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当代“底层文学”创作思潮自发源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较于其他的文学思潮而言，其现实影响力殊胜。文学批评以公正的价值诉求和平等的伦理追求深度参与了这一文学思潮的发源、兴盛与衰退。“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基于平等和公正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批评家猛烈抨击社会存在的阶层分化、阶级压迫、“劫贫济富”等病症。从社会层面来看，底层文学研究伴随着1990年代“工人下岗”以及世纪之交的“农民工进城”大潮，极富现实关怀精神和思想批判力度，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合流一处，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向外转的重要表征。原因在于，底层文学的情感原动力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紧密相联。福山认为，与前现代社会受君王统治的价值依附相区别，当代人“所追求的，是对他们作为曾经被忽视的或被贬低的团体一员而应有的平等的地位——比如，作为女性、作为同性恋者、作为乌克兰人、作为残障人士”，等等。归根结底，“寻求平等承认或尊重的需要是现代性的支配性激情”。同样，底层的发声或替底层发声，都围绕这一核心诉求而展开。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许多批评家在探讨底层叙事时，往往显露出某种程度的非理性偏好，使得底层文学研究话语的伦理逻辑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批评家围绕“底层”这一概念，既能连接阶级斗争思想，又可导向朴素的上下级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这些话语的价值堆叠中推导出底层天然的伦理正义，而无视了底层与中上层同样作为人的平等本质决定了底层不可能独占伦理正义。另一方面，底层文学研究在自诩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的过程，或是意气用事地反对出于伦理道德的价值商榷，或是一厢情愿地陷入了怀旧情绪中崇旧抑今，或是寡陋浅薄地批判城市文明、商业文明的道德堕落，讴歌底层、穷人的道德高尚和人性淳朴，实则在潜意识地形成了“越穷越道德”批评伦理。由此，底层文学研究在文本上呈现出多重的批评伦理悖谬，一并在公正和平等这一伦理核心上，解构了底层文学研究的话语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必要以平等的伦理思想为出发点，考究底层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乱序和逻辑悖谬，进而追问研究者怎样面对底层文学？如何建构平等的、有效的批评伦理体系？以何种方式对待历史记忆与现实关怀？凡此种种，都无法脱离道德这一理性和自由之内核的思想支撑，底层文学研究对道德的独特认识构成了批评伦理的础石。然而，一种认为改变底层要优于揭示底层的思想观念主导了批评话语生产，剥夺了研究者理性的思辨能力，这是考察底层文学研究之批评伦理何以走向溃败的出发点。
二、改变底层优于揭示底层：崇拜现实行动的批评话语
底层文学的创作动力发源于一种价值困惑，即是底层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却不一定能够赢来城市及上层的青睐，因为，“严酷的市场经济准则不是以农耕文明的道德法则行事的”。尽管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存在着对社会本质的差异性认识，但应当承认的是，大多数底层写作者出于道德情怀来关注自身周边社会中被压迫、被侮辱的弱者。蔡翔曾表示对平等和公正的神话——乌托邦——有一种“天生的迷恋”，故而在“目睹了那么多的欺凌和掠夺，那么多的屈辱和侮辱之后”“内心再也难以对这个世界热情洞开”。并且，蔡翔不无痛惜地拒绝接受“穷人间的相互掠夺”。陈应松认为，“‘底层文学’的意义就是把严峻的现实推到公众面前，把人们打盹的、东张西望的、羡慕财富和权力的目光拉向了社会上无助的人，从经济奇迹、富人、时尚和霓虹灯装饰下的生活拉向了社会的最底层”。如是之类，皆说明底层文学思潮发源于知识分子深厚的道德精神和理想激情。但可惜的是，以平等和公正等道德理想为纲领的底层文学研究却多呈现出“改变底层要优于揭示底层”的话语逻辑，在相关批评文本中，道德阐释是“浅陋无力”的，道德义愤是“僵化保守”的，文学创作是“软弱无用”的，而现实行动则是迫切亟需的。
