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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相生”与“名实相怨”——明清小说的一书多名现象


    小说如商品,一个好的名称,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1925年,刘恨我在《小说一得》中说:“一篇好小说,无好题目,必定减色不少;有好题目,无好结构,亦然。”小说题名是最先入读者之耳目的,如果题名新颖别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就能助益小说的销售。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史子书,出版商一般不敢改篡,但小说地位向来很低,面向的是普罗大众,因而就少有顾忌,常随意改易书名,造成一书多名的现象。清末邱炜萲在《菽园赘谈》中指出:“近来沪上牟利书贾,取时贤所著说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其实这是明清小说史上的普遍现象,笔者据欧阳健、萧相恺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粗略统计,该书收录小说有异名者多达二百多部,而且很多小说不止一个异名,有的多达十余个。
    有的小说在写作、传抄、成书、出版等过程中,就产生过多个书名。如《红楼梦》开头写石头将自己“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编述一集”,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因读小说而悟道,故名“情僧录”;孔子后裔孔梅溪则从警世角度揭示小说主旨,曰“风月宝鉴”;而曹雪芹更关注女儿们的命运,在“悼红轩”中增删成书后改名“金陵十二钗”;程高本刊行时题名“红楼梦”,因此书名既富有诗意又深刻揭橥了小说主题,获得后世读者认可。小说的命名方式很多,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概括道,“有短至一二字者,有多至成句者,有以人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一物名者,有以一事名者……种种方面,总以动人之注意为宗旨。”这也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小说一书多名的一些原因,笔者认为荦荦大者有二:
    第一,读者阅读体验的差异。阅读活动受到读者个性喜好、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遂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再版时,书商或编辑作为特殊读者,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定书名,如《画图缘小传》突出的是画图在故事中的作用,清刻本改为《画图缘平夷全传》,更强调“平夷”,正祖令贤堂本改为《花天荷传》,则以人名。此类情况甚夥。有时书商对小说中谁是主人公会产生分歧,如碧梧山庄本《韩湘子全传》内封题“韩昌黎全传”。明小说《禅真逸史》本以僧传名,清末石印本以寺名改为《妙相寺全传》,又以史名改为《残梁外史》。有的读者对小说中的武打内容感兴趣,如《南北两宋志传》晚清再版时易名为《北宋金枪传》,突出杨家将所使用的兵器。出版商还看重小说的劝惩功能,如《绣戈袍全传》本以物命名,后改名《果报录》。《续小五义》后来刊行时增加“忠烈”两字,《林兰香》的清代坊刻本改名为《美益奇观孝义传》,都是凸显因果报应、忠孝节义思想。
    书商还善于蹭热点,紧扣读者的趣味。如晚明内忧外患,时代呼唤英雄,故书商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刻改为《英雄谱》。为正如日中天的吴三桂唱赞歌,清初《剿闯通俗小说》改为《忠孝传》。鸦片战争爆发,国人开始产生海洋意识,为更能吸引读者,《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咸丰本改为《三宝开港西洋记》。清末改良派提倡“白话为维新之本”,小说书名也与之呼应,如《何典》光绪本改为《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等等,通俗易懂,令人喷饭。
    有的小说有多个书名,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如清初《新世宏勋》歌颂清军创业立国,后来再版时有过很多异名,如《铁冠图全传》以书中铁冠道人的图画命名,《顺治过江》以清军过长江为鼎革之关节,《定鼎奇图》则把图画与清廷建国扭结在一起。其他还有《雷峰塔奇传》等小说,皆是如此。
    第二,书商的销售策略。潘建国曾指出,晚清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就是改换小说题目,欺世取售。其法五花八门,或攀附经史及小说名著,在书名上贴上所谓“志”“传”“纪”等标签;或称是“外史”“外传”“逸史”“秘史”等,有的与历史毫无关系,如《封神演义》改为《商周列国全传》。特别是傍名牌,刘廷玑《在园杂记》说:“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四大小说名著自不必说,有以“奇书”改名者,如《艳镜》又名“三续”“四续”《今古奇观》,《石点头》又名《五续今古奇观》等。有以“才子书”标榜者,如《好逑传》为《第二才子书》,《两交婚小传》为《续四才子书》等,都是希望通过傍名牌,产生附骥效应。
    一些涉及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小说被禁毁,但这类小说有巨大的阅读群,书商为了牟利,便偷天换日,躲避查禁,色情小说都曾有这样的经历,如美国国会馆藏《如意君传》正文卷端题“阃娱情传”,以娱乐障目。《浪史》改为《巧姻缘》等,《肉蒲团》先后改为《钟情录》《巧姻缘》《觉后禅》《循环报》等,皆以爱情或悟道之名洗白。
    或是利用书名做广告。张敏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小说和题目》一文,称小说好似商品,“能否引起读者的兴味和注意,将首尾读全,委实也是看着那题目的吸引力如何。所以题目是小说的广告,也可以说是引诱读者的香饵”。因而一些小说作者或书商故意标新立异,以期达到吸睛效果,常在书名之前附加“古本”“批评”“精镌”“全像”等字样,吹嘘书的版本、印刷、插图、评点等皆质量上乘,其实不少是以次充好,冒名伪托。晚清时期,由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小说遂从“小道”跃升为“最上乘之文学”,成为报刊最受读者青睐的文体,因书稿需求量大,遂成枯竭之势,不少书商便将旧小说改头换面,冒充新作,如道光年间将《金云翘传》改为《双奇梦》,《女才子书》改为《情史续书》。
    由此可见,明清小说一书多名现象的产生,与作者、读者、出版商都有关系,是当时社会思潮、读者心理、文坛风习及商业经济等状况的折射,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的销售和传播,但弊端也不容忽视。有的小说题名“按实定名”,“名生于真”,因而产生“名实相生,利用相成”的艺术效果,促进了小说的传播;有的则粗暴更名,造成“名实相怨”,“反相为情”,即书名与内容割裂,甚至毫无关系,如光绪间出品的小说《白云塔》曾改名《新红楼》,其实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此类不胜枚举,出版商唯利是图,侵害作者和读者的权益,破坏了小说创作生态。叶小凤在《小说杂论》中批评晚清小说道:“今之定小说名者,非不能研究,病在弃文以昵人,于是择辞必妍,定名必巧,花草情恨,钗钿梦泪等字杂见于首页,千书一律,转令见者不知其所言何事,所称何人。”心父在《出版界之每况愈下》中感慨道:从前出版书籍,先考究内容,再斟酌书名,最后才看作者。后来便不然了,变成首看作者名头,次看书名,至于书的内容怎样,倒是顶小的问题。到了现在,风气又大变,书的内容和作者名字皆无关紧要,而变成唯书名是从,越俗越好。这一演变过程,造成小说质量陡降,出版商难辞其咎。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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