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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火”苏联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战争创伤记忆与伤痛的修复


    
    从左至右: 《伊若拉营》 《从天而降》 《普通的法西斯》 《方尖碑》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长明火”苏联卫国战争电影回顾展,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它的重要性不仅 在于这是中俄两国政府文化部门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苏联电影”再一次回到中国观众的视野中,令观众得以重新审视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在很长一段时 间中,“苏联电影”被简单粗暴地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却很少有人思考,苏联电影和苏联文学一样,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但也是属于大众意识的、不 可割裂的文化之一部分,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好莱坞电影难道不也是丑陋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爆发?并不存在能抽离出时代与意识形态的所谓“纯艺 术”。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批苏联电影,会惊奇地发现,其中并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没有明显的宣传鼓动痕迹,更不像某些国产主旋律电影那 样随意篡改、涂抹历史,明明是感人的真实故事,非要拍成虚假的。苏联电影人面对自己历史的态度是庄重而不容亵渎的,这种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特别是对于今天 好莱坞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中国的电影市场,这样的电影只会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这些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具体的人的爱,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真 实情感的顺畅表达。这些电影告诉我们,精神是高于物质的,我们不能做奴隶,无论是敌人的奴隶还是物质的奴隶。今天的中国电影已经过于被金钱逻辑挟裹,和苏 联影人相比,真是应当集体反省的。
    这一次展映的7部影片,除了《普通的法西斯》是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之外,其余6部均为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所摄制。我们无从得知俄方选片的 标准:这批电影都拍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政治上保守、国力达到苏联鼎盛、上演美苏争霸的年代。那个年代,在盛世表象下潜伏着危机的激流。当年卫国战争 的亲身经历者已经人到中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并非对社会没有质疑,但是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却也如同一条坚实的纽带,让他们珍惜和捍 卫:这是他们用无数牺牲的青春换来的。据统计,1941至1945年,18岁至45岁之间的苏联男性死了四分之三。这给苏联人口带来巨大的灾难。很多导演 当年也参加了战争,他们大都属于“1941年一代”。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卫国战争题材电影, 既是“致青春”,对战争创伤记忆的修复,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社会维稳的巨大作用:两千多万人的牺牲,并不是为了让社会分崩离析的。
    讲述战争有不同的方式。通常来说,作为战胜者,并不会特别将重点放在血泪控诉上,而是有更高层次的思考。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教养的人类 会让它发生? 反思,是二战题材优秀电影的共性,例如法国大导演阿伦·雷乃的《夜与雾》。苏联大导演罗姆的《普通的法西斯》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长纪录片大量使用了 纳粹第三帝国本身的影像资料,很多是苏军缴获的,影片带着“法西斯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层层剥茧地揭示了一个“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法西斯的。虽然影片局限于时代,有阶级论的影子,但影像本身的巨大魅力,依然令观众意识到,法 西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些人的专利,它作为既复杂又极易煽动的潜意识,潜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种恶,与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的“平庸之 恶”颇为类似。这也是《普通的法西斯》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会觉得过时的主要原因。在整部作品的结构上,《普通的法西斯》也颇具匠心,影片按章节的设置令人感 觉是在阅读一部历史著作,而作品的文学功底深厚,寓庄于谐,令观众时刻感到讽刺的力量。这与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种播音腔浓重的纪录片大相径庭, 时隔半个世纪,这部影片依然具有先锋性。