其一，底层文学研究话语反对用道德观念阐释底层生活，拒绝以善恶尺度观照社会悲剧，进而将文学批评阐释文学意义、反思文学不足的理念诉求替换为执着于现实行动的社会改革。洪治纲在综述了“底层写作”研究的发展状况后指出，应当着重考量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警惕道德化和俯视性的书写立场？”白浩认为，许多底层文学实际上是“用生活的奇观化、个案化、偶遇化消解了悲剧的必然性，用道德的善恶二元对立消解了社会悲剧的复杂成因，个人奋斗、道德拯救掩盖了解决社会矛盾、探索社会出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里是说，善与恶其实可以实现对立双方的相互转换，而不应简单地一分为二，既没有纯粹的善，也没有纯粹的恶，导致悲剧的原因在于社会的病症。正因如此，研究者相信“仅仅揭示文化层面上的底层规定性最终会遮蔽问题的实质。如果造就底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未被触及和改变，那么，文学家的良心发现就只起自我安慰的作用”。这类表述并非没有道理，诉诸伦理道德的心灵追求并不必然能推动社会的革新，而诉诸社会举措的现实追求常常显得更为有力。但是，社会矛盾并非只存在当代中国的“这一时期”（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扩大而言，自有史以来，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堪称没有社会矛盾。人类自发的争斗、竞争往往会导致群体内部的分化，乃至塑造了阶层、阶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分析道：“人类存在着两种不平等：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伦理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协约，并且这种协约是由人们的同意确立的，或者起码是人们许可的，而这种协约是由某些人专门享受且往往有损于他人的各种特权（如比他人更富有、更高贵、更有权势，或者甚至要求他人服从他们）组成的。”因而可知，探讨道德伦理本就是追求平等与公正的应有之义，引发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恰恰归属伦理范畴。而且，当人们着意诉诸现实需要时，一个常被批评者所忽略的事实是，支撑着现实举措得以推行的根本力量是人类群体对善与正义的深刻认识。在这一意义上，“道德相对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反倒是遮蔽了真正具有力量的底层文学。
至于有论者认为苦难书写已“变为主流的减压文学、消气文学，变为冷漠、冷血的文学，变为无所行动的道德自慰文学”。这些断语更令人困惑，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何以要有所“行动”，而这“行动”又该当向何方？所谓的“道德自慰”又作何解？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不正是“借他人酒杯浇个人块垒”吗？不正是力求在文学中直抒胸臆、揭露黑暗并反映现实吗？在这种文学批评话语的生产中，涌动着一股鄙薄“道德”问题而尊崇“行动”问题的价值流向，实则在无意识中超过了文学叙事所能承载的使命或理想。评论者所“未能远谋”的是，所谓“行动”的发生，恰恰需要文学叙事作为一种传播道德、善与正义的媒介，进行更为广泛的社会启蒙。诚然，回到五四新文学发源以来受到人们遵奉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可以说“‘新文学’与‘新文化’应该是让人们面对现实、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切唯现实行动是从？是否说明文学写作中的情感表达、道德探讨和理性思辨都不如现实行动来得重要呢？显然此两者并不是善恶对立的两端，而是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探讨公正与平等的内涵、善恶的尺度，反倒是能够形成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基于伦理共同体的情感潮流，从而催生社会思潮的转变，促成现实社会具体的政策改革。
其二，底层文学研究者出于对道德说教或政治话语的逆反，使得其审美底层文学的趋向停留在原始本能和生命经验的维度上，从侧面显示出对伦理审美的疏离意识。批评家相信底层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源自切身生命体验与精神冲动的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的文学性”，可以救济被“政治与道德说教所反复修饰、污染过的文学性”。研究者在论述贾平凹《高兴》的文学史价值时指出，贾平凹为底层文学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李龙也认为“无法通过伦理道德的优先性来确立底层文学叙事的正当性，更无法确立底层文学理论话语的合法性”，而底层文学的价值在于底层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次“自我救赎”，回归了“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蕴”，同时也是“对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底层群体精神的救赎”。至于底层文学的写作者当与纯文学作家一并放置在“文学性”的标准下，进行平等的、去“神圣化”的比较，更不能以“题材决定论”的视角来“供奉”底层文学。应当承认，仅仅以题材的内容来决定文学的好坏有焚琴煮鹤的嫌疑，但是否以文学性为标尺而丝毫不顾惜题材内容和道德意识，就能够培植出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呢？恐怕大多数熟悉文学史经典的研究者都不能认同这一断论，故而完全拒绝道德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参照意义略显“矫枉过正”。另外一个事实在于，当代底层文学思潮的创作毕竟与1949年以来那些题材至上的主流创作相去甚远，题材内容和道德审美在前者那里只是作为一种创作的必要条件而存在，而题材和政治在后者那里则是成为一种必要且充分的决定性理念而展开。
