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33 未知 刘跃进 参加讨论
1977年年底在北京密云山区参加高考后，我在1978年的春天走进南开大学。从那时起，我有幸得到很多老师的指点，逐渐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一 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有77位新生，论年龄，我排行第70，属于小字辈。报到第二天，系领导给新生讲解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两大类（政治课和专业课），总共17门：形势教育、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外国文学、工具书、专题课、英语、体育、军事。前三年是基础课，最后一年是专业课。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专题讲座，内容很丰富。四年八个学期的课，外语学习任务最重。我过去学了五年德语，重新学习英语，压力很大。 大一时，同学们都很兴奋，多聚焦当代文学，关注文坛变化。从《班主任》到《爱情的位置》，从《伤痕》到《在社会的档案里》，每有新作问世，大家都争相传阅，争论分析，常常彻夜不眠。不久我们班就成立了文学社，分为评论组、诗歌组、小说散文组、戏剧组等，大家经常凑在一起，交流文学创作和评论心得。同学们还把自己的作品贴在墙上，供人评头品足。进校不到一个月，中文系同学又创办了《春芽》杂志，蜡板油印，人手一册。大家的心思都在文学创作上，暗暗较劲，看谁能最早出头。想当作家的人多如牛毛，发表作品的机会微乎其微。好在那时不被录用的稿子，刊物会退还作者。我有一个同学，试图验证编辑是否看过他的稿子，就将中间一两页稿纸用浆糊粘上一点。退稿后，他发现那两页粘上的纸并没有被撕开，说明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完，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197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17岁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给了我很大鼓励。马克思说：“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 我们的职业理想是当作家。在当时，全社会都沉浸在文学的狂热中，都愿意献身文学事业。  文化部有关部门曾收到全国各地作者寄来的文学剧本、小说、诗歌等，大概数量很多，简单退掉未免可惜，不如披沙拣金，也许能发现优秀作品。文化部将这些作品分派到重点大学中文系作初步筛选，提出处理意见。这个办法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试行，一举两得，效果很好。文化部又继续推广到其他院校。我们正好上文学评论课，审读作品可以作为教学实践的内容。每人都分了好几个剧本，写出读后意见。我小有得意，觉得自己可以审读别人的作品，离文学梦想越来越近。写作课还安排我们到厂矿企业进行实地采访，撰写通讯稿。我和同学韩异到天津计量检定所南开分所，采访张光寅老师的先进事迹，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写作帮助很大。 随着课程的增加，同学们的读书志趣逐渐疏散开来。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程调动起部分同学对现代汉语的兴趣，宋老师很会讲课，要求极严。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把“词性”“句子构成”“特殊成分”“一般成分”“单句”“复句”之类的话放在嘴边，分析“打得他到处乱跑”的句式结构，看见什么都像“状语”。譬如看见卖冰棍的，一个说“大街上有个卖冰棍的”，另一个接着说“这是存现句”。有些问题，老师都难以回答。譬如“我们明天回到北京”，老师说“回”是动词，“到”是介词，和“北京”构成介词结构作补语。同学说“到”后可以加时态助词“了”，这不变成动词了吗？宋玉柱老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届这么用功的学生。 我们读书时，都喜欢佩戴白底红字的校徽，非常自豪。“南开大学”四字是毛主席的题字，“开”的繁体字是“開 ”。假期到农贸市场买菜，那些乱跑的小孩子还凑近来看校徽，把“開”念成“门”，喃喃自语道：“南门大学。”我心想，管他“南门”还是“南开”，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学校经常请一些名人讲学，听了张庚、孟伟哉、王朝闻、严济慈、于光远、杨润身、吴小如、杨志杰等作家、学者的讲座，我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无知才无畏。想当作家就是因为自己无知。古代、现代、当代，举凡优秀的作家，多有深厚的学养，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都有深刻的认识。  我过去的阅读范围很窄，除鲁迅外，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吴强《红日》，梁斌《红旗谱》和柳青《创业史》），还有《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红色经典相对熟悉。开学不久，作家梁斌来作报告，谈创作《红旗谱》的经验；侯宝林讲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刘绍棠讲思想解放等问题。我在《从作家梦到学者梦》等文中谈到：走进校园，远离社会生活，自感作家梦难以实现，我又做起了学者梦，想做现当代文学研究。为此，还托老邻居苏醒阿姨找到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面向社会招聘科研人员的试题，其中现代文学试题是： 一、基础课 1.标点翻译古汉语《三国志》。（40分） 2.作文：我爱读的一本书。（60分） 二、专业基础课 1. 什么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0分） 2.《讲话》后文学创作的特点是什么？（30分） 3. 回答下列各题：（40分，每题4分） “诗界革命”是什么？ 答王敬轩的双簧信是怎么回事？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是什么？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文写的？ 现代文学史主要文学社团有哪些？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主要文学主张及其后期的变化。 曹禺有哪些作品？ 抗战后有哪些文学刊物？ 《讲话》前夕，延安文艺界进行过哪些论争？ 什么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美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4. 参考题：试论鲁迅、郭沫若、茅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专业题 论文题任选一个： 1. 鲁迅的创作特点。 2. 左翼文学运动简评。 四、参考题 1. 鲁迅思想有没有分期？ 2. 五四文学革命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以我对现代文学的了解，这些问题似乎不难回答，起码略知一二。