    与《普通的法西斯》那种不失锐利锋芒的风格相比,《围困》则呈现了另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甚至略为笨重。遗憾的是,本来的三部曲史诗片只有第二部 参加了影展。《围困》改编自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的同名五卷本小说,这部小说的优点即所谓“全景式”,从领袖斯大林到日丹诺夫,到青年军官、普通护士、知识 分子、工人,可谓面面俱到,但是一旦只看其中一部,就会觉得结构头绪太多,有些散乱。第二部是对列宁格勒围困的集中展示,或许对于今天习惯于好莱坞影像的 观众来说有点沉闷了,看不到吸引眼球的、血肉横飞的画面,也没有连续射发多少颗子弹的激烈感。但是,影片无疑制造了一种心理上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是从斯 大林到民众身上都能看到的:死亡就在身边。而电影无疑更强调,面对死亡人们的泰然自若:人们用贝多芬的音乐会,作为对德军轰炸的回答。在断电后毫不慌乱, 点上蜡烛继续进行。这种集体的精神力量才是它想强调的。和2013年俄美合拍的《斯大林格勒》比较来看,这种苏联电影美学风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
    在二战中,有大量年轻人牺牲,很多人是从中学课堂走向战场的。这次参展的影片中有两部可以直接划为青春片的范畴:《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 和《伊若拉营》。两部影片中都有初恋的美好、青春的牺牲、青春热血与保卫祖国的关系。《伊若拉营》根据战争初期,伊若拉工厂的工人武装起来与敌人作战,为 保卫列宁格勒立下功勋的故事改编,总体说来拍得中规中矩,并不令人惊喜:青春的诗意在一天中被迫中断,强大的工人基因在一代代工人中传承,他们一边生产, 一边战斗,男女主人公纯洁的爱情也在战斗中得到升华,他们理解了什么叫真正的勇敢。工人阶级的诸多优点,无疑是这部影片要体现的,但是这种体现在影片中并 不生硬。《热妮娅、热尼奇卡、喀秋莎》是一个有轻喜剧风格的、以喜写悲的青春故事。影片用鲜艳明亮的色彩、生动活泼的形式,描绘出一个文艺青年有点白日梦 的世界,但是在现实层面,战争的残酷最终毁灭了他的初恋,毁掉了他的梦。导演似乎想用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战争的反人性,只是很多地方显得生硬突兀,感情 的发展缺少比较铺垫,但总体来说形式上的清新活泼气息弥补了这种不足。
    在参展影片中,另外三部电影都可以归为“道德题材”。女导演娜塔丽娅·特罗先珂的《从天而降》是一部个人风格突出的影片。这部影片充分运用了假 定性,开头和结尾都是开放式的,男女主人公被假设从战场返回后方——在影片开头,我们得知他们和伤员们深陷德军包围,眼看马上要渴死了,他们迎着德军的机 关枪和羞辱去水井取水。而在故事结尾,我们得知他们在被羞辱后,被机枪扫射。所以,这个战后故事其实非常诡异,有一种“如果他们还活着”的假定性,要反映 的是战后复员军人的困境与心理创伤,他们拖着伤残之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使他们无法适应社会,更无法面对社会的种种腐败、投机、不 公。然而他们依然秉持自己的道德原则,靠着出卖重体力活下来。导演的锋芒显然是针对战后苏联社会的道德问题,通过流血牺牲战士的拷问,去鞭挞社会的丑恶。 这部影片完全颠覆了部分中国观众对于苏联电影的刻板印象。
    改编自白俄罗斯著名作家贝科夫同名小说的《方尖碑》,提出的是另一个道德问题,关于勇气与怯懦、背叛与诬陷的问题。小说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作家喜欢把主人公置于极端的道德情境下:一个乡村教师在德军入侵后没有去参军,而是留下来在德统区继续教书,为了守护孩子们的“人性”,情愿被人误解。后 来他逃到游击队,而当德军用孩子引诱他,他明知是陷阱,却依然前往。这种勇于牺牲、道德良心高于一切的书写在影片中被充分影像化,但这种崇高依然会让我们 困惑,那就是这种道德(必须随时提醒自己的良心,不然在关键时候就会变节)太过于口号化,反而让人觉得不自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往往缺少什么才会高调 地去突出什么。贝科夫本人在苏联解体后,是首先跳出来反苏的作家之一。
    说到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绕不过去,即当了很多年苏共作协第一书记的西蒙诺夫。这次影展最大的彩蛋,就是根据西蒙诺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没有战争的 二十天》。说是最大惊喜,因为已经看过海量经典艺术电影的首都影迷发现,这简直与他们想象的苏联战争题材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完全是世界大师级别的影像。 影片通过一对中年男女战争中在后方20天的萍水相逢、相爱,含蓄、克制又犀利地展现了战争的真实:战争是残酷的,人们随时面临死亡的恐惧,战争让很多家庭 分崩离析:不仅是男人牺牲在战场,还有距离、隔阂与寂寞导致的出轨。影片中那种冷静的、反英雄主义的风格让主人公对于祖国、对于全民族同仇敌忾信念的表达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极为自然。最为奇特的是,这部个人化风格浓重的电影与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作协主席西蒙诺夫的艺术品位竟然完全搭调了,他甚至亲自担任 旁白,要知道导演格尔曼可是苏联导演中的另一个塔尔科夫斯基,一生所拍电影不过6部,有一部还没拍完,而且完成的5部电影中有3部是禁片。特别要指出的 是,正是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不仅由于军事化、军人的价值观,而是战争让他看到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爱国精神:他亲眼见到明斯克大撤退时, 两个下级军官逆流而上去寻找自己的上级。这种列夫·托尔斯泰式的场景使他坚信民粹主义的作用:祖国的召唤,让苏联人民燃烧起公民感和责任感,那似乎是缺失 很久的。他将勇于承担和责任感、民粹主义与苏维埃信念的密切联系,将其看得无比崇高,并一生坚持。总的来说,西蒙诺夫是个勇敢的男子汉。电影中那个男主角 其实与他本人高度重合,而且现实中他本人的情感生活更为八卦。但重要的是,看上去有不同政见的艺术家却能完美地将这种信念影像化:这才是苏联电影真正的吸 引力,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深入研究的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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