其三，底层文学研究暗示底层人物受到整个社会体制的排挤，认为工人群体若不能继续享有福利待遇便是社会分配的不公，至于下岗工人的堕落则常常被其当作社会不公的论据，因此更为迫切的是进行社会改革来改变底层的现状。研究者进行问题归因时，也多导向外部社会环境，而拒绝审视个体心灵病症。例如，在针对贾平凹《高兴》的批评中，即便刘高兴身上有鲜明的阿Q印记，但论者多同情其人生际遇的落寞，认为刘高兴所代表的一类人“当属于城乡中的底层，命运决定了他们进城和不进城并无二致的历史性对峙之悲哀遭际，这种遭际并非刘高兴个人之不幸，而是不易摇撼的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之弊制所致”。甚而相信刘高兴身上拥有追求个体“尊严”的高贵品质，却忽略了刘高兴过于“自恋”的人格特质及其“分裂”的人格结构所隐藏的作家本人之叙事偏好。而剖解贾平凹《极花》的批评文本，更是显露出底层文学研究中以底层为中心的话语专制和道德考量的理性缺位。除此之外，底层文学研究对陈应松《母亲》《马嘶岭血案》中底层人的过分同情，缺少道德观照，也是一种固守价值排序观念的无意识表现。李云雷认为《马嘶岭血案》中的挑夫们只是出苦力，科技踏勘队勘察的金矿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科考队员对挑夫的粗暴态度以及他们富有的生活方式，一再刺激挑夫们渴求金钱的心灵，因此酿成了最后的悲剧：他们杀死了科考队员”。批评文本于此将杀人的动机归罪于贫富差距和城乡之别，而恰恰忽视了挑夫这一底层群体人格的剖析，无疑从侧面证明了研究视角回避道德、维护底层的实质，研究者无形中拒绝了作家揭示底层的企图，将论题引导到改变社会上。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底层写作将一种极为惨烈的社会现象处理成社会环境败坏所主导的简单逻辑，批评家却没能反思这一写作对人性、灵魂的窄化，将批判的矛头导向社会环境的倾轧和他者的压迫，诚然摒弃了道德立场和伦理视角，但终未能衡量出此类写作的文学史真价。与此类批评观念相反，周保欣考察了底层文学的道德立场，点出了文本中出现的一种弊病，即是“对于人物出现的非正当性道德行为，作家很少从人物自身角度找原因，而是把所有的过错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黑暗”。这倒是说明底层文学对于底层的揭示还不够深入。
上述关于底层文学研究认可“改变底层优于揭示底层”的现象说明，在底层文学研究的话语生产中，批评主体或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之举，整体表现出一种排斥道德视镜而重视改造现实的价值立场。此种批评伦理趋势如果放置在先锋文学、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中，或可具有“矫枉过正”的历时性意义。然而当这种鄙夷道德甚至轻视文学的主观态度和无意识倾向充斥着始终高举平等、公正旗帜的底层文学研究中，却动摇了底层文学研究之伦理立场以及底层文学思潮之理念根基，构成了底层文学研究批评伦理悖谬的第一重维度。福山曾指出，在现代经济社会的企业体制内，当职工“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动用个人关系帮公司解决问题——不仅是想挣得奖金”，但最终被公司裁掉时，他们“会觉得这不单纯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的决定，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底层文学涉及了大量的经济生产和阶层关系，在冷冰冰工具理性、资本利益下，这些外在的结构秩序其实凝结着道德内核。契约的失效和共同体的瓦解是许多人物和叙事者诉诸道德视镜的关键原因。故此，如果底层文学研究拒绝承认文学创作整理世道人心的社会价值，进而遵信“道德相对主义”，奉行唯美主义的批评观，反倒是远离了底层文学思潮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内核，走向了以改变底层生活贬低揭示底层现实、以唯美态度鄙夷思想深度的理论歧路。然而，就底层文学研究的批评伦理的病灶而言，上述诸种观念只是打开其批评话语与底层文学思潮核心价值相抵牾处的外围视野，更深一层的伦理悖谬在于怀旧情绪弥漫而生成的崇旧抑新的情绪意志。
三、崇旧抑新：扭曲了底层文学的理想追求
如果说过分推崇现实行动而贬抑在文学中对底层的揭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底层文学批评伦理的第一重悖谬，那么，在面对生活记忆和当下社会时，底层文学研究出现以旧为美、崇旧抑今的思想倾向，则是构成了底层文学研究批评伦理的第二重悖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儒家情怀和精神理想，但相对而言，底层文学研究者的崇旧风气只是局限于当代历史的前三十年。即是认为前三十年的人性是淳朴的，而当下的人性是堕落的，认为前三十年的社会风气是纯洁的，而当下的社会风气是浑浊的，认为前三十年的人心欲望是节制的，而当下的人心欲望是泛滥的。总而言之，底层文学研究在鄙夷现实社会的腐化黑暗之时，想象记忆中旧时的美好，是怀旧癖的外在表现。