古代文学比较高深，离我很远。 我对文学概论课也很期待。下乡前，曾借阅过一本苏联人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一知半解。文艺理论课先由郎保东老师主讲，郎老师刚从复旦大学调来，为人热情，课上课下，互动频繁，大家都很愿意和他交流。后来换了一位年长的老师，不苟言笑，总是津津乐道所谓文学与时代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我觉得乏味，就常在课堂上看闲书。最后一堂课，我没有认真听课，看《元杂剧选》，被老师发现，不仅没收了作品选和笔记本，还把我名字记下来，大概被列入了“黑名单”。从此，我对文艺理论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 1979年春天，我们开始上现代文学课，从五四运动讲到“左联”，一直讲到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我在《黄湖的记忆》等文章中谈到：是现当代文学课让我知道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老师不无遗憾地感叹说，这部作品被批判后，作家就在文坛销声匿迹。我后来知道，这位作家真名叫吴小武，一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编辑，与我住在同一楼。1969年，团中央干部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吴小武第二年就死在农场[2]。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让我觉得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一定风险。 开始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我并没有多少兴趣。杨成孚老师、郝志达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杨老师刚从山西大学调到南开大学，腿有残疾，年纪不大，看起来很威严。他对作品很熟，拿着一本油印讲义，慢条斯理地讲解《诗经》《楚辞》，很多诗句，脱口而出。讲着讲着，他会突然发问：这本书读过吗？那本书翻过吗？绝大多数同学和我差不多，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一次，杨老师说到先秦某一典故，问道：“《墨庄漫录》看过吗？”现在知道，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独到见解，那时当然不知道，纷纷摇头，觉得这么有名的书都没有看过，有点汗颜，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讲，不敢应付。不过，我虽然敬佩，却不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到祖国讲学，我们77级、78级是叶先生回国讲学的第一批学生。2019年，南开大学举办了庆祝叶嘉莹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大会，我代表老学生发言，大意如下： 四十年前的春天，叶先生来南开执教，我是先生的第一批学生。 查日记，叶先生在南开的第一讲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阶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诗句“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吸引过去。那天，先生整整讲了一天。那周有两个半天自习课，也都用来讲课。此后，先生白天讲诗，晚上讲词，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讲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词，讲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堂课，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先生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叶先生的课，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此后，我便成了叶先生的忠实粉丝，先生到北京讲课，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听。我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诗词，也模仿叶先生的讲课风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头常备，也是常读常新。今天，我能有机会当面向叶先生表达敬仰和爱戴之情，非常激动，非常荣幸。先生对我的教诲，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叶先生的课在蓦然回首之间就改变了我的学术选择。1979年5月3日，叶先生讲王国维《人间词话》，讲到词的三重境界，引申到人生的三重境界，对我影响极大。我们这些高考恢复首批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人，大多来自农村、兵营、厂矿，有着比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多怀抱着文学的梦想。对我而言，当作家梦不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转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听了叶先生的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古代文学课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叶先生点燃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是叶先生引导我去追寻古典文学世界中的“那人”，迄今整整四十年。 第二句话是叶先生让我们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她引赵翼的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人生、对社会要有丰富的体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诗。叶先生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将杜甫的创作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理解，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杜甫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更离不开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第三句话是叶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追求。