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畛域与青年的可能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3:09:15 文艺报 曾攀 参加讨论
对青年的认同和激励,符契着20世纪以来进化论及其变体的延续,以及在此视野下获致的合法性与先进性。当下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大体是倾向显明的催生成长,也有论者提出是否对青年注入了过多的关注与过分的宽容。因而,在这里我更倾向于用具有客观与中立意味的“可能性”来表述“青年写作”。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与《南方文坛》曾在2020年举办过“青年写作的可能性”的研讨会,对于所谓的“可能性”,邱华栋言其“既代表了一种充满期待、朝向未来的长远注视,也关联着一系列极富现实感和指向性的当下话题”。应该说,基本的判断固然可以直击青年写作的意义,或揭其痼疾,而历史化与问题化的梳理研究,亦有助于将此开放性的命题推向深入,也即一方面通过将青年写作加以历史化,以文学的发展史进入社会史、心灵史,又由后者反过来观察青年写作的修辞伦理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将之充分地问题化,窥探其所透视以及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症候。 回首新时代十年(2012-2022)的青年写作,可谓“十年踪迹十年心”,可以见出当代中国文学最具革新维度的叙事动向及其中之曲折心径。大体而言,“70后”趋向成熟、“80后”实践转型、“90后”蕴蓄新变,当然这不是以十年为代际的偷懒办法,而是立意透过这一历史时段的小说写作,将重心置于考察特定的文本肌理,探究青年写作内在而深层的修辞伦理。因而,这里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盘点十年来的诸多类型和题材,况且这也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处理的,而更多是通过具有一定表征意味的叙事形态,梳理青年写作的若干脉络和特定层次。 具体而言,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沉潜现实以深究问题,超克颓丧而投身世界,浮游天地且放眼未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自不回避“灵魂课”的势所必然,亦多不惧“乌头白”的虚无待解,不论如何也想亲眼看看那些“浪的景观”,即便同路之人时而显露的只有“掩面时分”的“半张脸”,且常常遭遇的是晦暗不明的“春夜”,但他们俨然义无反顾,或执意成为“骑白马者”,或挣脱束缚驾驶“夜晚的潜水艇”,却不再“迷失海岸”,专注寻觅内心的“耶路撒冷”。 沉潜现实以深究问题 2012年,朱山坡在小说《灵魂课》中,构设了一个灵魂客栈,寄身其间的是漂泊在城市的“游兵散勇”,他们客死他乡,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叶落归根,凸显着城乡之间的分裂和落差,而亡灵及其居所只是一种镜鉴,小说表面是灵魂安置,实则是生活的断层与现世的困境。当然,我更愿意将这个小说视为一则寓言,人们常常珍藏那些流逝的过往,以至于频频回望那些不可超克的记忆,甚至对自我的以及自以为是的历史敝帚自珍,这是情怀,也是偏倚,是生命的必然,更是灵魂的自我反观及教育。有意思的是,在对生命的安抚以及尊严的体悟中,“我”慢慢洞悉那些率先离开的灵魂,然始终不解的是,老妇人前来寻觅她的儿子,后者是一个故意隐匿踪迹的青年,却俨然成为一种在场的缺席,最终阙小安没死,但再不愿回到家乡,因而在母亲看来,他和他的灵魂已然逝去,关于灵魂之课业则始终付诸阙如。 饶有意味的是,“我”再次遭遇到了《祝福》中的“灵魂之问”,然而小说还是一味地躲闪,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审慎,特别是小说中独有的自剖和自反,决定了不会存在简单的理想主义式的回答。然而百年来,对于灵魂的问题,与鲁迅那里作为启蒙者的“我”不同,作为寿衣店的伙计,“我”也需要去补那灵魂一课。《灵魂课》从寓言的构造到打破,个中青年纷纷走入更内在的畛域,也试图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尽管此一过程会煎熬身心和考验灵魂,然而至暗时刻里的守望却如此弥足珍贵。 青年写作大抵也对应着这样一种象征秩序,也即于固化的座次中体验种种缺席的况味,然而却始终坚持冷静地旁观,或在场的姿态,怀抱那些坚忍的与坚定的灵魂,探询自身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话说回来,小说又或文学,到底也常在操行一种形而上的教育——灵魂课。“70后”的写作,常有种种纵横的坐标,回应着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城与乡、痛与爱、肉身与灵魂,以及自我审视与期许。 但在田耳的小说《金刚四拿》那里,青年不再固执留守城市,如果说《灵魂课》事实上对应着从乡土世界来到城市的务工青年,栖身城市却难以获致归属感,而寄居客栈的灵魂同样难以得到真正的安置,因而遭受了精神彷徨和灵魂困境。那么在田耳那里,乡土世界成为了价值洼地,与阙小安相反,罗四拿从城市回到乡土,踟蹰摇摆中形塑自我的坚韧、笃定,成为村中声望甚高的抬棺“金刚”。乡土世界也因此摆脱了一直以来背负的沉重包袱,变得自在而自洽,且蕴蓄着新的可能。再者,如果结合近十年来中国的山乡巨变,包括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视阈下的写作形态,建构了一种引人瞩目的新乡土叙事。 