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中的“飞夺泸定桥”画面
    
    沈尧伊出席《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研究展
    “唯有艺术才能留住时光”，73岁的连环画家沈尧伊尤为欣赏这句话。
    大半辈子都痴迷于红色题材的他，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念书时就笃定自己的人生之路，就是从造型审美去表现长征。“这是我的愿望。”他说，连环画不应该只是被看作小人书，而是与单幅画平行的重要画种，关键看画画的人有无本事。
    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的“《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研究展”，展出了沈尧伊为长征创作的926张原稿中的绝大部分。从这里，人们可以重温红军那远去的身影。
    初衷
    在迷惘的年代做正确的事情
    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迁徙，它的图像资料却近乎空白。沈尧伊说，目前为止未见一幅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的照片，红二方面军有8幅，红二十五军有7幅。为了不该忘却的记忆，他决定用画笔描绘那段历史。
    沈尧伊着手画长征题材是1975年的事儿，那时他在天津美术学院已教了两年书。不过，即便处于“文革”后期，“四人帮”并不乐意有人搞这方面创作，“因为江青没参加过长征，说这是给‘老家伙’评功摆好。”年轻气盛的沈尧伊颇不以为然，执意画长征题材，多少透出些“你越不让干，我越得干”的意味。后来恰巧毛主席的一位警卫员写了一本名为《跟随毛主席去长征》的小册子，他就想将它改编成连环画。很快他找到总政文化部出具了介绍信，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长征。那年的5月至8月，他从北京出发，一路前往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直至延安，边走边画了三个月。他还记得那次远行，他从天津美术出版社预借500元差旅费，归来还了100多元。
    “住在梦笔山海拔4000多米的雷达站，山腰都是原始的杉林。我钻进丛林写生，层层叠叠倒塌的树干如同沙发床；粗大的杉木布满五色的苔藓，枝干间挂满了透明的絮幔，简直就是童话般的世界。”沈尧伊还记得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时的诸般细节。他说，时隔两年后故地重游，大片的原始杉林已不见踪影。“还好前一次的绘画留下了消失的美好，情感在画中得以永存。”他很庆幸在那个迷惘的年代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北京画院参与策划此次展览的王亚楠介绍，沈尧伊算是当今画坛重走长征路的“老兵”，分别在1975年、1977年走过一回，在接到为魏巍的同名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配画的任务后，他又分别于1988年4月、1990年4月，重走过两次。而在10年前，他沿着红四方面军的行进路线，走完了自己的第5次长征。
    不过，以连环画再现长征，走得并不顺利。“连环画处于低谷已经很多年了，在其他画种一尺就可以卖上许多钱的情况下，人们干吗要画连环画呢。”创作“红飘带”时，沈尧伊甚至连画架子也用不起，两把椅子一并放个框，坐马扎儿上就开画。那时因为买不起好的卡纸，就买了一批工厂废弃的蜂王浆包装盒，拿它的背面作画。“‘红飘带’前几集是15元一张，后来涨到25元。”为了缓解拮据，沈尧伊只得揽些其他活计以贴补创作。
    创作
    画过草地时神经都出了问题
    “魏巍写到的地方我都去实地考察了。只是他那时有专车，我只能坐长途汽车，还有不少地方要用腿走。”重走长征的途中，沈尧伊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买下一段路程的车票。“那时候不比现在，很多地方一周也就一两趟车。”运气好的话，他可以坐在窗旁抓描沿途素材。每一次奔赴长征路，家里人都觉得他像失踪了一般，几个月后他带着厚厚的写生稿和草图回来。
    从贵州土城红军指挥部到青杠坡前线指挥所，当年毛泽东走过的小路，一条倾斜的坡道，石子、草丛、泥泞均在他写生的范围内。“我的想法很单纯：沿着历史之路亲身走进去，‘设身处地’才能引导观者身临其境。”
    沈尧伊说他最大的收获来自徒步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6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是红军当年翻越的八座雪山里最难的一座。“红军过雪山是在夏天，山下炎热，他们穿着草鞋和单衣上去的，当时就喝点辣椒汤。海拔高、温差大，一下死了好多人。”沈尧伊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四月的一个晴天，吃饱穿暖了，还有个藏族向导。尽管如此，他遇到的困难依然是空前的。由于缺氧，一步一停，越向上休息次数越频繁，登上顶峰用了整整8个小时。“当年我要随队过雪山，非掉队不可。”他说，尽管不少红军战士很年轻，但同样过雪山的徐特立，长征时已57岁，比他年长10岁。
