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景观与人物——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7:09:43 文学报 newdu 参加讨论
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给出一个人物,一个不同于任何一个伟大叙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让“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广大世界的读者阅读。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先说景观。“人类文明在非线性的时间长河中,每次幽微震颤都值得被持续观察和质询。”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何止幽微震颤,而是掷地有声,更是金声玉振。它在理论上是崭新的,它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将经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被创造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是崭新的,但是在实践中一直没有停顿。当然它不是过去时的,它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正在进行时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打通和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或者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近代的“师夷之长”的理论学说到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及至新时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代代传承,作为现代化主要标识的承载物的都市形象,也在我们的视野中不断翻新,渐渐明晰起来。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全新方案的实践中,这一代作家岂能缺席? 既然,“人类文明在非线性的时间长河中的每次幽微震颤,都值得被持续观察和质询”,何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诞生和实践,更值得我们——在这一文明的“新纪元”式的时间和实践中——作为作家去做它的观察者、亲证者、注释者和书写者。这不啻是时间提供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它无比宝贵。它其实是在向我们要一个与过去的现代化,或过去的都市发展、都市写作都不一样的全新的文学景观。 “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R.E·帕克)由此,它也成为各国作家竞相书写的对象。都市的意象、都市的景观,经由与之相伴的与现代化发展并行不悖的书写,而建立起来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景观。 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命题,它所要求的景观是一种以往文学不曾出现过的景观。 首先,它不是九十年前茅盾《子夜》笔下的上海,不是老舍笔下的北京,不是巴金《寒夜》中的重庆,它也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笔下的巴黎、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那么,“它”是哪里?这个“它”是什么样貌?“它”经由艺术表达为我们提供出怎样不一样的“景观”?这只能经由我们的书写为我们自己揭晓答案。 再讲人物。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基本国情和具有的首要特征。 迄今为止,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而我们一国14亿人口实现现代化,将使世界迈入现代化的人口翻一番,也将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022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4亿人中超过一半的人口,大约8-9亿人是城镇人口。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会如此幸运。从前没有,现在也只有中国有。中国作家面对着9亿的城镇人口,以这样一个以亿计的对象作为书写对象,书写者的襟怀和视野一定会有所不同吧。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人物”?“他”从14亿人中来,或者从9亿城市人中来,“他”从来没有被书写过,“他”是过往文学史中不曾有过、不曾被塑造出来的。 这个“他”,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力将其塑造出来? 你有了那么多无中生有、栩栩如生的精彩的故事,那么,你有没有把握讲,我今天要给你一个从前的书写中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人物”。这个人物不属于上一代、上上代的创造者。你能不能拍着胸膛说,“他”就属于“我”,“我们”这一代。你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说:我的祖辈、父辈、兄辈都没有将“他”塑造出来,而我将“他”塑造了出来。 我们的祖辈父辈给出了许多人物,鲁迅先生给出的“人物”中有阿Q,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祝福》中的祥林嫂,鲁迅给出的三个人物,从三个向度抽出三个线头:其中既有对农民的思考,也有对知识分子的刻描,以及对女性人格的探索。这些人物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 比如赵树理给出的“人物”中有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晋东南婚丧嫁娶、日常生计、生产生活的观察,这些人物提供了我们足够鲜活的历史进程中的人性样本与例证。 又比如柳青给出的“人物”梁三老汉、梁生宝,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物的思想样貌和心理状态,以及农民与土地、与粮食、与人众的变化中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这两个人物。 你可以说,“他们”都不是都市人物,但是你却否认不了,“他们”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人物,但你却无法否认,“他们”在现代化艰难进程中的中国,留给一代代读者深刻的文学记忆。 是的,你也可以说,也许“他们”的社会学价值、文化学价值,甚至人类学价值大于“他们”的文学形象价值;你可以说“他们”年代久远、地域辽阔;“他们”不属于今天,不生活在林立的楼厦之中,烟火的市井之间;“他们”或许生涩、或许刻板,或许简约,或许单面。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你给出了“谁”?你的“他”是“谁”? 即便不如祖辈给出的孔乙己(鲁迅《孔乙己》)、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我们给出了父辈给出的倪吾诚(王蒙《活动变人形》)、方鸿渐(钱锺书《围城》)、章永磷(张贤亮《绿化树》)、高加林(路遥《人生》)了吗?“他们”不能不说是城市中人、都市中人,或者是城乡之间的徘徊者。 更不用说,我们的兄姊辈为我们给出的“人”:王一生(阿城《棋王》)、陈千里(孙甘露《千里江山图》)、赵秀英(朱秀海《远去的白马》)、雯雯(王安忆《雨,沙沙沙》)。这些人物活在“他们”的年代里,也活在我们的阅读里,“他们”经由我们的阅读不断擦亮,从而从故纸中直起身来,坐在我们对面。“他们”坐在那儿,沉默内敛,却仿佛也在问我们,我们的那个“他”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以“他”和自己互为镜像,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创生出来? 是的,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浮士德”,我们的“谢尔盖”,我们的“悉达多”,我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由一些先兆信号预示出来。” 生命如何能成为作品的设计,文学如何能成为生活的前提,这对于一直视作品为生命创造物,并在这一理论观念下成长而接受的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但文与人对位关系不可置疑,文、人统一到文、人同一,其间有许多生命的暗示,它必将通过文字最终显现出来。或者还是那句话,你要写出什么样的“人物”,有时来自于你的观察、旁证,而要写出“你”自己,则必须亲证它,或者叫“躬身入局”。“他”——这个人物要的是你的血肉,你的精气,你的灵魂。 中国式现代化,14亿人,9亿城镇人口,其中也许五六亿是都市人,其中的三亿到四亿是大都市人。联合国人居署《世界人口评论》有一个统计,2023年世界人口前十的大城市中,东京以3743.52万人位居第一,德里以2939.91万人位居第二,上海2631.71万人,位列第三,北京则排在第九。 所以,身居世界第三大人口城市的上海,给出一个人物,一个不同于任何一个伟大叙事者故事中的“人物”,让“他”走出去,使更多世代、更广大世界的读者阅读。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也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他们”在向你招手、向你呼吁,“他们”在芸芸众生之中向你——这个书写者诉求。“他们”中的“他”需要你点石成金,而你,也会因找到“他”而不朽。 |
- 上一篇:林棹:流动的城市与变迁的家园
- 下一篇:房伟: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