叶先生说，忍耐寂寞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她常引顾随先生的话教育我们：“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哀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先生一生，备尝苦难，但对祖国、对文学的热爱，始终如一。1979年6月14日，先生暂时告别南开大学，要到北京大学去讲座。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我的日记这样写道：“两个月来，叶先生渊博的知识、诗人的气质、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叶先生不仅仅向我们传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更是向我们传递一种人生哲理和向上的力量。她说：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真诚则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做人做事要真诚，学习钻研要真诚。真诚是做人的重要标准，古代这样，今天也是如此。”那天，我的日记还记录了叶先生的一首词：“虽别离，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国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今天读来，依然感动。近一个世纪以来，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僵化，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叶先生的讲座，如春风化雨，让我对古典文学之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 王双启老师和叶先生是同学，都毕业于辅仁大学，讲课风格也与叶先生相近，讲到动情处，眼里常常含着泪花。王老师讲唐代文学，总能密切结合社会背景，生动感人。譬如讲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王维躲进辋川别业，“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高适到西南地区做高官；李白浪迹天涯，离开长安。从安史之乱到大历初年的20多年间，唐代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王双启老师的讲座，实际上采用了编年的方法，很有启发。 郝世峰老师开设李商隐诗歌欣赏课，又向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人生体验。郝老师那一代人，历经磨难，悲天悯人。他们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多有不同寻常的体会。这样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做了详细的听课笔记，保留至今。 王达津老师是系里的元老，大家敬称他为达老[3]。他大病初愈，还给我们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达老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北京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教授。达老一口京腔京韵，可能年事已高的缘故，音调时高时低，高亢时有声振林木的穿透力。他系统地讲授了《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以及《文心雕龙》中的《神思》《风骨》《体性》《情采》《物色》《比兴》《夸饰》等篇，还有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陈子昂《修竹篇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这些篇章，我当时都背诵下来，反复揣摩。达老有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学报》1956年第2期上，叫《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学根据》。他从陈寅恪、缪钺的评论开始，再回到王国维的自述，比较康德的“唯意志论”、叔本华的“无利害关系论”，从优美和壮美中发现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原由，并有综合评析。我认为这是达老最好的文章之一。 大三时，系里安排我们这届同学作学年论文，同学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指导老师。罗宗强先生是达老的研究生，刚从赣南师范学校调回南开大学，在《南开学报》当编辑。他的《李杜论略》刚刚出版，我读后特别佩服，就选择了罗先生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一般情况下，指导老师总是先问想写什么，然后具体指导。罗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让我们自选题目，而是根据我们的兴趣先到他家补课。我和曲宗生、李瑞山、王绯、王黎雅五人选罗老师做指导教师。曲宗生对诗歌美感情有独钟，李瑞山特别喜欢鲁迅的《野草》，我受南开大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此，罗老师专门为我个人安排了《文心雕龙》辅导。他从《神思》篇讲起，大概讲了四五篇，主要是点拨式的讲授，引导我读经典。 《文心雕龙·神思》篇描绘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细致入微，令人神往，我的学年论文就以《神思》篇作为研究对象。我对鲁迅的作品比较熟悉，想从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说起，谈构思问题。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穷书生总想写一部小说叫《幸福的家庭》，他就想象幸福的家庭该怎么写。结果一到写作，就传来他老婆的声音：“劈柴，都用完了，今天买了些。前一回还是十斤两吊四，今天就要两吊六。我想给他两吊五，好不好？”还有孩子的哭声：“走出外间，开了风门，闻得一阵煤油气。孩子就躺倒在门的右边，脸向着地，一见他，便哇地哭出来了。”老是这种家庭琐事，《幸福的家庭》没写成。我就想通过这个故事，试图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联系起来，谈谈创作构思问题。寒假期间，我全力以赴撰写论文，一气呵成，比较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新学期开学，我就兴冲冲地递交了论文初稿，等待老师的表扬。 过了大约一周，罗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出乎意料地批评了我一顿。第一，罗老师说我态度不认真，字迹潦草，还有很多错字。下次交稿，必须认真誊抄，一丝不苟。第二，对古代经典作品，一定要认真研读，准确理解，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写文章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有明确的主题，严密的逻辑。