗人的写作起点。必须承认,我本人是受惠于古典诗词的,尤其是盛行于宋代的“词”,它格律严谨,但在句式的长短中又给出了一定的自由度,几乎满足了我高中和大学时代所有的唯美主义想象。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古典诗歌在形式上不擅于对现代生活的表现和反映,我们对它的继承更多的应是精神层面的,语言内部的,而不是平平仄仄或“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什么的韵式。否则,就有点像在高速时代非去坐牛车赶路了。
    记者:您自己近期的诗歌创作?
    汪剑钊:翻译和研究占据了我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此,我的诗歌原创数量不高,发表的更少。今年,《人民文学》第8期和《扬子江诗刊》第5期各发表了一组作品,前者是《莫斯科诗札》,记录了我在2009-2010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的一些感受和思考;后者是“新诗写新疆”活动激发的灵感,题为《阿克苏诗简》。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就拿出去发表了,它们都写于四五年前。今年也写了一些,有的只是初稿,想再打磨一下。大体状况如此。
    作者与作品:做人远比写诗重要
    记者:如果让您阐释自己的诗歌观,您最想谈到哪些方面?
    汪剑钊:我的诗歌观大概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通过诗歌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人性。”人到中年,我越来越觉得,做人远比写诗重要,诗可以不写,但人不能不做。与那些诗写得还不错,但做人问题很大的人相处,我觉得他们实际离诗仍然很远,相反,与有些可能从来不写诗,甚至不读诗的人在一起,由于他们善良的人性,对美的追求,我却看到了诗的存在。当然,诗的技术也十分重要,没有它们,诗只是坯胎,尚未成形。关于我的诗歌观,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看一下《诗歌的乌鸦时代》《荷马但丁也是我们的传统》与《诗歌的意义蕴藏于人性》等文章。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您如何评价本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您心目中诗歌与音乐有着怎样的关系?
    汪剑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先是散布阿多尼斯获奖,后来又捏造鲍勃拒绝领奖的谣言,甚至还炮制了1234点拒绝的理由。记得我在某个微信群还说过,给不给是评委的责任,领不领是鲍勃的自由。其实,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那就是评委们的事,评奖有自己的规则和要求,委员们照章行事。就我个人来看,今年颁给鲍勃,虽然令人有点意外,但还是符合“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标准的。此外,最近二三十年,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力图在评选中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希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也在地区上实现某种平衡,体现其世界性,从而避免“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鲍勃堪称美国的老愤青,他的批判精神和歌词的鼓动性令人血脉贲张,青春常在,这实际也是文学的力量。
    在我看来,诗与音乐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众所周知,诗脱胎于歌,以书面的形式进入文学,但它身上音乐的胎记并没有消失,其中,韵脚、节奏、声调,等等,都是诗的重要元素。现代诗依然追求音乐性,只是它可能更隐在一些,更贴近灵魂的声音。但是,就诗而言,音乐仍然只是一个层面,它是不是诗,还要看它的语言部分,或者说文字部分,如果脱离了音乐,它仍然能启发人的思考,给人以美的享受,那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反之,它仍然在诗的范畴以外。在这方面,鲍勃,似乎还可加上俄罗斯的维索斯基、奥库扎瓦,还有古希腊的荷马,都作出了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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