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何大草的创作题材被评价分为两类，一类书写古人，如《春山》《盲春秋》，一类书写青春，如《刀子和刀子》《拳》。而在他眼中，这两类书写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青春，“青春期的人和人类的青春期，够我写上一辈子”。
《坡地手记：小杨老师和她的大学》同样是一部指向“青春”的小说。如果以年龄来看，小杨的青春期乏善可陈，普通的长相，普通的成绩，普通的禀赋，寂寥无声的成长。唯一可说的一点是关于同桌吴佩虎。倒是吴佩虎的老舅爷，他教给了小杨画画，小杨从此有了一支笔，她写，画，张望整个世界，让平淡如水的青春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
如果一定要定义青春，那么小杨的青春应当从拥有这支笔开始。
到了坡地，普通得像要融化在人群中的小杨仍旧落落寡合地独自行走着，有话非说不可，她就写和画在手记里，某个涌上心坎的念头，记忆中浮现的片段，或是能让她停留几分钟的芝麻小事。下笔时，她把所有的“我”，都写成了“小杨”。这样，她就和“小杨”隔了一小段距离。乡愁和思念也失语，成为了画在纸上的故乡水和记忆里的纸烟味。唯有对世事真心的一点在意，让她用笔写下老舅爷的故事，也让她误打误撞地成为了教写作的老师，自此成为小杨老师。
小杨老师也还是那个普通的、讷言的小杨。
她学不会迎合，做不到合群，更难以作伪。第一堂课，小杨便站在讲台上说：
“优美是一个陷阱。《荷塘月色》的不好，就是它太优美了。”
语出惊人。
小杨写作凭的是近乎直觉的“白描，细节，克制”。正如《春山》中何大草借王维之口说的“妙喻不如笨喻”，“笨喻不如不喻”。朴素，真实，写出本来的面目，是小杨的写作要法，也正是《坡地手记》的气质。三五笔间，一向那么不起眼的小杨身上那层看似轻巧的薄壳就此掉落，方露出她内在坚韧倔强的底色。不迷信权威，不追名逐利，不巧言令色，并非她不懂不会，而是不肯不愿。小杨仍用一双眼，一支笔，写，画，观照世相，用老舅爷教她的方式：如实地描绘一切，不欺人欺己；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各有各的命，有人急着仰头想要生长得高大，有人低头看见草上露珠，你要允许有人愿意这样活着。
坡地的生活舒缓起伏，但也并非小杨的净土，有人好心，想推她一把；有人自负，看不惯她的异色，排斥她或想同化她。而小杨始终有自己的姿态，任人事纷纷，她如金庸笔下的主人公长岭遇雨，在大雨中仍缓缓行去。
小杨的温和中是带着如此侠气的。
文学院教授来批评她妄论经典，她诚惶诚恐，但即使小声也要说，“不对”；课堂上被同学质疑，她迎着目光微笑着讲“我为贤者讳，比你有教养”，掷地有声；主任劝她向学院道歉认错，她做不到低头，干脆找起了新工作；被人欺骗，小杨回想自己在其中并非没有愉悦，于是一笔勾销。
小杨的这点侠气并非来源于无畏无惧的勇敢，相反，她遇到事常常会打退堂鼓，恨不得扭头就跑。然而小怯而大勇，有时，顺着人潮激流勇进是一种容易；洞见自己的内心，宁可退一步转身，反而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正如何大草写下：“她不知道，在认真、努力地退缩时，自己其实正一步步向前。”
《坡地手记》的作者有时是何大草，有时又恰恰好像只是小杨的信笔闲书，故事和人物模糊了界限，在坡地的四季中流动了起来。寥寥几笔除了小杨外，也勾勒出群像的模样，王桐、吴爷、蒋贤、曾子荣……人物和人物之间一切都淡淡的，像王维诗中“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一样。看得到形色各异，世事纷杂之外，有人和小杨一样逆着人潮缓行，一面在熙攘世界里灰头土脸，一面怀珠抱玉。
何大草在跋中提到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一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人世漂泊中难得温情的一个停顿。这停顿是小杨墙上钉着的吴佩虎照片，是吴爷和小杨烤苞米的夜晚，是小杨和王桐在纸上告别的最后一眼，是长镜头之下这些愿意这样活着的人们，在烛光映照下偶然窥见彼此伤口的一瞬，明灭之间。纵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坡地手记》是为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瞬写下的书。
书中一句话贯穿了始末：写好一棵树最好的方式，是写出树的伤口。
是写作要法，也是生命哲学。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每一棵树，如同每一个人，枝干的形态各异，总有风霜雨剑留下的伤口。伤口并非一定是憾事，沿着伤口流淌出的汁液是清白丰沛的，是一棵树、一个人最内核的生命力。直至结痂，树仍生长，人仍缓行，伤口成为使之独一无二的胎记，带着过往的经历，迎向源源涌来的未来。
（《坡地手记：小杨老师和她的大学》何大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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