蔡翔在《底层》这篇文章中追忆往昔，不无眷恋地说：“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我记得我们楼里有一个食堂的办事员，因为贪污受到处分，而他的家庭也因此遭到全体居民的拒绝。”诚然，在评论者眼中，底层之人皆有一种“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心灵境界，但是，论者忽略了不道德的祸及妻儿的身份歧视和落井下石，反而当成了道德行为的具体表现，这不得不令人质疑其底层想象的神话成分。等到了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得到一定的发展自由度，“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显然，评论者其实对“那个时代”隔着一层“美颜滤镜”，怀旧情绪令其没能区分前、后时代人性差异的实际原因在于，一个是受制于统一话语主导的、驯顺的“善”，而一个则是具备了一定自主性的、叛逆的“恶”。前者之所以表现得非常接近于道德，只是因为尚未得到表现个体人性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都拥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人们所共同维护的道德尺度也有所变化，整体而言，不仅不是如论者所言的堕落，反倒是显现出某种进步包容的特征。可资佐证的现象是，一旦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所谓底层人性淳朴的“神话”也即宣告土崩瓦解，回归活生生的、有着生死爱欲的真正的人。论者指出刘继明小说对带有“体制内症候”——“缺乏主体独立意识，潜在的优越感，自命不凡，怨天尤人，不愿吃苦”——人物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底层文学对“新国民性”的批判。如果底层文学研究者没能反思这些带有“体制内症候”的人物身上的弊病，任由“怀旧”的情怀弥漫、固化为一种既定历史观的表达，便会形成如下这类有违历史曲折性前进之真相的论述：“1990年代最触目惊心的变化之一是工人阶级——不，是工人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工人曾经被钦定为‘领导阶级’，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曾几何时，工人阶级成了一个像恐龙一样的概念。他们已经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消失，作为‘下岗工人’或者最廉价的‘人力资源’播散到城市的边缘。”当人们面对商品经济展开积极的竞争，利用难得的自由空气拼命呼吸，底层文学研究者们却仍在怀恋那种勉强温饱却又造成巨大“工农剪刀差”的特权身份，不得不令人怀疑其能否理解自己所言平等和公正的含意。
有研究者已指出，蔡翔等叙事者对旧时代的回忆虽然是“厚重的”，但“这种记忆必然经过了有意的修辞，呈现出了炫目的理想化色彩”。贫富差距、阶层差异、统治与被统治等等现象，并不是天然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而是早在蔡翔等人记忆中光辉的时代中，已然有迹象可循。底层文学研究者在为当下社会产业工人群体的困顿境遇扼腕叹息之时，在极力畅想产业工人群体昔日的辉煌功业之时，总是有意识地忽略曾经存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巨大的城乡鸿沟和工农剪刀差，对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平等的选择性遗忘，一直伴随着底层文学思潮的“进行时”，甚至部分延续到底层文学思潮的“未来时”——新东北作家群的批评建构中。然而，神话过去的底层，并不能书写底层的新神话，进而粘合起“想象的共同体”，令最广泛的国人接纳与传颂。
同样，这种针对特定历史的怀旧情绪和崇旧抑今的思维方式，也蔓延到回溯当代主义文艺经验的寻根探源上。李云雷认为，“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但事实上，许多底层文学研究者却正是假借底层文学思潮的势头重温阶级话语，借机呼唤左翼文艺的绝对统治地位。他们干脆以“新左翼文学”“人民性”等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的概念命名、阐释底层文学思潮，如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陈晓明的《“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何绍俊的《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邵燕君的《从现实主义文学到“新左翼文学”——由曹征路?骉问苍茫?骍看“底层文学”的发展和困境》、李云雷《?骉问苍茫?骍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张继红和郭文元的《作为“底层文学”资源的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白亮的《“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等等。