而另一头,徐则臣的小说同样表述的是宏大的缺席与微观的在场,他与朱山坡、田耳或可做互文式的解读,在徐则臣那里,大城市打拼的青年遭受着冲撞与困惑,他们的踪迹活跃在底层,然而就在毫不显眼的历史幽微之处,生长出了柔韧的枝桠与新生的力量。从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到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再到《北上》等小说,徐则臣试图抚平那些巨大的落差,当然其中也充满着种种悲壮与悲情,以及艰难的返身与回转,他笔下的青年或沉入现实以回应世界的召唤,或进击城市而探寻心灵的归属,在不同的维度上呈现历史的想象与主体的声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70后”一代作家纷纷拿出了自己成熟的作品。之所以说成熟,因为代表了他们的风格调性,也在叙事语言及伦理上,形成了系统性与总体性的表达。他们所思考的城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超验等问题,从更广阔的向度,触及那些或呐喊、或坚忍的灵魂;与此同时,包括写作主体与人物主体在内的“青年”,走出了自我的圈层而投向辽阔的疆界,试探种种不规则的内外变动,其中涌现着诸多的可能性,于不确定性中包孕着开阔与开放,他们所表述和呈现的世界正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和形态推进向前,而这也成为了近十年的青年写作所捕捉与所传递的内质。 但历史的突变与再造要比想象中复杂,漂移的未来也会有始料未及的时候,站在前沿与浪尖的青年能否应对新的危机,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迭变,成为当下青年写作的重要课业。疫情期间,弋舟的《掩面时分》、石一枫的《半张脸》等,摆脱了疫情时期的简单赋形,而透射出灵魂心理的复杂显形或变形,小说里的人们谨小慎微并拒绝冒险,恐惧、自危,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这也是青年写作的另一面,摹画那些整体性的失语,又试图于乱淆中回拨,以激发深沉的思想新变,道出不同时代的通衢或曲径。 超克颓丧而投身世界 作家蔡骏从悬疑专家转型严肃文学日久,长篇小说《春夜》是他的重要尝试,后工业化叠加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在叙写上海国营工厂的前世今生时,显得尤为贴切,漂移的未来充满着一种速度与美学的结合,将小说甩出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世纪末的颓废与世纪初的曙光不断闪烁,工人阶级也在最后超脱了仇怨,朝向未来,也试图朝向新的共同体。这里之所以专门提及蔡骏,是因为许多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如科幻作家郝景芳、陈楸帆,网络作家南派三叔、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爱潜水的乌贼,包括马伯庸等,事实上一方面在创造新的价值空间与精神畛域,他们于焉超越原生的拘囿以释放叙事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在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更多地体现出关乎写作姿态、内容题材以及身份观念的转换。 对于孙频而言,从2013年的中篇《月煞》,到2014年的短篇《不速之客》,再到后来的《骑白马者》,“80后”一代作家的性别叙事颇为显豁,自我与他者、内心与世界、女性与家庭等,都经由内在的辨认不断变得清晰,人物的性情与灵魂在她的叙事中不断显露新的岩层,无论是寻常生活中酝酿着的豹变,还是精神临界点处面对的断裂,性别认同及其爱与怜悯的背后,都不仅仅指示着简单的价值意旨;无论素朴的现实认同,还是复杂的内部分裂,都指向着更具普遍性的历史遭遇、个体处境及其精神救赎。小昌的小说同样在自“我”中周旋日长后,走向了历史与时代深处,寻觅日常世界中的价值归属和灵魂救赎。可以说,在这一代青年的小说里,逐渐搜索到了先前所缺失的历史感,意识到了更为宽阔的当代性。当然,历史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由对当下的不满和反叛,与对某种过往的反思与反拨实现。也正因如此,在《乌头白》里,父亲会倾其一生追寻自己的理想,姐姐也在周游世界之后追随父亲奔向神秘莫测的大山,与机床为伴的林少予则与青年时期的爱侣于凤梅重燃炽火,每个人都在长时段的精神历史中,遭受情感的与精神的裂变,到头来却毫不丢却“青年”之情思而余烬复燎。 2020年,一个关于“后浪”的视频在网络传播,青年的归途与去向,青年的观念与姿态,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周嘉宁在这一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浪的景观》,有所区别的是,小说中下海弄潮的青年“我”、群青、老谢等,却不是所谓之“后浪”,而是“浪的景观”的旁观者、守候者,甚而充当着急流勇退者乃至失败者的角色。他们所等待的“浪的景观”对应着时间的长度,但也稍纵即逝,这样绝美的流逝,代表着一代人电光火石的青春激情,同时也意味着退潮后依旧留存的理想主义。“你见过那些在海里冲浪的人吗,在明晃晃的水里长时间地等待一个完美的浪,等浪来的时候,奋力跳上板子,在浪尖上划出一道又长又美的白色弧线。”从世纪之交上海城市的汹涌人浪,到浦江灯光虚拟的浪,再到时代浪潮,小说徐徐铺开一代青年的奋斗史与精神史,他们庸庸常常,为生计所迫,游弋于社会底层,一切的颓唐、萎靡,却都始终没有坠落,人物内心有一股摇滚的精神底子,随时等候着重新泛起热浪。