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剧本无论是古典或当代风格，都不是我选择它的核心要素。重要的是，任何一部剧本都能够以一种当代的方式来诠释，从而延伸出一种当下的意义。戏剧是我们进入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这种辨清现实之后更好地生活在当下的能力便是一种诗意。
——托马斯·乔利
1940年，一艘满载着英国少年的大型客轮被纳粹的鱼雷击沉，13名幸存的孩子坐着一只救生筏继续他们的海上逃亡之路。在木筏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在历时七天的漂流中，伴随着宗教信仰与迷信的冲突，孩子们在等待救援的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紧张。
12名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正如耶稣的十二门徒，他们起初试图在木筏上建立理性而有序的空间与平等互助的关系。直到他们发现船上还有一个长着红色头发的孩子，这个被他们称为“小狐狸”的男孩的出现，打破了船上的和谐与宁静。“13”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引发了一场关于信仰的争论，谁是《最后的晚餐》中的犹大？谁又阻碍了他们获得救赎？宗教观念的冲突引起人性天平的倾斜。
本剧矛盾与冲突的核心——“共生还是牺牲”，反映出这个“微社会”的伦理关系。“13”这一数字使得女主人公内心充满恐惧，她坚持一定要牺牲一人换取其他人得救。这魔咒般的念头使得这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在流亡的过程中没有逃过人性的悲剧，年龄只有9到12岁的孩子，最终成了一群冷血的杀人凶手。当迟到的救援飞机终于到来，主人公们早已经历了一场充满荒诞与悲凉的关于人性的“奥德赛”之旅。
这部剧作改编自德国作家乔治·凯泽的同名小说，取材于二战期间的真实事件，情节像侦探电影且画面感极强，充满了绝望、残酷的悲剧性情节。作者对人性的追问深深吸引了导演，他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国家剧院的青年演员合作把这部剧目搬上了阿维尼翁戏剧节“In”单元的舞台。
乔治·凯泽的小说 《美杜莎之筏》 与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西奥多· 杰利柯的作品《美杜莎之筏》都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悲剧。杰利柯画作中暗沉的色调也启发导演在舞美设计中特别注意昏暗色调与油画效果。在阴暗、神秘的氛围中，导演力图呈现出一幅暗色调油画般的舞台，在昏暗的灯光、缓缓推进且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与充满窒息感的音乐中，带领观众走进困境丛生、充满焦虑、被浓雾包裹着的如噩梦般的世界。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借用了神话人物“美杜莎”之名作为一种隐喻，而美杜莎能够将与她对视的男人瞬间“石化”这一神话中的情节，也体现在剧中陷入爱情的两位主人公身上。
这部剧作中能够看到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的哲学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替罪羊”理论，并指出迫害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的模式：一、暴行是真实的；二、危机是真实的；三、挑选牺牲品不是根据人们给他们的罪名，而是根据他们具有受害者的标记，根据所有可使人联想到他们和危机有罪恶的联系的标记；四、整个运作方向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的团体，来改变危机。
剧中的第13个孩子——“小狐狸”便是木筏中的“替罪羊”，成为他人行使暴力的对象。首先，数字“13”引发的争吵与处于大海迷雾中对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成为“恐惧”的成因与孩子们行使暴力的前提，正如美国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谈到“恐惧的源泉”时说的那样：“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便是对未知的恐惧。”在难以掌控未知的前提下，“小狐狸”与出卖耶稣的犹大长着同样的红发这一特征，便成为与罪恶有联系的“标记”；不会讲话又“没有价值”的他，便被视为这个群体中的“异端”；而消灭“替罪羊”，作为改变危机、恢复和谐的手段，便成为孩子集体暴力的体现。在不断叠加的恐惧中，这群尚未成年的孩子以他们自以为充满逻辑的思维，将一个无罪的牺牲者作为集体获得救赎的砝码，残忍地制造出这起“以信仰之名”的谋杀。
“战争”与“宗教”是剧中的两个关键词。在二战背景之下，幸存的孩子们试图抵抗成人世界中战争的残忍，却陷入一场没有硝烟与战火的“人性之战”。他们对宗教的不同解读，则透露出信仰与迷信之间的矛盾。男主人公对基督教的诠释与《圣经》中描写的一致，即“不可杀人”。而女主人公对基督教的片面理解，即数字“13”代表的不吉利甚至会使人遭受惩罚，这一切都仅仅基于她的主观臆想。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这一数字会带来不幸与惩罚，而他们对宗教文本的不同解读所引发出的冲突，则让我们看到这场权力的游戏如何使得人性逐渐异化，恐惧如何使人逐步脱离信仰、远离真实的教义而在对假想敌的幻象中陷入迷信的魔沼，最终酿成悲剧。作者提出的不同宗教如何共处这一问题与作品中反映的“难民”与“流亡”主题，与时下的欧洲社会紧密相关，具有积极的当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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