我本来期待着表扬，却招致批评，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回味老师的批评，觉得句句在理。经过反复思考，我把学年论文题目确定为讨论“虚静说”，推翻了原来的思路，认真修改了一遍。罗老师肯定了选题，说：“你的思想很活跃，有新意，注意到了他人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文字也流畅。”又说，“虚静能不能包括神思论题的全部？能否把神思所涉及的问题都归在虚静的论题下论述？如想从虚静论神思，似应论虚静在神思中的意义，不应以虚静取代神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释刘勰，而不是刘勰释我。”罗老师把论文退还给我，要求我用正楷再抄写一遍，特别指出：从事学术论文的写作，最重要的是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精神。这篇论文前前后后改了五稿，以为可以定稿了，没有想到罗老师在第五稿上又逐字逐句作了很多修改，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仍然指出了一些问题，要求我在正式上交系里之前，再作修订、誊抄。初稿上万字，经过反复修改推敲，删除可有可无的字词，最后还剩下5000字。我在给罗老师交上第六稿的时候，附上了一段话：“当我把这份稿子交给您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安的。本来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可是，我实在不忍心再占用您宝贵的时间了。两个多月来，您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审阅我的稿子，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它，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我以前从未写过这类文章，所以开始我也没有经过慎重思考，草草动笔，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居然还把这样的废品拿给您看，浪费了您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至今想来，后悔万分。记得您看完我的草稿后，向我讲了许多道理，于是我决心重新认真完成这次学年论文的写作。从初稿到最后一稿，前后六易其稿。在写作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基础实在薄弱，也很苦恼。论文虽然完成，自己却不满意。我知道在短时间内想在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您的指点下，两个月以来的写作，我却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必须先要端正自己的治学态度。” 4月的某一天，罗老师把我们五人召集到一起，作了学年论文写作小结。那天，他还为我们几个人讲唐诗，仰望盛唐星空，理解盛唐气象。罗老师指导我们读书，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当时作家们都在哪里？他们对那场巨变持什么样的态度？哪些作品有所反映？这就需要研究者对他们的作品作精细的编年考证，把不同作家的活动放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看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出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意蕴，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后来撰写作家年谱、编纂文学编年史，就与罗老师的这段指导有关。我做沈约年谱时，向罗老师请教，罗老师来信说：“论文选题，我以为很好。特别是事迹编年，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常常想，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不过，如果在编年中不仅注意一人一事，还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这些均了然心中，则那事迹编年，自会繁简得体，于后来研究者有用。”罗先生时时强调要“注意一些牵连到许多作家的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人的地位、处境、心境”等问题，就是告诫我不要陷入繁琐的资料中，要因小见大。那天，他动情地对我们说：“我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与你们不是深交，可我是真心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接着老师针对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了写作方面的问题。罗老师说我这次学年论文进步很大。文章分为三大部分，逻辑线索清晰，每段说什么，很明确。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文章深度不够，比如对老庄的“虚静”说和刘勰的“虚静”说的关系分析不够。这当然与学力有关。就学年论文做到这一步，已是相当满意了。他还说，我的论文的最大长处是选择的角度很好，甚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给的成绩是优。那年春夏之交，中文系组织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讨论会，罗老师推荐李瑞山、曲宗生和我的论文参加会议。罗老师写了如下推荐意见：“本文从一个较新的角度阐述了《文心雕龙·神思》篇，言之成理，推理亦较为严密，文字简洁。建议参加学生论文报告会。”那年6月6日，系里举办论文颁奖大会，一等奖5人，二等奖10人。李瑞山的《〈野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风格》获得一等奖，曲宗生《谈诗美》和我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札记》，并获二等奖。那年11月，获奖论文结集成册。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赏心悦目，获得极大鼓励。 我的毕业论文由王达津老师指导，论文题目是《论钟嵘的“自然英旨”说》。我当时的理解，“自然”与“直寻”有关，“英旨”与“滋味”相连，然后铺衍成文。看似言而有据，其实只是逻辑上的推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回过头来看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最大的问题是与时代、与作品相脱节。这两篇论文对我的意义，就是培养了我对论文写作的初步感知。 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是我们班的最后一门选修课。最后一堂课结束，我们就要走出南开，走向社会。那堂课，我们心里都酸酸的，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孙老师结合自己的苦难经历对大家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等到明白过来时，已经落伍，很难追赶上来。