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回想“跨世纪”
http://www.newdu.com 2024/09/03 03:09:22 《长江文艺》 罗雅琳 参加讨论
在近年来的网络空间里,流传着一则叫做“1999年地球保卫战”的神话。这个故事的发端,是有人发布了一条玩笑性质的微博,表示00后应该感谢80后和90后,因为后者曾经在1999年大战外星人、抵抗陨石,进而拯救了这个世界。没想到,这一微博迅速引发网友们的集体创作,大家纷纷为“1999战记”补充各种细节,还以历史纪录片的风格制作了视频《决战1999》,并表示当年的战友们曾经签订了“1999保密协定”,因此这段英雄故事并未被载入史册。作为一种被虚构的集体记忆,“1999年地球保卫战”的故事,显示出80后和90后对于1999年的某种特殊情结:“跨世纪”是他们有记忆以来所经历的第一件历史大事。它似乎是新生活开启的象征,但其实又毫无内容,因此需要大量的虚构才能完成意义的填补。集无限的想象与虚空的实体于一身,“跨世纪”的魅力正在于此。 真实的1999年并没有星际大战,但在全中国乃至世界,有一场关于“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讨论,成为这一年媒体的焦点。这场讨论所关心的是,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将在何时何地到来?它意味着什么?人类应该如何迎接“第一缕曙光”? 关于中国的“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何处,当时多位天文学家和观测机构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浙江的温岭和临海两地对于“首照地”殊荣展开争夺。结果,温岭的石塘镇金阿顶胜出,并举办了大型活动“千年曙光节”,一次性赚够了平时半年的旅游收入。荒诞的是,到了2000年下半年,曾推动“第一缕曙光”之争的机构“中国2000年委员会”又宣布,根据天文历法,21世纪应该从2001年1月1日算起。而这一次,吉林珲春的森林山也加入了“首照地”的争夺战。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可以两次见到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对于“新世纪”,人们跨了一次还想再跨第二次,可见其诱惑性之大。 这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之争,折射出1990年代末中国一种奇妙的情感结构。首先是“曙光”的意味。无论公历农历,新年总以零点为界。事实上,在中华世纪坛(这是专为迎接新世纪而修建的)所举行的、由国家领导人发表贺词并举办一系列庆祝仪式的“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庆祝活动”中,零点才是最重要的庆祝时刻。但为何在零点之外,新世纪的曙光也引发如此狂热? 或许是因为,在当时大部分人看来,“新世纪”就等于“曙光”。在1990年代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所衍生出的发展主义心态中,“跨世纪”必然意味着大步跨向一个更新更好的人类世界。在朴树写于1999年的歌曲《New Boy》中,他用众多美好的词汇来描述新世纪来临的感觉:到处是阳光,让我暖洋洋,快乐在飘扬,生活甜得像糖。歌中的“我”做了三件事:一是掏出一支“未来牌香烟”;二是“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穿新衣、剪新发型、打扮漂亮;三是展示电子产品:“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轻松一下windows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这是一个抛下了20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重负、决心要通过拥抱新科技与消费主义来创造美好世俗生活的新人。明亮、轻盈、温暖、甜蜜、舒适的感觉弥漫在这首歌中,而这正是世纪之交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感觉。更重要的是,《New Boy》是windows98的广告歌,也即它承诺人们通过“购买”这一行为来获得美好生活。这与“千年曙光节”的逻辑不谋而合,都认定人类社会的“曙光”建立在经济活动之上。如果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是古典美学的象征,那么,“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巨大经济价值则标示着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 其次,“曙光之争”的特殊性还在于,第一缕曙光将在何时何地降临是普通人难以推断的,需要天文科学家的精密计算才能获知。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深度介入了这场曙光之争,而主办该活动的机构“中国2000年委员会”正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观测中心、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等单位牵头成立的,其主席王绶琯院士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曙光之争”以科学活动的面目登场,集中展现出一种与科技紧密相连的想象21世纪的方式。由先进科技所测定的“第一缕曙光”象征着,正是科学指引着新世纪的发展方向。在离21世纪还有四十多年之久的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版了《科学家谈21世纪》一书。该书由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等科学家写作,热情洋溢地展望了21世纪化学纤维、原子能、房屋建筑、宇宙探索等多种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1989年,在1980年代尚未结束之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早早出版“跨世纪丛书”,其中包含荣格、弗洛姆等心理学家的多种科学著作及相关研究。