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集《地上的天空》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九个故事，九种人生”。然而一本优秀的小说集，所收录的作品不仅须篇篇为精品，且应有着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每个故事除了各自讲述各自的精彩，还要向着同一个高度攀登；每种人生除了各自笑叹各自的悲欢，还能折射出一个共同的内核。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这本集子呈现的人生的内核，那便是“孤独”；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在面对“孤独”时又几乎采取了同一种突围的方式——通过追求“无界”，冲破人生之有限，进而将无法挣脱的孤独化为心灵的自由与释然。
与长篇相比，短篇的体量看似为作者发挥文学才思戴上了一副枷锁，实则这具负着沉重枷锁的躯体舞动起来，一招一式都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这9篇小说，每一篇都在写法上体现出作者的苦心经营，在思想上同时做到了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孤独是这九种人生共同的本质，故事是外衣，虽位于表层却仍需要华丽。钟求是凭着一位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与探索精神，做到了让9个故事各有各的华丽，它们如同一只多棱镜的9个镜面，从不同的角度映照出孤独人生的9种样态。
孤独在一些篇目中被人物以一种肯定的口吻推至小说思想的明面，在更多的篇目中则以人物的生存状态呈现。因为孤独，朱一围将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寄托于来世，让死亡变得值得期待，让常人看来荒诞不经的“来世婚姻协议”因承载了真诚与勇气而颇具分量，让资助“婚外情”的20万元摆脱了道德伦理的指责而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忘却使“我”的父亲逐渐沉入孤独，但当父亲乘着游船漂向公园外的长河，孤独却在生命夕阳的映照下散发着庄严与崇高；在老远的父亲那里，孤独被视作一种救赎的方式，而与儿子在平行时空里共同承受孤独则是老远父亲表达父爱独一无二的形式；年轻时与真爱失之交臂的不甘，因为露天电影开头《新闻简报》里的身影而重获希望，最终却仍以遗憾落幕，无论婚姻能否弥补爱情的遗憾，虚构部分的父亲与非虚构部分的周老师已为守住秘密承受了莫大的孤独；当老尤站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大声朗诵瓦西里的台词而不能获得街头年轻观众的共鸣时，他的孤独在青春执念死亡前的最后一刻也涨到了顶峰；一口棺材成为了一家三口之间无法解开的结，父子、夫妻之间存在的难以填补的沟壑，注定了他们各自承受的孤独亦不可相通；孤独是人生的本质，疫情推动了人们对这一本质的发现，而与他人结成伴侣或许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认识到生命必然承受之重与轻并从容面对，才能为承受孤独提供更大的力量；承受孤独的最高境界是将其作为追逐理想旅途中的伴侣，作为生命涅槃所需的柴木与火焰——张午界将生命冷冻，就是选择了面对“无界”的孤独，那一刻，孤独和个体的生命，和宇宙，融为一体。
孤独者总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广阔的时空中，一边感叹人类的渺小，一边从未停下追求时空之无限的脚步。在小说《高士图》中，作者构建了两个“孤独”之境：一是只展出一幅画的画展——“挂满大屋子的，只是一张画，看懂这张画的，只有一双眼睛”，只有这双眼睛知道，这些画没有一张是完全的仿制品，而是经过画家的心融进了画家自身对世界的认识，“每张画都不一样”。二是位于昆城之南的九凰山，这是真正的自然之境，“天空的蓝色和山中的绿色上下呼应，形成了空阔之境。空阔之境相当安定，像是静止的……这样的时刻，人的身子仿佛一下子缩小了”，画家林遇时无法忍受画展的喧嚣而“逃离”至此，只有身处自然之中，方能“此刻山中不言钱”，摆脱世俗的纷扰。当我们被人潮推着向前涌动，于众声喧哗中寻不得知己，一部分人将心门紧紧封闭，终因孤独难耐而滑向深渊；另一部分人则选择转向自然，在自然的怀抱里享受孤独。这种“转向”可被称为“撤退”，亦可被理解为“回归”——回归人的来处，接受人的渺小，进而获得释然。
钟求是十分擅于让人物处于“自然之境”中，让人物的心境融入自然之境。西湖作为钟求是工作之地杭州的标志性自然景观，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为人物散心、交心、释放情感、收获感悟提供情境。而在《宇宙里的昆城》中，张午界所身处的空间在地理意义上从小镇昆城一步步扩展至大城市，扩展至全世界，但在心理意义上，自少年时代他的心就已被置于终极宇宙空间，这决定了他的一生都将处于漂泊之中，最终毅然决然地投入宇宙之“永恒”。宇宙即自然，即永恒，孤独便是人面对“永恒”产生的况味。张午界投入宇宙所要做的唯一准备，就是接受永恒的孤独。
