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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在异乡书写中国故事


    文学圈里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故事”。刚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心里未免有些惶惑。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具形状、没有疆界的自由体,像风,像云,你很难给这样的物体冠以限定词,就像你很难给风和云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一样,而“中国”,恰恰就是一个限定词。后来我才发觉,是狭隘关闭了许多理解的可能性。我狭隘地把“中国”一词定义为有形的国土和疆界,而忘了它同时也是一门语言、一种文化、一个传统、一串基因密码、一些与故土和童年相关的记忆、无数祖先留传给我们的还有眼睛和心灵带领我们亲历过的历史……于是,我找到了自己关于“中国故事”的诠释。
    1986年我怀着对外边世界的好奇走出国门,当时最切实的计划,是如何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可以落脚的一尺之地。当然,在脚踏实地的生存计划身后,还掩藏着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着边际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而在我登上越洋飞机的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会错过中国整个风起云涌的30年;我也没有想到,我将会在异乡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么多关于故土的文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曾说过:“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其实是没有故土的。”当时这句话对我有些震惊,之后认真一想,也不无道理。在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温州,甚至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那时的温州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城市,与外边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条常常受台风影响的海路。记得第一个寒假回到温州,我发现那个小城对外边世界的门猝然打开了,涌进来一片从未见识过的光怪陆离,下船的码头上到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港台货物。人群街景的巨大变化使我一下子蒙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缺席”。“家乡”这个概念,大概就是在那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我知道,我已经和温州有了距离。
    曾经我拼命想逃离温州,只是没想到,后来我会走得那么远,那么久。我一生在海外度过的时间,和在国内的时间相比,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在时间上是等长的,但在重量上却完全不同。童年青少年的时光,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具有加权重量的,那些早期记忆和印象决定了他后来写作的基调。所以尽管我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离故乡越来越远,小说想象力的落脚,总归还是故土。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数得出从街头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式和细节,想得起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些院落里进进出出的样子。可是很奇怪,我只有在远方书写故土的时候,故土的样子才清晰具象,有纹理和质感。也许身在远方才会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距离让尘埃落定,距离使零碎的印象组合成整体,距离使个人的感性观察变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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