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自信”与“自知”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5:09:23 文艺报 段崇轩 参加讨论
一 作家的“自信”与“自知”,是一个古老的文学问题,许多知名作家、理论家都有过精辟论述。所谓作家的“自信”,就是作家主体对表现对象以及表达效果的一种信心,它既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也包括对主观世界的自觉。所谓“自知”,就是作家对自身创造潜能、优势劣势以及作品在文学长廊中的位置等问题的判断与认知。有切实的自知,才能有坚定的自信;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有通达的自知。二者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很多固有的观念到了当下变得暧昧不明。面对这样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作家对表现对象的自信、对自我的自知,就绝不像既往作家那样简单、明了,往往呈现出“山重水复”的形态。在当下文学发展中,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优秀作家,既有一定的自信,也有足够的自知,自信加自知,使他们不断探索、不断成功。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或者没有自信,在创作上缺乏动力,或者过度自信,发展到自我膨胀。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省思,做到自信与自知的结合。 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诸多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文学走向多元化,满足着各个层面读者的阅读需求;文学实现了民主化,每个人都拥有了写作、发表作品的条件与权利;文学的传播更加便捷、快速,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成为文学传播的得力工具。但在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变成了一种职业,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所有的艺术行当中,文学几乎是回报率最低的了,绝大多数的作家无法从这个行业中获得过多的实际回报,他们继续在这个行业耕耘,更多是出于真诚的热爱。即便如此,还是存在一些作家,他们为了名和利,变得浮躁、自我膨胀、没有自知之明。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警醒的。 在文学作品的生产、阅读、评价等完整链条中,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个重要链环。它对于作家作品的诠释、评判、宣传、定位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对于货真价实的佳作或者体现重要文学征候的新作,举办规模适当的研讨会,请评论家对其作出思想的、艺术的评价,请新闻媒体做些报道宣传,这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一个作家出版了自己满意的作品,邀请三五同好乃至几位批评家,共同分享、自由评说,也是无可厚非。一些作协为了扶持青年作家,通过研讨会集体推介一批新人新作,使他们更好地走向文学之路——只要不是拔苗助长,这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文化讲究“含蓄”“中庸”“仁义”,在研讨会、分享会上说一点“有底线”的赞赏、溢美之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件严肃、郑重的事情。评论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作家更要对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认知,乐于接受那些批评的意见。 我们不难留意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文坛现象。例如,一些知名作家的同一部作品,多次召开研讨会、分享会,不停地在宣传、推介中。当然,这些会议的发起者不一定是作家本人,而是出版社、各地文学组织等。一些批评家自然是同盟者,利用评论这一独特形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实事求是讲,有些宣传、评论,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而有些则名不副实,甚至有名无实。在批评家的一片好评中,他们难免失去自知之明,以至于无法理性地面对那些批评的声音。还有一些写作者,写出的作品可能一般,但即使是自费,也一定要开个作品研讨会,而且一定要请知名评论家、主编来参加,开会的地方要上档次,要搞出一定的声势来。这就显得似乎没有太多必要了。当然,这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研讨会采取“一票否决制”,如前所述,研讨会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研讨会的动机、风气、生态是什么样的。这背后涉及作家的自我认知问题。 在我看来,作家当然需要自信,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自信过度乃至自我膨胀,就会导致种种问题。古人讲“谦受益,满招损”。自信过度就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批评,有可能在创作上固守成规、粗制滥造。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创作思想十分固执,在创作中本来存在问题,但批评家不说破,导致创作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作家的自信过度,批评家的迎合批评,使众多作家都成了所谓的“优秀作家”,很多作品都变为“精品力作”,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作品优劣的标准。文学从来都是在探索、争鸣中发展、壮大的。如果我们满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实际上阻碍了文学的深度变革与现代转型。 近读高长虹的文学评论,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从五四运动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作家们所经过的艰苦奋斗的情形。每一个成名的作家,都是从挨骂中壮大起来的。越是好的,挨骂越多,被骂越凶,成名越晚。鲁迅文名的普遍,在《呐喊》出版以前,是远赶不上周作人的。《呐喊》出版以后,看的人多了,名气也广播起来了;不过《呐喊》的多数读者都以为这是一部厌世的讽刺小说,看了觉得好玩。这时候,有成仿吾出来堂堂正正地批评《呐喊》,对于读者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帮助的。”(山西省盂县《高长虹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页)翻阅新文学批评史,会感到那个时期是一个真正的批评时代,正儿八经的肯定、表扬式批评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挑刺、“骂人”式批评。其中自然有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因素,但更有探寻艺术、论辩真理的精神。今天,作家期待表扬,批评家习惯了吹捧,这样的文学生态,是值得深思的。 二 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往往会深刻影响他的艺术追求及其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中写道:“推动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包含着好几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动机,如某种情感要得到表现的压力,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某种责任或使命感的驱使等等。也可能有着作家本人根本意识不到的潜隐动机。”(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但在诸多创作动机中,“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无疑是崇高的,需要倡导的。作家在创作中,就是要努力摒弃那些较低层次的动机,培育那种追求精神、艺术的高层次动机。而今天,作家的创作动机越来越混沌复杂,追求“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考虑”,成为一种重要倾向。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作家的自信过度和自我膨胀。 文学创作从表现内容与范畴上讲,既要表现外在的客观世界,又要表现内在的主观世界,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才有可能创造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从艺术探索与实践上讲,要求作家深入认识自己的艺术能力,认识当下和历史的文学发展,进而找到自己的文学位置与创作道路。只有这样,作家的创作才能达到自觉与自信的境界。因此,作家认识自己、具有自知之明,就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批评家与作家,运用的文体形式不同,观照的对象迥异,但同样需要认识自己,达到自知的境界。 