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青年写作应该有怎样的文学抱负和责任意识，以及有怎样的可能，我还没获得很清晰确定的答案。身为青年的一员，我又深知，面对问题应尽一己之力去探寻，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给出完善的答案。因此，我尝试自问自答，抛砖引玉，期待引发形式不一的共鸣与回响。譬如精妙的启发，或是反对的声音。
一
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作，最终也需要落实到地方，借此获得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异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首先需要有历史的纵深视野，也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去看当下。身处不同的时代，每一代人要完成的任务，要承担的责任，可能会不太一样。从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看，我们前面的很多代作家，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讲述他们那个年代的中国故事，是参与构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为了把世界带进中国，让国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这些目标，我们的前辈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则是坚持从世界看中国，让中国始终保持在世界之中。全球化虽然是大势所趋，但是逆全球化的风险并没有完全消失。种种形式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仍持续发生。包括战争、流行病、利益冲突在内的全球互联的负面形式，可能导致互联的彻底中断，让世界变得四分五裂。
从这样的时代语境出发，我认为，当下的青年写作起码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在今天，我们既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去写作，也要有世界的视野。夏志清曾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有“感时忧国” （obsession with China）的传统，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指认。在指认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会构成一种限制。如王德威所言：“夏志清当时对‘感时忧国’这四个字的描述其实是有贬义的。他其实是认为，一个伟大的批评者，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不见得只应该把眼光局限在一时一地的历史辩证上而已，尤其是党同伐异的宗派姿态。文学以及批评的创造者当然立足家国，但他的心胸应该是无限开阔。换句话说，它应该同时也是个cosmopolitan，就是一个四海一家、有世界观的、世故的文化人。”夏志清的相关判断，有二元对立的、简化的风险。实际上，作家不妨有国族意识，是国民的一分子，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如埃德加·莫兰所主张的，同时应该以地球为祖国。这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作家自然也不必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不只是意味着作家要在广阔的视野中去书写，还意味着要承担起文明、文化的阐释者和沟通者的角色。作家要往返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文化体系，着力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作家的书写要成为跨文明、跨文化的桥梁。这不只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愿景，实际上，也是迫切的现实任务。回顾我们的过往历史，战争或形形色色的冲突，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巨大阴影。而在今天，种种形式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仍旧频频发生。只有在多元文明、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文化、文明的互观、互识、互补、互利、互渗、互融，不同的国家、区域和人群能够真诚地理解和承认，做到求同存异，世界才有可能会变好。
其次，要有世界文学的自觉意识。作家有多种多样的写作资源和写作方法，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要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这意味着写作者既要以多元的、丰富的世界文学作为写作资源，写作时的技艺、眼界和问题意识也应该有世界性的维度。具有世界文学属性的作品，往往具有跨文化的性质，而且具备跨越地方、区域和国界的能力。好的文学作品，离不开对地方的凝视和表达。可是，在强调地方的意义时，也要避免画地为牢。我们需要有地方之外的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地方。不管是写什么题材，世界都是我们重要的认识框架。我们需要一种写作的辩证法，或是关于写作的辩证认识：从地方出发的写作，最终要走向世界；以世界为视野的写作，最终也需要落实到地方，借此获得写作所需要的具体性与独异性。我们既要有写作和生活的近处，也要有远方；走向远方后，也还需要回到近处，不忘记出发之地。
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文学视野的写作，是接下来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方向之一，是更新中国文学的一种路径。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变革的趋势，而如何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去认识，如何在全球史的、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去进行写作，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二
新媒体的兴起，让视听文明已成为时代的主要表达形式，读文学作品的人日渐减少。面对这种变化，作家的写作应该分众化。作家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目标等去寻找、选取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
今天的青年写作，还应该考虑到文学所可能面对的危机，并为克服危机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
在当下，文学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危机。危机和媒介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新媒体的兴起，让视听文明已成为时代的主要表达形式。电影、电视和短视频，吸纳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注意力。相应地，读文学作品的人日渐减少。面对这种变化，作家的写作应该分众化。作家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目标等去寻找、选取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在当前时代，我们其实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写作。
要重视带有先锋探索性质的、小众的写作。这一类写作，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文学实现内部革新的重要动力。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余华、苏童等作家作品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昔日先锋文学的叙事成果已经为今天大多数的青年作家所继承、所掌握。青年作家借此迅速完成了诗学或叙事艺术的基本积累，继而开始进行个人化写作风格的建构。先锋文学依旧是今天大多数青年作家写作的“起点”，具有先锋性的、革新性的写作抱负，仍旧必不可少。
亦要重视尝试在新媒体的语境中融通雅俗写作。有不少作家开始介入新媒体，借助新媒体来扩大作品的传播面。也有的作家尝试从写作本身出发进行突围，比如蔡崇达（《皮囊》《命运》《草民》）、李停（《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还有很多在“ONE·一个”“豆瓣”等平台发表作品的作家。蔡崇达、李停等作家有鲜明的读者意识，会注重降低作品的阅读门槛，试图用简约的文字来呈现丰厚的生活。表面来看，他们的写作放弃了过于繁复的表达技巧，只是漫不经心地讲故事。而实际上，他们会很认真地经营笔下的每一个细节，慎重地对待每一个词语，以便让自己的所思所想能让读者充分感知、理解，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在阅读时都有所收获。这类写作，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纯粹，但是有其独特意义。我们确实需要把失去的读者重新赢回来，需要让这个时代更多的人热爱文学。
三
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把最好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仍旧是保证写作水准并稳步提升的基本前提。对写作保持热诚，有耐心，全力以赴，仍旧是写出好作品、赢得读者最有效的路径
对于新语境的变化，作家除了顺应，也应有所警惕，有所取舍。
随着文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整个文学机制的变化，作家开始更多地介入到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甚至是评价等环节当中。敏锐地应对问题无可厚非，可是在应对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比如说，随着介入的文学环节增加，作家能够真正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就大幅度减少了，作品质量也随之急剧下降。读近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我时常觉得，所读的并不是文学作品，而只是文学作品的草稿。在历史题材小说中，问题尤其严重。很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在文学性和可读性上甚至比不上一些历史学著作，文学作品的草稿化趋势和作家作品宣传力度的加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增加曝光率对读者的吸引是有用的，但这种有用性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写作时只是草草了事，那么后续的任何努力都是可疑的。
作品质量和写作时间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天才作家在短时间内也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可是，天才总是少之又少，有天才幻觉者却总是很多。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把最好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写作中，仍旧是保证写作水准并稳步提升的基本前提。对写作保持热诚，有耐心，全力以赴，仍旧是写出好作品、赢得读者最有效的路径。致力于写出体面的作品，依然应是作家的重点所在，也是责任所在。
新的时代语境，需要有新的作家主体的诞生。在更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道路上，青年的身影不可或缺。
（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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