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似乎总是跟香港地名学密不可分。为何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研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实在太多，葛亮这篇有何特点呢？
我想特点就在于，“双栖”的葛亮即使引经据典，大谈理论，却仍然不失其小说家之本色。比起纯粹的学者，他更关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对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处理方式。他不仅引入“南来作家”张爱玲、楼适夷、王安忆的香港叙事跟一众香港本地作家做对照，也分析了香港本地作家内部对各自眼里的“地方”的差异化呈现。这就多少松动了关于香港的“铁板一块”的凝固想象，借助文学叙事的多元形态开启了进入香港这个奇异之境的更多通道。这种观照方式对于认识其他地域的地方性叙事，也不无启迪。
洪治纲撇开山川自然、社会历史之类通常所谓的小说“背景”，聚焦于往往不容易被读者一眼看穿的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另一种“背景”（这或许是他在小说理论上的一次独创）。他认为有些小说之所以被归入“通俗”一路，就因为“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在背景处理上相对简单，缺乏复杂的、多重的伦理参照。而优秀的小说往往会在人物关系的背景设置上穷尽作家心智，层层铺陈，耐人寻味”。
但洪治纲在分析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如何“对疯子的身份进行了背景式的交代”时，将小说思想内涵与重大历史事件关联起来。在他这里，作为山川自然与社会历史的“背景1”（客观环境）跟以人伦为核心的“背景2”（多层次人物关系），依旧不可分割。关键在于，小说家如何将上述两种“背景”的内容合理配置在叙述结构的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引导读者必须经由一定的阅读理解过程，才能获得此一过程开启之前所没有的新认识。
尽管洪治纲说“背景”问题无关具体的小说技法，但我读他的文章，还是会油然想到一度流行的“冰山理论”，以及从绘画那里借来的前景、中景、远景之类的说法。尤其看他分析《傻瓜吉姆佩尔》的叙事翻转，亦即小说家辛格如何将众人眼里不折不扣的傻瓜，最终塑造成比牧师还更能净化他者灵魂的圣徒，就知道洪治纲其实是提醒大家，必须特别关注小说叙述如何合理而精准地呈现事物本身所蕴含的先后、主次、远近、明暗、显隐、真假、表里等逻辑秩序。正是这一点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次移步换景、渐入佳境的灵魂漫游。
读优秀小说，就是要跟作者一道“把栏杆拍遍”，把足下大地走得滚烫，深味每一块“地方”与一人群的深刻因缘；也是要跟作者一道，用心智的光辉慢慢照亮藏匿于流俗之见的大幕后面那些有待照亮的丰富“背景”——被各种认知和道德迷雾所遮蔽的真理与真相。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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