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初稿大部分都是去年夏天在哈佛的Lamont图书馆完成的。这间图书馆就在我作为联培学生所属的比较文学系的小白房子对面，一楼东边有个风景很好而人很少的自习室。通常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那时候馆内空无一人，所以总能占到自习室窗边的一个固定位置，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学生和游客，整排深棕红色屋顶，和一棵无论冬夏景色都很美的树。我写得很慢，整个夏天才写完一篇三万多字的小说。
《收获》杂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殿堂，直到现在，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小说能在这个全国最顶尖的文学杂志发表这件事。这也是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写创作谈，应当有很多话可以写，我却好像陷入了一种词穷的境地。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也许未必是死了，但也差不多形同陌路了。历历在目的居然只有上文所写的这些无关紧要的写作场景。
网络文学写手把新写一个故事叫作“开坑”。我习惯同时开好几个坑，文件夹里都是写了一阵就搁置的小说或论文。因为只有几千字，体量短小，估计也不能算“挖坑”，充其量是“打孔”。文件夹积累的都是这样有头无尾的小东西：街道上漂浮着心脏的城市，脱光衣服坐在街边的中年女人，被逐出师门转行开甜品店的修仙者……有时候会觉得我的电脑已经因为这些脑洞而千疮百孔。对不起得很。
在真正动笔之前，我总是用太多的时间来拖延和酝酿，行走坐卧都在脑袋里反复涂抹这些不成文的碎片。一篇想不通就跳去另一篇，乐此不疲地穿行在这些小说构念搭建的黄雾弥漫的小镇里，以至于每篇小说互相启发、牵连纠缠、千头万绪。也因为这样，我很难凭空回忆起《吃黄昏》这篇小说的写作缘起，为此，不得不对照着当时的日记，像个刚进入文本的陌生读者一样，在字里行间找出开始写这篇小说最初的缘由。
在哈佛联培的第一个学期，除了上课和找房子没有太多事情要做，我背着书包在Cambridge乱走。中意的公寓离燕京图书馆大约半小时的脚程，一直往前，走到底，然后左拐。那是五六月份，走在路上的一瞬间，我闻到某种花的香气，一瞬间想起了浙江老家。正午时分路过人家的花园，一片姹紫嫣红的（甚至还有紫得发黑的）郁金香丛里，忽然看见茂密草丛间有一尊不过膝盖高的雕像。像是圣母，又像是裹着头巾的女仆，垂着头，捧着巴掌大小盆在汲水的样子。这雕像很洁净，但摆得很随意，离主屋的入口很远，主人根本不会经过这里，甚至不会往这边看，为什么要将圣母像摆在这个位置呢？又想，这小雕像可能类似于古代的承露盘，可是草径这么深，接到露水怎么使用？
然而那一个瞬间，烈日之下忽然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它为什么非要有用。在似是而非又顺理成章的世界里，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的确存在在那里，仅此而已。那一刻，莫名其妙的，我站在人家的花园前不可理喻地产生极其强烈的表达和写作欲望，心想：你不是一直想写小说吗，为什么不能写完一个故事呢？
相机聚焦的时候，会有几微秒的失焦，就像近视的人在验光时看见远处的小红房子，你早就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一切又不真切。被灵感和决心侵袭的那几微秒，我们就活在清晰真实和模糊失焦的世界之间。犹豫和酝酿得太久，写小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显得如此郑重其事，以至于不敢提笔，距离上一次发表小说已经过去四年。但很奇怪，一旦下定了“无论如何都要写点什么出来”的决心，剩下的故事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朝着视野里的那幢红顶小房子飞过去。
说回《吃黄昏》。写网文的经验让我养成写细纲的习惯，但这篇小说情节简单，简单到不用细纲，就这样老老实实自然而然地写下来了。对赵美琪和我来说，都是一场反复排练却没有预先通知的“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有很强的在地性，是我在美国一年多所见所听的人、事、新闻的碎片杂糅捏合之后的虚构。其中较大的碎片灵感来自于，其一，去纽约的一次旅行；其二，和当时的导师王德威教授的聊天，他多次提到过已经倒闭的“燕京”餐馆和据说相当难吃的饭菜；其三，一则社会新闻，年轻亚裔主妇在旧金山路边的车里被枪杀，肚子里怀着几个月大的宝宝。
王安忆在《心灵世界》里说，作家的处女作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个作品，而是“最初的创作时期，指这一个时期里的作品”。我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正在这个相当敏感含糊的处女作时期里：不管瞄准的是什么，一旦聚焦就要把所有情感倾注在里面，那些无节制的表达，痛苦不已的删除，羞于投稿但又想要被人看到的渴望。但无论如何，这篇小说告诉我的是，至少得先写出点什么来，才有机会触摸到“那种刚看见太阳升起来，不懂得其中道理，只觉得特别热，特别光亮，特别热情，特别兴奋”的勇气。
最后要感谢我的编辑谢锦老师。彼时我正处在浓重的乡愁、毕业焦虑和自我怀疑中，老实说，当时几乎已经熄灭了写小说的梦想。一月份的一个深夜，谢老师打来电话，简明扼要说明小说的优点，给我带来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气。谢老师富有耐心地指出初稿中的结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小说努力提高的方向。
最后，这篇小说献给我的朋友C。如果我从前或以后的小说和死亡有关，都是为了纪念我的朋友C。（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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