紧随着这股推崇左翼文学传统的潮流，批评家多追忆“深入生活”“从基层培养作家”“工农兵文艺”等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的历史经验，并奉以为尊，将底层文学思潮对当代文学向内转的逆反视为回返1942-1976年间文艺经验的契机。邵燕君在文章中回顾了延安文艺体制对“生活”的定义——“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有资格成为文艺创作的题材”。而“为了完成为工农兵及革命干部服务的任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熟悉他们的生活、运用他们的语言，在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由于当代文学“深入生活”体制的解体，底层文学叙事往往陷入作家私人话语的窠臼中，文本令人感到“‘下生活’的程度不够深，与笔下的人物不够亲”，而作为这些底层文学文本榜样的则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等工农兵文艺体制下的杰作。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从基层培养作家’的传统”也被当作与“深入生活”同等重要的文艺经验，受到论者的推崇。但是，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前者带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意味”，而出于“文艺对垒”立场所主导的工农兵业余写作根本无缘文学史的经典化。相似的是，丁智才认为底层文学的局限在于“作家缺少足够的生活体验，对至今尚劳苦于中国底层的广大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仅仅是“仅走马观花似的‘深入生活’”。
在这些底层文学研究的论述逻辑中，当前底层写作之所以成就不高，是因为舍弃了上述文艺经验的传承。论者正是在这种怀旧意识弥漫的思维中，有意地忽略了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重磅级的现实主义作品频出的事实，如张炜《古船》、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余华《活着》、王安忆《长恨歌》、毕飞宇《平原》等等。这些作家其实很难说做到了与底层同吃同住。并且，表现为崇旧抑今的文艺理念在指导底层文学创作时，只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1942年至1976年这短短三十年的文学经验，即便在当代文学内部也未能实现公允持中的态度，更遑论将目光投向新文学小传统、中国文学大传统以及世界文学的整体观。无独有偶，基于对过往历史——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个人观察和欣赏态度，基于底层写作中蔓延的针对“改革”的“不同声音”，旷新年干脆“认为，如果要企图重新恢复文学的生命，那么就要使文学重新获得政治感觉，使文学重新政治化”。其实，无论批评家的怀旧情结如何泛滥都不应忽略当代文学史的事实在于，一旦文学脱离“一体化”的生产机制，便当即宣告获得更高程度的创作活力，而底层文学创作的向外转恰是以此叙事自由度为前提的“现实主义”回归。
回顾往昔，中国古代学术曾因信而好古成为统治者钳制思想的工具，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传入进化论等科学思想——尽管它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才使得学术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古今之争的冲突仍旧纷乱扰攘，而中西之别则在“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核上定于一尊。底层文学研究者在世纪之交畅想过去与未来，却显露出不可小觑的怀旧情绪，其批评文本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崇旧抑新倾向，实则动摇了底层文学研究批评伦理的根基，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而言皆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与此同时，底层文学研究猛烈地抨击叙事者的精英身份，成为了压垮批评伦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反智的理念成为延宕在批评文本中的“幽灵”，越穷越道德、越穷越有表达权的内在逻辑使得底层文学研究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学理深度和凝聚力。
四、越穷越道德：陷入感性主导的身份排序
当底层文学研究追求着平等和公正的理想时，势必要重构整个社会各阶层身份的价值排序；当底层文学研究反对僵化迟滞的写作时，精英与底层作为两种对立的言说群体被建构起来。但是，当代底层文学研究实则并不认可文化精英书写底层的权利，剥夺其道德合法性，并且从身份上将其排除于老百姓或者底层的行列，而几乎不顾及此两者之间重合的可能性。在这一思想脉络的导引下，作家的精英身份而不是文本之得失，反倒成了批评话语争议的论题中心，精英能否代言底层而不是精英何以表现底层，变成了批评话语计较的理论关键。具体而言，这种从写作的身份正确切入底层文学研究场域的话语生产，其逻辑内核则是“越穷越道德”的伦理谬误，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底层文学研究从精英与底层的二元对立视角切入问题，剥夺了前者——主要是文学知识分子——代底层发声的合法性。莫言认为：“所谓‘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似乎很低调和朴素，但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一个道德的说教者。”