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译背后的翻译语境时空解读(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34 《外语教学与研究》 彭利元 参加讨论
4.翻译多样性的三大表现 关于翻译多样性，学界曾有李商隐《锦瑟》多译本的广泛讨论，人们从不同语境资源出发，提出令狐青衣说、适怨清和说、悼亡说、自伤说、自叙诗歌创作说等不同观点，且“各有其文本依据或旁证”（刘学锴2003：287），译者也基于不同阐释给出了不同译文（参见周领顺1999；祝朝伟、张柏然2002）。译文形态各异无需争辩，然而译文差异性是否存在类型性特点无人提及。笔者认为，根据翻译语境四维时空距离说和韩礼德的元功能三分说，译文差异性可归为三类：概念意义的差异、人际意义的差异、语篇意义的差异。在每个特定译本中，三类意义相互依存、互为映衬；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是基础，却必须由语篇意义来实现，正如韩礼德所说：“语篇因素对其他两个因素起着赋形功能（enabling function）；只有与语篇意义相结合，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才得以实现”（Halliday 2001：113）。这三类意义的构建完全依赖于译者对文本翻译语境的认知体验和心理感悟，依赖于译者在具体文本翻译上的心理时空状态。 4.1 自然时空体验与概念意义之异 自然时空体验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是人对物及其运动、性状、关系的认知和把握，与韩礼德的概念功能相对应，代表的是说话者作为观察者的“语义潜势”（semantic potential），是语言的“内容功能”（content function），是“关于什么”（about something）的问题，是语言对环境现象的表达，包括文本涉及的世界万事万物，如生物、物体、行为、事件、性质、状态、关系、人类自身的意识、语言现象本身，等等（同上：112）。 作为译者，对文本自然时空的体验是通过文本词汇语法表现追溯相关言外语境来实现的。根据系统功能语法观点，文本理解是从文本到（言外）语境的意义追溯过程，文本创造是从（言外）语境到词汇、语法、结构的文本构建过程（参见龙日金、陈浩东1993：69-72）。译者不同，从语言文字追溯的言外语境会各有差异，因而导致各自从语境再次用另一语言构建译语文本的具体表现各有差异。在上文诗歌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概念意义的构建过程中，八位译者都对文中自然时空的下述事物有类似体验：1）述说者（I/me）和述说对象（you）；2）爱情话题（love）；3）述说对象的言行（say/open your umbrella，find a shadow spot，close your windows，love me）；4）爱之又怕之的心理和行为（love；open your umbrella，find a shadow spot，close your windows）；5）相关的事物及其行为（rain，sun shines，wind blows；umbrella，shadow spot，windows）；6）述说者对爱之担心的心理（afraid）。原文对这些事物的表述都非常简约精炼，不加修饰；然而，不同译者对这些事物的体验却各不相同。每位译者对相应事物及其行为、状态的体验，因各自经历和生活感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或对相关事物的性状感受丰富而细致描写（如TT2，TT7）；或对相关事物的性状感知平淡而不加修饰（如TT1，TT3，TT8）；或把相关事物与其他事物进一步关联、比赋（如TT的“林”“栏帐”，TT5的“叶公惊龙王”，TT6的“怕绣衣湿”等）；或对相关事物、情景添油加醋、铺陈阐发（如TT5的“片言只语短，相思缱绻长”，TT2的“兰亭远望”“绿袖红香”等）。这一切的差异，均源于不同译者对文本相关自然时空的不同体验和认知感悟。对自然时空的认知体验感悟不同，对源本概念意义的追溯和译本概念意义的构建就会不同。这是同一源本、不同译本的第一类差异。 4.2 社会时空体验与人际意义之异 社会时空体验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和把握，与韩礼德的人际功能相对应，指交际参与者作为情景介入者（intruder）所体现的个人态度、判断、影响施与等，表达的是“情景中的角色关系”（Halliday 2001：112）。 对文本社会时空的体验同样是通过文本的语言文字追溯相关言外语境来实现。译者不同，对文本相关言外语境的追溯和相关社会时空的体验可能各不相同。在诗歌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人际意义的构建中，八位译者都考虑了文本内部的人际关系，即“你”与“我”的关系，也可能考虑了文本外的译文读者因素，没有考虑文本外赞助人、出版商、委托人等人际关系。然而，每位译者都把“你”“我”体验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社会人，处于特定的社会时空之中：或处于《诗经》的西周春秋时代（如TT3），或处于《离骚》的先秦时代（如TT4）；或处于律诗、绝句盛行的唐朝（如TT5至TT7），或处于新潮涌现的现代（如TT1，TT8）；或漫步于远古、现代的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如TT1至TT7），或定位于现代的江浙吴越（如TT8）。而不同社会时空中，恋人“你”“我”的称呼会因相互社会关系不同而互不相同，因而，不同译者对“你”“我”的表达也各有差异。诗经版中变成了“子”“吾”；离骚版中变成了“君”“吾”；七言绝句版中成了“伊”“奴”；七言律诗版中“你”变成了“卿”，而“我”则隐去了；吴语版中成了“弄”“唔”。