小说凸显了新世纪前后的时代精神状况,他们四处辗转,行旅拿货,天南地北,无有疆域,演绎着青春的乖张和不羁的自由。在“我”和群青那里,虽谈不上洇渡大江大河,却是世纪末/初的未明与未然中的堂吉诃德,他们倾付所有努力与运气,大凡坚固的东西都经历了内在的曲折。他们甚至有些天不怕地不怕,在掐灭最后一丁点光焰之后,挤压出最具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黄浦江上大风大浪,整艘船都往一边倾斜,我和群青费了很大功夫才把板车固定好。然后我们拆开两件羽绒服自己穿上,爬上甲板。没有云,空气冰冷干净,能看见明亮的冬季大三角”。这一代很难算得上可歌可泣的青年,却在后现代主义的前言或序章中,在初尝幻灭与消解的历史里,耗尽心力去安置自身的情感,搏击现实的空间,也于焉重整灵魂的序列。 浮游天地且放眼未来 时间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见证了更年轻一代的写作实践。梁豪在短篇小说《世界》中,突进了现实里的虚拟世界。小说写的是网络主播这一群体,在沈夏等人身上,布满着生计与理想、网恋与奔现等迥异于既往的经验类型,线上流量既能转化为物质和资本,又常常被时间那带刺的玫瑰所戳破、阻断,状似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世界”,实则与传统一样面临重重封闭和阻隔。小说打破了以往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二元分化,因为对于新世纪的当下而言,网络世界已深刻地嵌入主体的生活乃至灵魂。走进并周旋于那个“世界”,势必成为一个游戏的、演绎的却与当下世界平行中有交叉的所在,因而需要的是文化模型的切换,以及生活方式和思维形态的沉浸,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原本端着的东西被放开和放大,而意味着更年轻一代甚至更广泛的群体的精神装置。直至当下不断发酵的从科幻文学衍生出来的“元宇宙”概念,似乎可以断定,新的“世界”已然降临,而这也成为了文学“新”的问题。 “90后”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即打开了多重的平行世界。我一直认为,小说重点不在潜水艇,而在于夜晚,那是想象力的永动机,是一切迷人而深邃的幻像的源泉。在那里,潜水艇是工具和媒介,最后陈透纳弃置了他的幻想进入生活的现世,直至那时才发觉,想象力是规避平庸生命的不二法门,只不过,“潜水艇”已然变得锈迹斑斑。这个小说更像是一则人类寓言,后全球化时代断裂的世界想象,壁垒森严的界域不停地阻滞想象的边际移动,蚕食不同维度散发的可能性存在。因而,呼唤想象力的重铸,追寻的便是人类革新精神的复归,也指向新的意义找寻的历程。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就是“找寻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向博尔赫斯致敬,像一种朝圣”。 值得注意的是,找寻既是意义层面的,也可以是修辞的。在郑在欢那里,立意以“肉搏”的方式贴近与探索,事实上代表着一种对于现实的新的“体”悟。身体以及由此拧结而成的姿态/形态,成为了理解并呈现世界的方法/方向。他的小说《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以戏谑的语言进入故事、进入现实,也是通往人的心理界域的重要路径。小说所经由语词相搏——是左右互搏,也是放手一搏——逼问与追索出答案/真相的所在/不在,在此过程中,讲述便意味着一切,写作也是一种“找寻”。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年轻一代作家在处理城乡经验时也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崔君的《迷失海岸》写的是由于疫情之故,“我”从城市返乡,困守乡土,精神颓靡之下开始变得无所适从。然而在那个乡土世界展开的并不是乌托邦之景,自然也非启蒙者视阈中有待改造的场域,而更多的是烟火气和人情味。其中实实在在的生活情感,治愈了“我”的精神隐疾,与此同时也见证了人物精神内循环中的“自愈”。往大一点说,新时代不仅仅是新的历史时间,更意味着新的熔铸灵魂与价值的空间,进城也好,返乡也罢,青年不再进退维艰,而是在更大的余裕中思虑可能性的境地,重新发掘价值与转圜精神。 收束,或重新启航 总体而言,新时代十年的青年写作,我将之对应“70后”到“90后”的叙事实践,当然是一管之见。但我更愿意相信,在特定的脉络里,能够创生出独具历史意味的时刻,形塑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表征。当新世纪的历史叠加新时代的愿景,当“互联网+”转向“人工智能+”,当种种的现实转喻为象征和修辞,这其中既有断裂也有延续,既是回望也是想象。近十年的青年写作,面对的不仅是对历史感的捕捉,同时也是当代性的重塑。叙事的疆界可以无穷,但青年内在的叙事修辞和价值伦理却始终有迹可循。 借用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中的一则幻像:“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十年来,青年写作从一个现实世界走向多元的拟像和多维的宇宙,写实与虚构所分化的二元观念已不复重要,关键在于写作/叙述中的青年正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在场”方式,撼动内在的边际与写作的疆域,重新调焦以对视当代中国以至世界,叩问文学的未来及其可能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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