因此，人生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这一席话给我强烈震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二 在我看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自是不二选择。1981年夏秋，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公布，达老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我自以为背诵了许多古代诗歌和批评史名篇，论文写作也得到达老和罗老师的首肯，考上研究生应当不成问题。考试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我名落孙山。事后想想也不奇怪。此前，研究生考试均由各校自己命题。这次考试，外语、政治，全国首次统考。“文革”期间，我就读的北京三里屯二中开过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外语课，有什么师资，就开什么外语课，没有一定之规。我们那届赶上学德语。我上大学以后才接触英语，没有自己的教材，拿着小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不过关，也在情理之中。如前所述，我曾误以为文艺理论最简单，只需要“思想”，不必死记硬背，结果出乎意料，也折戟沉沙。郝世峰主任、罗宗强老师都极力向学校推荐我，也无法改变失败的结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史教研组，主要任务是给全校开设选修课，属于素质教育工作。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在清华大学教大学语文，实在心有不甘。到清华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跟教研组主任张正权申请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吴文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张老师被迫同意在报考表上签字。到学校人事处盖章时，我的报告被打了回来。按照学校规定，新入职者必须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继续深造。说到这里，我又想到6年后的1988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遇到同样问题。当时刚评上讲师，人事处师资科说，需要工作两年才能报考，否则取消讲师资格。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又求救于张正权老师，希望保留讲师资格，张老师说：“你提讲师，学校说你在外读硕士，本来没有通过，我已经大闹过师资科，不好再说什么。你偷偷去报考吧。”后来办理离职手续，需要加盖8个公章，最后在人事处又被卡住，说我没有事先得到人事处同意，就是不给盖章。还是张正权老师与他们交涉，才放我走。当然，这是后话。张老师业已离开我们多年，我很感念他。 初次报考南开大学研究生失利，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深感前途渺茫。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经常给罗宗强老师写信求教，罗老师每信必回。他鼓励我说：“你的条件很好，可为进一步研究作些计划，这是很难得的，实大有可为，千祈珍惜。你系统读书，这很好。我想，有两种办法，一是先从古至今，大致读一遍，有个印象，然后再从主攻方向深读。一是一开始就找一段精读。所谓大致读一遍，是指各朝主要作家全集找来粗读一遍，同时读当时史书，明白其活动时代与其创作特点。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作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积以时日。我想，你或者以第一种较合适，不知你以为如何。太早专并不好。理论很重要，知识面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再走皓首穷经的老路。工夫要扎实，但忌钻牛角尖，为一个字、一篇作品搞三年五年。思想还是开阔些好。”罗老师一直主张做学问不要钻牛角尖，视野一定要开阔。罗老师的教诲，我一直奉为圭臬。 文史教研组是新成立的机构，需要购置一些图书，于是在阎秀芝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周都可以租个小面包车进城买书，由我来挑选。我跟着教研室主任就到琉璃厂、王府井书店这几个地方，只要感兴趣的就买，买来我先看。凡是跟古字沾边的书我尽量买，近水楼台先得“阅”。《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初学记》《艺文类聚》《括地志》《元丰九域志》《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历代职官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历代诗文集如《王右丞集》《韩昌黎文集校注》《柳宗元集》《白居易集》《元稹集》《李贺诗集》《玉溪生诗集笺注》《温飞卿集笺注》等，还有文言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也都通读。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读书笔记，虽然读不懂，也拿来翻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高尔基论文学》《鲁迅全集》《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也多有翻阅。到图书馆借书，也首先借阅跟古字沾边的书，看过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纪泽《目录学概论》、张之洞《书目答问》、周贞亮《书目举要》、陈垣《校勘学释例》、郭绍虞《陶集考》、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钱基博《版本通义》等，都留下较深印象。 刚到清华大学那段时间，独学无友，我便定期到北京大学旁听有兴趣的课程。教研组李润海老师介绍我听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课、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赵立生老师介绍我听陈贻焮先生的杜甫研究课，还有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课等。我很崇拜学术界的名师，周振甫先生介绍我认识中华书局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赵立生老师陪我看望廖仲安先生、吕俊华先生，吕维老师向我介绍她过去在北京文物局工作的老同事魏隐儒先生[4]，推荐我看魏先生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978年山西省图书馆内部印刷），让我大开眼界。当时，魏先生负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集部鉴定工作，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报了四五千种善本书，魏先生每周都来清华大学图书馆看书，核查每种善本书的款识、藏章、纸张、字体等，推断刻书年代，随时做笔记，非常勤奋。