应当承认，作家于此提出了写作者的立场问题，作为什么身份来参与写作成为底层文学思潮的核心问题。莫言的“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去写作”的宣言是具有智慧的，同时也避免了伦理上可能引起的争议。但是以“居高临下”来评价文学知识分子的写作未免有些偏颇，更何况居高临下本身也只是一种视角的使用，全景式地展现整个社会的风土人情又有什么艺术上的错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曾因为百科全书式、全景式的写作受到人民的喜爱，并且行文充满着道德的考量和宗教的情怀。究其根源，是当代以来社会体制培植的话语传统要求文化精英匍匐在地，做群众的“小学生”，而不能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的普遍特征概括为：“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底层文学研究文本中堆叠着对知识分子理性思考之价值的质疑，现在这种质疑蔓延到知识分子本身的道德上，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非道德属性决定了其叙述底层是次等的选择。
南帆回顾新文学传统并作总结：五四新文学的主将们虽然开创了启蒙国民的文学范式，但也忽略了“底层的大众是白话文的叙述主体，白话文是他们表述底层经验的基本形式”。而残酷的革命斗争和社会现实令底层不得不把表述底层经验的权利让渡给知识分子。并且，在社会各群体的对话中，“尽管这些对话仍然可能包含巨大的不平等，但是，底层至少赢得了发言的机会”。在这里，论者虽然肯定了知识分子代替底层发声的历史价值，也明晰了底层现实中所获得的社会关注，但批评文本的伦理逻辑却显示出一种非要底层言说自身才是最终正义。言下之意是底层才是道德的，因此他们自己掌握叙述权利才能形成正义的底层文学。而知识分子是不如底层道德的，所以他们的叙述只能是次一等的、暂时的选择。以至于，聆听底层的“革命呐喊”是“谦逊”且道德的，传播给大众“救国理念”则是“居高临下”而不道德的。刘复生也认为中小知识分子尽管仍处于相对底层而言的有利位置，然而“他们借底层所传达的对于现实秩序的批判与质疑又是有限度的”。同样，孟繁华将“无产者写作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写作相对比，认为后者已经陷入了“诗化”之路，而丧失了曾经来自底层的“鲜活生气”。这里的“无产者写作群体”是指那些曾在底层生活而从底层走出来的写作者，这一概念当然包含了部分知识分子群体。论者不是单一地推崇“打工文学”和“基层写作”，显出一定的客观性，但仍然不离轻视、鄙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维惯性——暗示不曾经历底层生活的知识分子就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除此之外，刘继明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单正平的《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文章，纷纷从叙述底层者的精英身份出发，信赖那种具有基层生活经验的底层叙述者，批判“一个被知识者叙述出来的‘底层’”。他们提供的原因是，“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负和傲慢，使他们习惯于制造理论幻觉，而拒绝同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及任何文化异见者对话，他们总以为自己内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为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这里已经充分贬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道德感和自信，然而，这里的论述却大半是一种想象中的情感演绎。与作为中产阶级的、隶属于富人阶层的文化精英相比，底层作为穷人的道德感则是不言而喻了。换而言之，研究者不是围绕着作品本身去探讨底层叙事的优劣，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非议知识分子身份道德感的平民情结和文化意识。王尧在文中分析批评家对底层表述权的争论，回到了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中的论述。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而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阶级同情，则被恩格斯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由此可见，过于关注作家的不够道德的中产阶级身份，过分渲染拒绝精英的道德态度，其实在现实主义理论上难以成立。而底层文学研究过分看重作家身份的“正确”，则是陷入了“越穷越道德”的伦理陷阱而不自知。