在文学中构建时空，不仅可以呈现当下某一静态的时空，还可以通过微观之“物”牵出一段段连接着不同时空的记忆，记忆所处的时空因与当下产生了距离，为小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孤独来源于无法告知他人的内心隐秘，孤独者往往将秘密寄托于具体的事物传递下去，打开一个个沟通过去与未来、身外与内心的时空。国画与书法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深受中国作家偏爱的“物证”。《高士图》里的那张《竹泉高士图》，开拓出林遇时的精神空间——和画中的高士一样，林遇时亦钟爱下棋，画里的高士一个人下棋，其实就是孤独地在与这个世界对话，而遇棋较真、又执着于只画这一幅高士图的林遇时，又何尝不是在借助棋与画，孤独地在与这个世界对话。“下棋的时候，我的对面会有另一个我”，林遇时终究把自己活成了画中人的样子，画里画外的人物得以相互诠释。在《父亲的长河》中，父亲选择用书法填补渐渐空虚的光阴，实则是用儿时的记忆填补与世界逐渐丧失联系后内心的孤独——“昆城城北中心小学”，是力透纸背的八个毛笔字，是悬挂在校门口散发着威严的校名，也是父亲对信仰的捍卫，而捍卫本身，又何尝不需要承受孤独的勇气与能力。
文学与电影文本作为一种“信物”被嵌套进小说中，与小说文本形成了鲜明的互文效果。在《地上的天空》中，朱一围与陈宛的相识是在余华小说《第七天》的作品分享会上。《第七天》创造了一个安静祥和的“彼岸之界”，与冷漠残暴的现实世界相互映照，主人公则不断游走于生死之间，完成了对生与死的多重叙述。或许这部小说“冥冥之中”启发了朱一围，使他将此生的遗憾托付给来世，而那纸“来世婚姻协议书”看似只为追求真爱，实际却是朱一围不甘此生平凡，为成就自我生命之高度发起的突围。倘若人的此生注定孤独不被理解，那么唯有来世因未知而充满希望。两部小说在文本层面完成了一次对话，在思想层面实现了主题的续写与纵深。《瓦西里》则嵌入了电影文本《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1918》，其中青年瓦西里的革命精神与英雄形象为老尤等一代中国青年的理想下了注脚，并在漫长的光阴里由情怀凝成情结，数十年后回响在圣彼得堡步行文化街的上空——这是孤独的情结守护者老尤跨越时空障碍，对一代人的理想作出的重新诠释与正名。
把孤独涵化为生命的内驱力，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尝试突破与飞翔。或许只有接受此生之平凡，方能激发来世要追求不凡的念想；或许只有认清现实世界的功利与冷漠，方能甘愿以孤独为代价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信仰。这九篇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其探讨的话题虽十分抽象，但并非完全浮于“天空”，而是以现实生活为根，以人对现实世界最真切的感受和思考为养分，长出躯干，开枝散叶，读来能在思绪飞扬的同时不乏实在的“落地”之感。孤独可以同时加重生命的“沉重”与“轻盈”之感，而沉重与轻盈是这九篇小说共同探讨的话题，也是这九种孤独人生的共性，它们与“落地”和“飞翔”“地面”和“天空”“此生”和“来世”“当下”和“永恒”形成了同构关系。
重与轻是一切事物的两面，哪一面翻转朝上取决于人如何为其作注——一纸“来世婚姻协议书”、一张改过名字的身份证、一口通往天堂的木棺、一次湖边的呐喊、一个将生命冷冻保存的决定，原来都足以化重为轻，化撤退为追寻，化纠结为释然，化痛苦为满足。当印有签名图的T恤被抛向空中，沉重的秘密便飞扬起来，不知去向带来的反而是解脱；当老尤将影评撕碎扔进风里，情结被解开，虽不乏伤感却也无比畅快。人无法避开生命的沉重，但幸运地获得了为生命作注的权利，有时解开了、放下了，不是跌入深渊，而是向上飞翔。
纵观整部小说集的构架，《地上的天空》作为开篇，奠定了哲学探索的基调，而《宇宙里的昆城》作为末篇，决定了整部集子所能攀至的高度——指向终极的宇宙，指向宇宙的“无限”。《地上的天空》是穿着文学外衣而具有坚实哲学内核的小说——人可以像白云一样从地上到天上，是诗人才能发出的哲思；《宇宙里的昆城》则以文学的方式从探讨科学问题出发，最终归向了哲学思考。事实上，科学起于人类对世界进行哲学探索的渴求，最终也必将归于对哲学问题的解答；人文关怀与哲学信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决定了科学的立场与去向。科学、哲学、文学，在这部小说集中显示出它们同构同质的一面——它们是人类为超越肉体与现实之平凡而努力飞翔的三种方式。而科学家、哲学家与诗人，亦是最孤独的三种人，只是为了飞翔之理想，他们最先承认孤独，接纳孤独，甚至学会了享受孤独。
正如作品呈现的那样，元小说，非虚构，综合征用包括邮件、访谈、信函、新闻报道等表达方式，这些写作手法的运用同样展现了钟求是所坚持的核心观念——无界，“宇宙是无界的，生命的追求也是无界的”，那么对小说艺术的追求也应当是无界的。正如他自己所言，这种状态是文学层面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且永远不会是“心得”而是“心往”。探索心之所往的路程，注定是漫长而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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