我追随其后，观风望气，略知清华大学古籍收藏的特色。 1984年5月，达老来清华大学查询图书，注意到《全宋诗话》，还有王懋辑《寄生斋闲录》、毛晋辑《群芳清玩》《诗中画》等，很有兴趣。达老告诉我，丛书中往往保存很多珍贵资料，譬如“峭帆楼丛书”有诗话多种，“观自得斋丛书”有《梅村诗话》，“花雨楼丛钞”有《初月楼论文》，“玉津阁丛书”有《梦痕馆诗话》《岁寒堂诗话》等。达老知道我报考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提醒我说，杭州大学拟整理陈汉章的著作，清华大学有《缀学堂丛稿》《妇人集注》等，值得注意。严嵩的《直庐稿》，达老说书品极好，应当是其炙手可热的时候刻印的。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古籍书库，与古书为伴，饶有兴趣地翻阅布满灰尘的古籍。经达老指点，我似乎明白了一点阅读古书的门道。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曾选修单柳溪老师主讲的工具书检索法课程（后来讲义出版改名《中国文献学手册》），说实在话，不很喜欢。在乱翻书的过程当中，我感到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就像狗熊掰棒子，留不住。于是就开始琢磨别人是如何读书，研究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王梓坤著《科学发现纵横谈》、张舜徽著《中国文献学》、赁常彬编《鲁迅治学浅探》、浙江日报社编《学人谈治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励耘书屋问学记》以及岳麓书社出版的《文史哲学者治学谈》等是我最爱读的几部书，不断翻阅，有如饥渴，通宵达旦，也毫无倦意。我常感叹，读一本好书，犹如咀嚼甜美的食物，令人爱不释手。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赵仲邑《校勘学史略》、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也是很有用的书，我曾做过详细笔记。80年代，《晋阳学刊》《文史知识》等杂志都专辟治学谈栏目，我每期必看。郑逸梅《艺林散叶》常有介绍学者治学的文字，如“吕思勉治史学”一则，令我印象深刻。30多年后，我的著作《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与有荣焉，也自感渊源有自。前辈学者治学领域或有不同，但都强调要有文献学的基本功。什么叫基本功，原来就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知识。鲁迅治学强调从目录学入手，鼓励理论探索，注重资料长编。陈垣先生也强调目录学、校勘学的重要性，广泛收集资料，不要轻易下结论；强调学习《日知录》的文法，不要学习韩柳文章等，都深受教益，很有启发。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地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地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读这些书，仿佛聆听这些学术大家们娓娓述说着他们的治学经验，仿佛看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除传统小学知识，清华大学马列教研室的刘桂生老师经常向我传授治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历代职官、历代年表、地理方志。刘桂生老师是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前最后一批历史系的毕业生，后来一直做近代史研究，很有学问。在报考杭州大学研究生前后，刘桂生老师还指导我复习要点，推荐我读钱穆的《国史大纲》，那是我第一次读钱穆先生的著作。 钱逊教授是教研组的领导，送我他父亲钱穆所著《中国文学讲演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推荐阅读钱穆论学著述《学》。我系统地阅读钱穆先生的著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钱穆《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说：“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亦无所谓失败。”这种独乐孤往的治学理念，值得学习。 我要报考杭州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钱逊老师介绍我认识钱婉约女士，她正在北京大学读古文献专业三年级。我从她那里找到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1982年和1983年的两套考题。如第一份试题： 一、简释下列名称术语 十三经、纬、今古文、易十翼、四家诗、伪古文尚书、二十四史、十通、会要、补志等。 二、简要回答问题 1. 什么是类书？ 2. 什么是丛书？ 3. 什么是辑佚？ 4. 什么是辨伪？ 5. 试举四次重要的文献资料的考古发现等。 三、我国古代书籍目录有几种类型？ 四、古书错乱的情形主要有几种？校勘方法有几种？ 五、简要评述清代乾嘉学派的特点、成就和局限。 第二份试题也大致类似。如第一部分是名称术语简释，第二是简要回答问题，第三是论《隋书·经籍志》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第四是今传《尚书》存在的问题等，第五是古书文字致误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我以前没有学过文献学的课程，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古文献专业的相关知识。 我的同事马相武介绍我认识了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金开诚、费振刚、严绍璗老师。严老师还重点介绍了杭州大学古籍所情况，古籍所是独立单位，所长姜亮夫，具体负责人是平慧善老师。平老师是我最早认识的杭大老师，在之后的学习中，平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未完待续） 注释 [1]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引用这段文字，与《人民日报》所引有较大出入，现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征引。 [2] 张羽《萧也牧之死》，见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干校记忆》（团中央“五七”干校专辑之三，2015年印刷），第241页。 [3] 参见宁宗一先生撰写的《智者达老——跟随王达津先生45年》，载《王达津文粹》卷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魏隐儒先生的古籍经眼录经李雄飞整理，以《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为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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