其二，一些研究者在表述底层之时，习惯于用社会环境的恶化来解答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并且更愿意相信穷人的朴素道德感是他们自主的选择。反之，对于富人，则是认为他们的成功全然凭借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特殊机遇巧取豪夺，而他们的道德败坏则完全因为他们自身的内心恶劣。蔡翔指出：“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当他看到底层人民为富裕而丧失了纯朴善良的品质，他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我只是觉得，我的底层因为对富裕的追求而付出太多的纯朴和善良。也许，因为在这个时代，劳动不再神圣，富裕必须依靠投机和掠夺。”同样，一些研究者则是认为刘高兴体现了民间道德文化，而城市文化则是“道德堕落”的、“物欲泛滥”的。至于小说的内在结构则是“乡村贫穷而尚存仁义，城市富足而毫无道德”，甚至乡村中“原本善良的人，在城里呆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狠毒、越没有廉耻”。也即是说，在成为富人的路上，所有人都需要丢掉道德这个沉重包袱，从穷到富，是道德逐渐归零的过程；也即是说，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生之旅，也是道德由高到低的绝路。
在讨论底层文学中的人物时，研究者惯于使用生活摧毁了人物的信念、用城市压迫了底层等话语表述方式。例如在一篇评论《那儿》的文章中，论者认为“生活毫不犹豫地毁灭了杜月梅。在生活的压迫下，她沦为私娼，丧失了尊严。她的身体被贬低成为商品，被贬低成为廉价的商品，她被迫丧失了人性”。类似的是，研究者认为《高兴》写出了“中国在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被以‘大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挤压、剥夺、诱惑的农民，抛离土地，进城谋生的生活状况”。同样，潘磊的《底层女性的生存与精神——论乔叶的底层叙事》、张东丽的《别样的“底层写作”——解读迟子建小说近作的一种视角》、刘旭的《在生存中写作：从“底层文学”到“打工文学”》等文章，或多或少使用了这种贬低城市文明、批判城市危害性的阐释路径，文章常常起到维护底层、为底层道德堕落辩解的效果。显然，研究者在无意中服从了一种话语：底层劳动者的人性最为淳朴美好，他们的堕落全都是外在环境、城市文明的挤压导致的。即使他们中有一些人很有现实功利的念头，那也是受到了物质文明——干脆等同于城市文明——的诱惑。总而言之，底层或者说穷人的道德感是不证自明的，来自富人阶层和富裕社会的压迫和诱惑导致了他们的堕落，他们在获得财物的同时失去了道德的尊严，他们的生命在被动地滑向文明社会的谷底。
“越穷越道德”的批评伦理其实涉及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富伦理或者说经济伦理的问题，更深层次上而言，底层文学研究者忽视了底层也具有理性、并依赖理性的事实。邓晓芒曾有一篇演讲稿对此论述精到，引人深思。在一次名为《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的讲座中，邓晓芒先是分析了当代社会中的官商文化、儒商文化和佛商文化。他认为，前两者实则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佛商文化则因为重视机缘、慧根和悟性，暗合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但这种文化实则还没有自觉地用理性去认识市场经济，因此容易消极腐化、缺少终极关怀。而康德哲学强调实践理性的意义，因为，即便是为了利己和日常算计，人们也要用理性去协商来达成双赢。至于更高层次的道德的实践理性，却不在乎双赢，而是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始终一致，即出于义务的按照道德律做事。由此可见，人们运用理性认识市场经济规律后，并不会一定违背个人的道德底线。那种认为随着富裕一定会丧失道德，随着贫穷一定会增长道德的思维，其实没能认识到道德是关乎个体内心选择的行动。社会环境、贫富与否只是充当了衬托个体道德选择的参照物，更为关键的是那颗追求道德的自由之心。
平等，一个萦绕着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文化宗旨，起义的火光曾经照亮它，革命的鲜血曾经染红它。当代底层文学思潮以此核心价值为起点，以“理想国”为归宿。然而底层文学研究的批评伦理却显示出多重悖谬，出现许多违背理性认知的话语生产。在这之中，改变底层要远胜于揭示底层，崇旧抑新的怀旧癖萦绕着东方国度的士人心理，越穷越道德的身份政治也令文学的启蒙意义走向崩溃边缘。故此，反思底层文学研究的批评伦理之悖谬，是在文学批评中传承平等和公正等理想的前提。卢梭曾指出，专制者们会利用一切手段涣散群众的组织，“播下分裂的种子”，使得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对立，令之“相互怀疑、相互仇恨，以此来加强钳制人民的一切权力。专制统治就是从这种混乱和这些变革中，渐渐抬起了它那丑恶的头，吞噬了它在国家各个组成部分中发现的所有有益和合理的东西，最终把法律和人民踩在脚下”。为了避免这种历史的悲剧结局，底层文学研究宜当反省批评伦理的缺失，重视出于理性和自由的表达，重审一切世俗道德的本质，衡量古今之变的真价，而不是在社会群体中造成更严重的断裂，更不是播下造成话语专制的恶之花的罪恶种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长篇小说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2JJD7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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