认识自己,不仅是一个人生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古到今,中国和西方的许多思想家、理论家,都作过许多精深论述。在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把知人与自知联系在一起。知人需要智慧,而自知是精神的澄明,自知是知人的基础和前提。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写诸葛亮在茅庐中午睡醒来,吟出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表现了诸葛亮对人生的参悟、对自我的清醒。在西方,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蕴含了与世界本原相吻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来观照外部世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明确讲:“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度、求效率的社会,这对于促进商品生产、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文化、文学,却未必全是好处。这种时代要求和思潮,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作家们。有些作家单方面追求创作速度与数量,“萝卜快了不洗泥”,造成了创作质量的下降、写作方法的模式化。电脑写作,减轻了作家劳动,加快了成文速度。譬如长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每年产量只有数百部,而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年产量突破上万部。一个作家,过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要用几年时间乃至十多年,而现在只用一两年,甚至只用几个月。长篇小说创作速度的加快、数量的激增,典型地折射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时间和效率观念。就具体某部作品而言,作品质量和写作速度没有必然联系,写得快也可能写得很好,写得慢也可能写得很差;但就文学写作整体而言,精雕细琢、认真打磨,无疑更加有利于增大写出佳作的概率。 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留下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上世纪50年代,丁玲有“写一本好书”的观点。她从莫斯科访问归来,面对带回的俄苏的诸多世界名著,感叹道:“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又对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说:“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引自廖华玲:《“一本书主义”的匠心》,《盐都日报》2017年12月14日)她1948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体现了她在艺术上的苦心锤炼。陈忠实写一部“垫棺作枕”书籍的说法,在文坛上广为传播。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只有《白鹿原》一部。这部小说,从深入生活搜集资料,到酝酿构思写作,到修改出版,时间长达11年。有记者问他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追求?他说:“《白》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写作,如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那有多悲哀。”(陈忠实:《〈白鹿原〉是我垫棺作枕的书》,《辽沈晚报》2011年11月19日)这部小说倾注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思想感情、艺术追求,一部50万字的书,胜过了其他作家十部二十部书。艺术规律是辩证的,多可以成为少,少可以成为多,少而精远胜于多而滥。老一代作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在今天没有过时。 文学创作既是作家的个体志业,又是社会的精神建构。其中就蕴含着“为己”与“为人”的问题。孔子《论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中发挥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体志业,是为了丰富、实现自己而进行的,并不是一种获取名利的工具。只有在充分表现、实现了自我的前提下,才能达到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的更大目标。相应地,他人、社会也会给作家应有的名誉、地位。当下作家,需要从古人的思想观念中吸取精华,真正认识文学创作的真谛和意义。 三 要想做到自信和自知,一个作家要努力寻找、弄清自己在动态文学“坐标”上的位置。这个坐标以当前文学态势为横线,以历史文学演进为纵线,纵横交叉的地方为原点,正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尺度。这个坐标以中国文学为基础,以世界文学为扩展,它可小可大,不断延展。每个作家在这个坐标上,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层级。作家的创作类型、特征,数量、质量,优势、劣势等,在同当前文学和历史文学的比照中,都凸显出来。面对这样的文学坐标,每个作家往往都会感到渺小、浅薄,感到自满、膨胀的滑稽、可笑,感到文学的博大、崇高。但是,那些有出息、有理想的作家,往往不满足于现状。他把自己放置在大的文学坐标中去比较、去反思,明白自己在文学上的目标、方向,发挥自己的才华、优势,努力实现创作上的突破与飞跃。 作家要特别注意发现、克服自己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说:“有成就的小说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感觉到自己作品本身及其性质的局限。”([美]弗兰克·诺里斯:《小说家的责任》,崔道怡、朱伟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一些作家之所以自信过度、自我膨胀,是因为他们既不“知人”,也不“自知”,偏听偏信了周边的一味说好。面对文学历史,面对经典作家作品,他只有不断地总结、解剖自己,发现自己存在的弱项、缺点,并加强探索、研究,才有可能变得成熟、强大起来。同时,他还要虚心听取多方面读者的意见,还有那些负责任的批评家的批评,把他们的意见、批评,转化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力量。 作家要真心、用心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形象。具有主体性的作家,不受外在因素的诱惑、支配,自由、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建构主体性又包含专业的探索和坚守、人格的培育与塑造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要处理好自信与自知的关系。如前所述,自信是人的本性、动力。作家没有自信,就不会有创新、进步。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脱离实际的自信过度,就会变成盲目、自大,不仅会阻碍自己的进步,甚至带来诸多不良后果。而自知是人的一种智慧、自律,是对自信过度的一种约束、校正。建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才能引导作家既坚守自我、又超越自我,不断走向成功。一般来说,作家在创作之前和之中,要有足够自信,才能支撑作家更好地完成作品。而在作品写成和出版之后,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才能有助于作家修改作品和吸取批评家的中肯意见。同时,还要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脱离社会和民众,沉湎于个人的经验和情绪之中,他的作品往往是狭隘的、小我的。现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创作,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能从个人生活和情感中,感受、体验到社会和民众的生存、变迁,他的作品就是宽广的、大我的。从小我走向大我,是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应当选择的文学之路。 写到这里,油然想到鲁迅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谈。1927年,有人计划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婉转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甚至说:“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吧。”(《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页)捧读这封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面对提名建议,鲁迅反思了自己的“不配”“欠努力”,回顾了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以及中国作家的局限等等。当代作家需要强化鲁迅这样的“自知之明”、这样的情操人格。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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