同时，“述说者”与“述说对象”的关系也出现了差异：除TT6外，其他各译文均保存了原文那种“我”对“你”的直接述说，但对述说者、述说对象的性别做了确定：述说者为女性，述说对象为男性；而TT6则定位为“我”（奴）对“他/她”（伊）的间接述说，而且，因“伊”多指女性，而“奴”既可指女性，也可指男性，该译文述说者性别的另一解读则为男性，而述说对象为女性。因此，该译文两个恋人的性别状态与其他译文相比发生了逆转，而这种逆转的可能正是由源语中you，I/me的非性别化特征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际意义的表达差异均出自不同译者对文本相关社会时空的不同体验。对文本相关社会时空的认知体验感悟不同，对源本人际意义的追溯和译本人际意义的构建也就不同。这是同一源本、不同译本的第二类差异。 4.3 语言时空体验与语篇意义之异 译者对文本语言时空的体验同样是通过文本的语言文字追溯相关言外语境来实现。这里的相关言外语境指文本外的语言系统、言语系统及其状态，即韩礼德所说的“文本构建潜势”（text-forming potential）（Halliday 2001：112），它们为具体文本的语篇构建提供词汇、语法、结构模式，也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的表征提供词汇、语法、结构的实现范式。语言时空体验与文本语篇意义的建构密切相关。 译者对语言时空的体验直接影响其文本构建方式，影响文本的最终形式和状态。译者不同，对文本语言时空的体验和感悟不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表现就会不同。语言时空不仅包含词汇，也包含语法、结构；既包含句子结构，也包含逻辑结构、篇章结构。从相互关系看，句子结构等微观结构往往受制于逻辑结构、篇章结构等宏观结构，逻辑和篇章作为宏观语境制约着句子的微观结构和布局。不同译者因为各自对语言时空的体验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篇章体式，因为选择了不同的篇章体式，而选择了各有差异的构句方式和语词搭配。比如，TT3的译者首先选择了诗经体这种语篇范式，因而表达上需模仿《诗经》的构句方式。TT6和TT7因译者选择了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两种不同诗体范式，因而需选择不同的构句谋篇方式：选择了绝句，就只能译成四联四句，并遵循相应格律；选择了律诗，就得译成四联八句，并遵循严格的四韵、五韵押韵方式和对仗方式。而TT8因为译者选择了口语化的吴语体范式，因而通篇须选择吴语口语的构句方式。搭配衔接、简约繁复、句子的齐整韵律等，皆因语篇范式这种宏观言内语境的不一而形态各异；而这些语篇范式的不一，又皆因译者的语言时空体验的不一而形成。译者的语言时空体验不同，对源本语篇意义的解读和译本语篇意义的构建就会不同。这是同一源本、不同译本的第三类差异。 最后还要说说心理时空体验问题。心理时空体验实际上已贯穿在自然时空、社会时空、语言时空的体验之中，与前三种时空体验紧密联系、密不可分。没有心理时空体验的参与，就不可能有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语言表达和文本创造。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的理解和再创造都务必有译者认知体验和心理感悟的参与。体验越深入透彻，表达也就越贴切周到。可以说，译者认知心理体验的宽度、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翻译的贴切度和传神度。心有多大，意（译）就有多大；“心宽”方能“神译”。把韩礼德的语境三分法拓展一下，笔者认为，用“修辞意义”与“心理时空”“语感”相对应比较合适，从而构成系统的语境四维和语义四维。该“修辞意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修辞意义，而是语言使用者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技巧、能力、悟性、体验，体现的是一种语言使用技巧、能力、悟性、体验方面的元功能意义，与文本创造的优劣密切相关。译坛宿将和新手在翻译表达上的优劣高下往往与他们各自的语感密切相关；即便同为译坛宿将，也常因各自语感的不同而在译本中展现出不同的修辞意义。乔布斯情书的出版译文被批，是因为译者的语感太差或修辞意义把握不准所致；本文短诗ST的各种绝句、律诗类译文，也是因为译者格律诗歌创作的语感或功力不足，而被指在平仄韵律的修辞谋划上存在问题。 综上所述，翻译多样性取决于翻译语境时空体验的差异性，而翻译语境时空不同类型的体验决定了译本的不同意义差别：自然时空体验的差异决定了译本概念意义的差异，社会时空体验的差异决定了译本人际意义的差异，语言时空体验的差异决定了译本语篇意义的差异；而心理时空体验贯穿前述三类不同时空体验的全过程，决定着译者对源本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的挖掘、鉴别和选择，也决定着译者对译本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设计和驾驭，决定着译者对译本修辞意义的挖掘、鉴别、选择和构建。 “作者死了”，阐释无限，解构无限。这种无限的阐释，需要有个合理的解释。翻译语境四维时空观的提出，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和再创造提供了一个可感、可行、可信、简洁的解释框架，为复译的层出不穷、译本的形形色色找到了合理的语境根源，这对于深化翻译本质的认识，切实把握和分析译本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有望推进复译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