接下来,各种“跨世纪”丛书层出不穷:1993年,有广西民族出版社的“跨世纪文学丛书”和“跨世纪青年研究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纪人才论丛”,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跨世纪人’文学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跨世纪中学生文库”;1994年,有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纪青年系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当代少年跨世纪方案”等等,不一而足。这场对于新世纪的欢迎仪式持续了十几年,“跨世纪”出版成了一门火热的生意,其中,知识经济、前沿科学、管理技术、人才战略、青年成长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想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跨世纪”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微妙的是,在这些充满着进步乐观想象的“跨世纪”丛书中,文学扮演着一个有些不同的角色。199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跨世纪文丛”。陈骏涛先生撰写的“缘起”表示,该文丛“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一说法中对于文学在新世纪必然诞生“新格局”的确信,与其他的“跨世纪”丛书别无二致。但该文丛中所收录的作品,如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苏童的《红粉》、格非的《唿哨》、叶兆言的《去影》、余华《河边的错误》、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却大都带有强烈的先锋色彩。现代化意识形态所预设的那种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正是这些作品所要否定的对象。在“跨世纪”的出版大潮中,这一文学丛书较之科技丛书的差异,恐怕来自1990年代末文学在市场化冲击中的寂寞艰难处境。文学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想象中的特殊位置于焉显现。 “曙光之争”的第三重特殊意味,在于其中时间的同步性与时间的不同步性共存。时间的同步性,指的是地球上无论哪个角落都将跨入21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叙事模式是中国的“古老”与西方的“现代”,中西之间的发展差异被转化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然而,在对于“曙光普照”的反复呼唤中,“中国与西方将在同一天进入21世纪”这一事实则似乎成为一种中国将与西方齐头并进的寓言,在中国人心中激发出强烈的平等感受。无论是当时各大媒体所刊发的庆祝稿件,还是各地举办的庆典活动与发行的各种纪念品,“全球”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全球同步、全球直播、全球共祝等等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高频词汇,而这种全球性正是由现代信息技术所支撑的;大量跨世纪庆典都不止有中国人参与,而是必然有“中外来宾”;在由新华社摄影部编辑、福建省邮资票品局发行的《千年曙光·世纪财富》纪念册中,所展出的正是世界各国的钱币、邮票和建筑风光图;“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项目由中国少年报社在1996年发起,计划要在2000年时在全国建立2000个“手拉手地球村”;1999年12月31日,在山东泰山举办的千年庆典中,不仅有全国56个民族的代表参加,迎取港澳台同胞设计制作的“龙珠”,还邀请了999位全球华人代表出席,更成为“全球千年庆典直播”的一部分;12月31日当晚,南方航空公司总裁乘坐南航飞越太平洋的航班,进行跨世纪飞行……在展望新世纪时,“全球”之间的交流互动被普遍视为应有之义,对照于1990年代末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美声浪,这种对于“全球化”的热情拥抱显示出别样的含义。时间的不同步性,则指的是全球各地曙光所降临的具体时间有先后。这种先后顺序由自然条件所决定,不受经济发展或地区知名度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能够早早迎接曙光的地区是“东方”。于是,“曙光先从东方出现”又被移情为中西之间的较量,并寄寓了中国将在新世纪引领世界潮流的期待。 当今天的我们回望1990年代末关于“跨世纪”的种种强烈企盼和夸张想象,必然觉得其中不无荒诞。已经成功“跨过”世纪的我们逐渐意识到,新世纪确实和旧世纪不那么一样,却并不全是如“曙光”般充满美好和希望。“新世纪=曙光”的发展主义愿景、由科技所引领的进步动力,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同步”(甚至可能领先一步)跨入新世纪的全球化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第一缕曙光”的牵动人心的力量。进入21世纪,人们却发现,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铺开所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而且也并不会永不停息地持续下去。围绕着“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各种故事是天真幼稚的,但它曾铭刻下一种想象未来的历史激情。当我们寻觅人类社会未来的“曙光”时,这份激情或许将成为持久的精神养料。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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