    “现在很多人喜欢玩极限运动，但那毕竟是吃饱喝足后干的事，跟长征过雪山是两个概念。”沈尧伊说，下山更费劲，好不容易下到雪线，不曾想膝以上还是雪，膝以下竟成了冰水，几次摔跤，脚也完全冻麻木了。“不经过全身里外衣服全湿，就不知道什么是长征。没有那种经历，画不出那种画。”
    描绘红军过草地是沈尧伊遇到的一道坎儿，“当时一边想着红军战士陷在草地泥坑里，一边浮现张国焘在向中央红军讨价还价的画面，心里各种纠结，整个神经都出了问题。”他告诫自己不能陷入情绪里，改来改去又重新画了一遍。
    “相比画画，案头工作更重要。到各地寻访可资借鉴的文字和照片，实地勾勒习作和草图，只有当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纸片用磁铁固定在数个大屏风上，我再钻进由这些屏风围成的半圆形之中，才能心安理得地动笔作画。”谈及创作，沈尧伊归纳为“取舍—概括—形式—典型”，在一次次循环中，无限接近历史。
    心愿
    给后人留下一部可视社会史
    在沈尧伊看来，历史如同一个立方体，有六个面。“你把六个面都看了，就会感觉里面的内容很充实，它才是整体的。”他说，随着拥有的史料愈多，越发觉得长征的伟大不在于过去那种神话式的描述，而是实实在在的过程，“我更愿意把长征看成现实，通过它给后人留下一部可视社会史。”
    他说，从事历史题材创作的画家，门槛并不低。“首先要具备与军史专家平等对话的能力，而比起史学家来，历史在画家的眼中还要更加可触可感、细致入微。”他以红军戴的八角帽为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就不一样，每个人的军帽也都不一样。因为当时红军没有被服厂，衣帽都是自己做的，不可能整齐统一。“那些再现长征的影视剧里，八角帽都是八一厂定做的统一制式，如果我们拿它当作历史，无疑就是以假乱真了。”
    沈尧伊收集了大量上世纪30年代的老照片，并从1931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少量现存照片，以及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拍摄的照片中，多方结合推断相关人物的形貌。“毛主席那种一手叉腰、另一只手挥手的常见形象，我基本不用，只有通过那些似乎没有动作的动作，才最能刻画一个人彼时彼刻的心境。”
    尽管“红飘带”为沈尧伊赢得了赞誉，可在900多张画里，他说只有三分之一自己勉强看得上，《彝海结盟》就是其中之一。“我往彝族地区跑了好几趟。彝族人的生存方式绝对不像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那样，他们根本就不穿鞋，没有床，就坐在地上，中间一个火堆，拿石头围起来。身穿羊毛织的一种披肩，就那样一围，里面赤身裸体，压根儿没有衬衣衬裤。”
    “只要有图像，就必须负责任，创作就是一次次朝圣和较真儿。”他说，当时交战双方的枪支，绝大多数都是仿制的，枪型五花八门。“像1940年代英国研制出的司登枪，绝不会出现在长征途中，这种最低级的错误，会毁了整件作品。”
    沈尧伊不止一次感叹，如果不是红军，途中各种战略战术根本实现不了。就拿《飞夺泸定桥》来说，原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还是被红军拿下了。一些年轻作家认为爬铁锁不合理，但沈尧伊专门到实地考察过——9根铁锁，每根相隔30厘米，不怕死的红军战士凭着不怕死的冲劲儿，恁是将敌军震慑住了。
    感悟长征精神
    “面对艰难，永不放弃”
    沈尧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有于1975年至1977年间创作的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革命理想高于天》；1988年至1993年间创作的长篇史诗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以及1995年至1997年间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等。其中，《革命理想高于天》曾拍出4025万元。
    “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能同时干很多事，我没有这种天分，干好一件事情就很不错了。”沈尧伊把一辈子的心思都托付给了红色题材，始终不改初衷。为此，他听过的风言风语也不少。最初有人认为他老搞这些，不能创造利润；再后来又有人认为他是在歌功颂德。他说，自己从来都不为潮流所动。
    关于长征精神，沈尧伊是这样理解的：当面对重重艰难时，始终有信仰，有纪律，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研究得越细，你就会发现他们太难了。”在他看来，长征这段史实应该是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一段内容。“有些文化，像长征，是必须知道的，否则，不成其为中国人。”他说，当有一天中国真正强大后，民族历史很可能成为世界史，“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留存好历史，今后又拿什么与他人分享。”
    对于自己的创作方式，他认为并不值得人们效仿，艺术原本就应该是多种样式并存。他说，像他这样将细节真实追求到极致的，只是创作方式的一种，不必都搞现实主义，“只能说我这条路难走一些。”他不认同动辄打着某工程旗号的重大题材创作，“生产方式不是这样的，艺术创作是有个性的。至于什么派，都是理论家后来总结的，但艺术家都是有独特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